文章导读
2021年5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 录 1．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1 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6 对提高人民银行专项。
（一）农民工总量减少，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
2020年，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各项稳就业政策不断落实落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农民工就业保持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规模为上年的98.2%。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比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上年减少399万人，下降3.0%。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在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9907万人，比上年减少1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6、1.3、1.8和1.0个百分点。
（二）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减少最多，占到减少总量的一半以上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10124万人，比上年减少292万人，下降2.8%，占农民工总量的35.4%；中部地区输出农民工9447万人，比上年减少172万人，下降1.8%，占农民工总量的33.1%；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8034万人，比上 年减少17万人，下降0.2%，占农民工总量的28．1%；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955万 人，比上年减少36万人，下降3.6%，占农民工总量的3.3%。东部地区农民工减少量占到全国农民工减少总量的56.5%。
（三）在东部地区务工人数减少最多，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132万人，比上年减少568万人，下降3.6%，占农民工总量的53%。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076万人， 比上年减少132万人，下降6.0%；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179万人，比上年减少212万人，下降3.9%；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223万人，比上年减少195万人，下降4.4%。在中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27万人，比上年增加4万人，与上年
基本持平，占农民工总量的21.8%。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6万人，增长1.7%，占农民工总量的22.0%。在东北地区就业农民工853万人，比上年减少42万人，下降4.7%，占农民工总量的3.0%。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有所下降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 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7.0%，有配偶的占79.9%，丧偶或离婚的占3.1%；有配偶的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8.1%，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1.1%，下降0.2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1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1%；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6.8%， 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4.2%。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 占55.4%，高中文化程度占16.7%，大专及以上占12.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 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5%，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提高0.5个百分点。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均为6.5%，下降0.4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其他行业中，从事 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比重有所增加。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1%，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
民工比重为27.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3%，下降0.4个百分点。
（二）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长2.7%；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 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长3.0%，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三）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其他地区
分地区看，在各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均有增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51元，比上年增加129元，增长3.1%；在中部地区就业 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加72元，增长1.9%；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加85元，增长2.3%；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74元，比上年增加105元，增长3.0%。
（四）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最快
分行业看，农民工就业集中的六大主要行业月均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从事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814元，比上年增加147元，增长3.1%；从事建筑 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699元，比上年增加132元，增长2.9%；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 工月均收入3358元，比上年增加69元，增长2.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532元，比上年增加60元，增长1.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387元，比上年增加50元，增长1.5%。
（一）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1.5平方米，比上年提高1.1平方米，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增加。分城市规模看，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小，人均居住面积越高。2020年，进城农民工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为16.9平方米，在500万人以下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均超过20平方米。
（二）居住设施继续改善
进城农民工户中，居住住房中有电冰箱的占67.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有洗衣机的占68.1%，提高2.0个百分点；有洗澡设施的占85.4%，提高1.7个百分点；有独用厕所的占71.5%，提高1.9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4.8%，与上
年持平。拥有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进城农民工户占30.8%，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
（一）3-5岁儿童入园率有所提高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入 园儿童中，28.9%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37.2%在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在校率与上年基本持平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4%，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1.5%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12.4%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7.0%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7.1%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上学面临的问题有所改善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47.5%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本地升学难、费用高、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29.6%、26.4%和21.5%。其中， 本地升学难和费用高认同率较上年分别下降了4.6和2.5个百分点，孩子没人照顾的认同率较上年提高了6.0个百分点。回答学校师资条件不好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较快，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
进城农民工中，41.4%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3.3%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其中，23.8%表示非常适应，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仅有1.2%表示不太适应和非常不适应。进城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生活的归属感较上年均有提高，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在100万-300万人城市农民工归属感提高最多，在50万人以下城市农民工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的比重提高最多。
（二）进城农民工业余生活满意度提高
从进城农民工对业余生活的满意度看，60.5%表示对业余生活非常满意和比
较满意，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36.1%表示一般，下降6.2个百分点；3.4%表 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下降1.4个百分点。
（三）进城农民工参加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的活动更加积极
在进城农民工中，29.3%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3.9%经常参加，25.4%偶尔参加。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 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4.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5.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从2005年起，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每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下简称捐献活动）。参加捐献活动的党员、群众和单位数量从2005年的103808人、1909人、1059家，分别增加到2020年的1203762人、253461人、6886家；捐款金额从2005年的680.62万元增长到2020年的11093.52万元。善款使用始终聚焦帮扶困难群众，持续在助医、助学、助老、助残、助困等项目上精准发力，着力提高精准性、及时性、有效性，受益人数从2005年的4596人增加到2019年的36983人，切实发挥了救急解难、 雪中送炭的作用。2014年，捐献活动荣获“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2020年再次荣获“中华慈善品牌”项目奖。
与一般慈善活动相比，捐献活动除了具有自愿性、民间性、社会性等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这为“十四五”时期立足新发展格局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生保障和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捐献活动成为慈善北京的品牌项目，与民生政策对接，精准救助，精准帮扶，完善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80%，山地面积占87.2%，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龙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开展生态扶贫，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扶贫”四位一体融合发展，成功走出一条资源变资产、文化变资本、农家变旅馆的乡村振兴之路，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和乡村治理新机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辩证统一的“龙脊模式”。全县35%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9.9%降至0.26%，5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18年整县顺利摘帽。其经验为各地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龙脊梯田景区占地面积约为70.16平方公里，范围涉及10个行政村，境内居民2700多户、1万多人，是以梯田景观资源为核心，集自然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山地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国家4A景区，是广西旅游的一张响亮名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梯田入股，资源变资产。龙脊梯田是“天上洒落的人间仙境”，如何“不让群众守着金碗讨饭吃”？2001年龙胜县引入旅游公司开发龙脊梯田。2003年大寨村与旅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村民采取梯田入股参与旅游开发，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统一运营管理，每年将景区门票收入的7%返还村里给村民分红，村民按要求维护梯田，获取分红收益、劳务收益、耕种补贴等。随后平安村、古壮寨也通过梯田入股形式与公司合作开发梯田。随着景区旅游快速发展，群众收入年年大涨。到2019年，大寨村年人均收入达到15000多元，村集体分红由2003年的2.5万元增长为2019的720万元，村民最多可分到5.8万元，最少可以分到3000多元。
歌舞表演，文化变资本。“如果连梯田都没有，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龙脊梯田山脚下的金江村黄洛瑶寨，依托地处景区旅游线的优势，在政府的引导下，改编瑶族歌舞，引入旅游公司合作开发民族文化。村民以歌舞入股，负责排练和演出，旅游公司做好宣传营销引入团队游客，门票收入的
60%归村民所有。2019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仅歌舞表演分红就达到659.42万元。 通过旅游开发，黄洛瑶寨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成为旅游脱贫的典范。
木楼整修，农家变旅馆。在梯田旅游的带动下，企业承租农民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农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旅馆。金竹壮寨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引入旅游开发公司承建烧毁的木楼，之后交由公司统一管理运营，每年每栋楼屋主收益租金1万元，年底户主与全寨村民均享受分红，30年后房屋返回给村民。当地通过引入公司，破解了木楼重建的资金难题，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资源，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在景区务工、参与民俗表演等形式获得租金收益和劳务收益。
龙脊景区村寨通过梯田入股、歌舞表演、木楼出租等合理设置分红比例，农民实现一“地”收四金（劳务收入、耕种补贴、分红、农产品销售收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让贫困群众由旅游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造血工程”。
龙脊景区根据旅游市场需求变化，充分运用“旅游+”思维，推进旅游与文化、与生态、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乡村治理的新机制。
农旅文旅融合催生产业新业态。龙脊景区在做好梯田休闲、观光游产品基础上，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和民族文化，推进农旅、文旅融合。根据不同村寨、时段、民族等元素，因地制宜策划、举办“龙脊梯田文化节”“开耕节”“红衣节”“晒衣节”“辣椒节”等系列民族节庆活动，推动金竹壮寨、黄洛瑶寨等一批特色村寨建设，引导群众发展辣椒、罗汉果、百香果等特色种养业，开发插秧摸鱼、瓜果采摘等农耕体验活动，推出凤鸡、翠鸭、龙脊茶、龙脊辣椒、地灵花猪、红糯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皇金菊等有机食品，打造功能多样的文化旅游新业态、新产品。龙脊围绕旅游需求，通过业态创新、文旅融合，带动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催生了新产品、新服务，推动旅游全面提档升级，农业产业、农产品加工的扩容和商贸物流、生活服务的提质，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产业新模式。围绕旅游“吃住行游娱购”等六方面要素，不断改善产业供给体系，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实施龙脊景区循环路、全县生态旅游扶贫大环线、龙脊创5A工程等重大项目，新建一批高标准的观景平台、停车场、旅游集散中心、咨询服务中心、标识标牌等，推动旅游环境提质升级；
出台系列免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当地群众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引导村民参与民俗表演、售卖特色商品；开展厨师、导游、蜡染、刺绣等各类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引入企业、社会资本打造高端民宿，培育旅游服务新业态，促进形成较为成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配套发展体系，让更多群众搭上“旅游车”、吃上生态饭。目前，仅龙脊景区内的金江、平安、大寨等村寨就有民宿和农家旅馆400多家，床位超过1万张，其中大寨村70%以上的村民都开办有民宿、酒店和农家乐，最高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每年吸引游客就地消费6亿多元，致富效应明显。
共建共管催生乡村治理新机制。依托旅游开发，龙脊景区走出一条各利益主体齐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善治之路。龙脊管理局代表政府负责景区的规划建设，制定梯田景观保护、民宿规范、建房管理等方面管理办法，并与村寨签订村规民约，实现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龙脊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统一运营和管理、宣传营销，以门票的10%分红村民，同时对村民保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传统建筑风貌、梯田农耕方式、生活习俗等的保护，给予一定的奖励；村委会成立梯田维护管理小组、组建房屋建筑保护委员会，发挥寨老制的作用，对破坏梯田、违建行为进行约束，并要求村民按照规范管理梯田；村民则根据要求采用传统的农耕手段保持对梯田的耕种，严格保护生态水源涵养林，各项日常生活服务于旅游开发。通过治理创新，龙脊景区形成了旅游兴则大家兴、旅游衰则大家衰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龙脊模式”为各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要在推动市场化运作激活乡村资源上下功夫。龙脊经验表明，必须依靠市场才能打通资源资本化道路。“十四五”农村发展潜力巨大，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是关键。当前，广西一些地方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够重视，缺乏市场主体进入，导致农村资源得不到充分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不牢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核心，资源激活是关键。为此，在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中，应高度重视市场化在乡村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引导更多市场主体进入农村，通过创新市场机制引导和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集聚，搭建城与乡、工与农、集体与农户、财政与社会等多方资源高效融合推动乡村发展的渠道；要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市场功能发
挥，推动小农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升农业农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在融合创新培育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上下功夫。龙脊经验表明，只有围绕
市场需求进行融合创新培育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形成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当前，广西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但乡村产业振兴基础仍不牢固，一些地方扶贫产业缺乏特色，一些地方产业发展链条不长、竞争力不强。因此，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着眼于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展，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电子商务等多产业跨界融合；要以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或“隔二连三”，实现产业链相加；要以休闲旅游、产销直供、消费体验和个人定制等为方向，实现供应链相通，形成前后相连、上下衔接的庞大产业集群；要以信息技术和电商平台为手段，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二三产业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要在创新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利益联结机制上下功夫。龙脊旅游开发中，通过机制创新推动价值链分配的重心向上游农户倾斜，将产业链条主体打造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极大地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群众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十四五”广西要始终将群众受益摆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突出位置，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强化扶志扶智，推动物质脱贫和能力脱贫双提升。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扶持力度，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还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好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有效衔接，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形成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和致富动力。
近三年来，人民银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党内法规赋予的职责，按照上级工作安排部署，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一）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实践
（二）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效应
主集中制，公开议事规则，对涉及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内容，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运作，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案件防范工作的有效落实。
从近三年来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实践看，还存在着一些应当进一步探索、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主动意识不很强
虽然近几年总、分行纪委每年都制定印发了专项监督工作要点和意见，但在中支这一级纪检监察部门依然存在畏难情绪和退缩心理，不想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有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够，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习惯于“坐、等、靠”，指望上级出个“意见”和“明确规定”，有了“尚方宝剑”，下面好“照单”执行。
（二）方式创新力不足
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存在抓手不多，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问题。有的监督过度依赖听汇报、调阅材料等传统办法，对如何做到常态化、近距离、可视化的专项监督，缺乏更深入有效的办法；有的监督重视发现问题，而轻视问题的整改，忽视监督的效果；有的面对监督难点避重就轻，缺乏结合实际创新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
（三）信息共享尚不够
目前人民银行系统内部组织开展的监督项目很多，如党委部门开展的巡察监督、纪委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审计部门开展的内控管理监督、业务部门开展的专项业务监督；这几个方面的监督由于信息交流共享没有很好地进行勾通，很大程度上都存在方式相同、内容相同、结论相同的交叉现象，如此就产生了监督者都负责，结果都负不了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四）监督效果不理想
目前，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依然是以查错纠偏、查漏补缺的真实性检查和对照制度执行为手段的合规性、合法性检查为主，提出的整改建议或措施常常就事论事，限于操作层面的多，机制建设的少，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缺乏必要的预警，监督成果运用渠道窄，使监督的效能和价值难以得到提升。
（五）能力素质需加强
专项监督内涵丰富、政治性、政策性强，对监督主体的能力素质提出较高要求。纪检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知识储备不足、开展专项监督的实践经验和工作积累欠缺、本领恐慌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从而影响专项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执纪问责准确度。
（一）强化监督意识
当前，人民银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善于从政治角度认识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准确把握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的关系，结合上级纪委专项监督工作部署和本单位党委工作中心，从实际出发，主动拓展专项监督工作思路，从专项监督中发现和分析落实全面从严治学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推动政治监督、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贯通协同、有机统一。
（二）创新工作方式
一方面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在《中国人民银行风险监督管理系统》中增加专项监督信息平台，在平台中设计事前、事中、事后等3个模块。主要是用于分行对中支安排工作任务以及中支开展专项监察项目，便于上级机关实时了解专项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另一方面在实务中，可探索建立专项监督“三层级”评估机制。通过引入量化分析，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将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促使专项监督工作方式和手段更加科学、可续，最终能够直观反映每项监督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
（三）共享监督资源
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修订“大监督”工作机制，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对相关监督检查内容实施资源整合，既可以解决检查项目多、任务重、监督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又有利于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岗位力量和检查特长，使监督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岗位人员在检查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同时还克服了多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项目及内容的重复检查次数
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又减轻了被查单位（部门）应对检查的过重负担。
（四）提升工作质效
（五）增强监督本领
农业的兴衰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效，各类粮食作物、蔬菜、水果、肉等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农业发展中还存在着同质化严重、产业不强、产业不适宜等问题，使传统农业生产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领域的普遍应用，智慧农业将会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18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林业、水利工程，推进物联网试验示范和遥感技术应用。”标志着智慧农业快速发展。利用高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农业，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当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一种新型农业模式与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
根据《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与信息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智慧农业主要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及传感技术，利用其技术可远距离操作、诊断、灾变预警等，之后根据出现的情况，结合专家库进行会诊，建立可视化通讯以及农业服务模式，对农业达到精准监控，改善设施农业建设水平，扩充农业专家知识库，并进行合理的分析等，实现农业生态的绿色化、标准化、网络化以及全智能化发展。相比传统农业，智慧农业包括物联网、农业信息服务、遥感技术、电子商务、农业休闲旅游等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云计算为载体，实现精准、智能化决策和远程控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2]。
智慧农业是包括智能化的监控、监测、实时图像和视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运用智能监控录像等设备和智能报警系统对农产品生产环境和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土壤养分、光照强度、温度、植物营养成分等，而且能精准获取作物生长的实时数据，为作物生长提供精准调控依据，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3]。利用决策系统中农产品的具体信息（物流和农产品的生长信息），可以提高农产品过程管理和控制的精细化、高效化、专业化、数字化。
农产品智慧生产管理主要体现在种植、养殖等环节，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不仅能结合环境生产要素，如水、肥、气、热等作物生长环境，而且结合专家系统作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使农业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可视化、智能化、简单化、现代化，是逐步将农业生产升级为工业生产的关键步骤，通过监测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提供理论依据[4]，改变传统农业模式现代化程度低的问题，如智能化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工厂化育苗等。在养殖方面有智能孵化器、智能养殖场，均是智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逐步由智能化替代人工化，在提高生产效率及降低人工成本方面意义非凡。
农业基础资源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主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和新型通信技术对农产品资源进行追踪及质量监督管理。精准获取农业基础数据和质量监管信息，通过可视化汇总和分类，实时有效了解数据的变化和农业形势，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指标，为做出决策和及时了解关键信息提供了可靠、精准的数据信息，并实时反馈，为农产品质量监管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撑及技术支撑，实现食用农产品生产、收购、销售、消费全链条可追溯。
农产品物流销售管理使经营者不仅能实时监控农产品的物流信息、物流环境和物流损耗，而且能借助云计算、5G等先进信息技术建立销售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科学决策和分析消费者的需求，根据物流与消费者需求情况，精准匹配，快速地应用于农产品物流销售决策中，提高效率，避免资源浪费。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关系，解决由于空间、时间信息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农产品宣传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互联网+”等模式，带动乡村消费、乡村旅游，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营销方式，并科学运用，对打通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5-8]。
目前智慧农业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充分重视，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智慧农业发展。未来智慧农业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低成本、智能化、简便化、协作化、可视化、整体化、经营开放化等方面。智慧农业不仅能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促进农业全面升级，推动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而且可实现智能生产差异化以及服务领域综合信息服务应用，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升级；以国家宏观信息为基础，运用信息技术对农业活动进行决策，通过帮助农民把握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对农产品市场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引导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农业不断发展。例如：种植生产过程中根据种子位置等运用自动高精度播种，根据作物生长耗水规律及营养规律等运用自动灌溉系统、施肥系统等，均实现全程自动控制，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实现可视化、自动化、智能化、便捷化控制。无人植保机的运用，实现了绿色防治病虫害及精准喷施，大大减低了生产成本及人工成本。在养殖业中，环境监控、定时定量投食、智能化除粪、疾病预防、安全屠宰和质量溯源均通过智慧农业平台轻松实现。因此，要从关键技术的突破、社会共识的达成以及整体规划等方面入手，推动智慧农业的长远发展[9-14]。
“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受政府的支持。
从国家层面到省市级层面，从省市级到乡（镇）级层面，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到西北内陆欠发达地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我国智慧农业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及特点，进行了区域化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精准农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5G技术等正在应用于各个农业生产管理及经营领域。但我国智慧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者普遍素质不高，思想认识不足，生产经营过程中成本过高是制约发展的重要瓶颈，解决这些不利因素制约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15]。
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生产规模偏小，经营范围单一且分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水平偏低，高学历人才在农业领域严重匮乏，
但智慧农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对人才素质、专业领域、设备、信息等均有较高要求，而我国主要的农业从业者老龄化严重，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不断流出[16]。农村留守人口基本上以老年人和儿童、妇女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特别是农业信息化接受度低，互联网普及率偏低，思想认识不足，农业生产模式落后，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这是导致智慧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代农业科研体系处于发展中，研发投入不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农户、企业、合作社等未能建立统一的体系，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落地转化[17-19]。一方面，农业需大量长期投入，农业科研进展相对缓慢，无法在短期内运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力度不大，地域差异明显，没有形成高效分类的运行体系，在实际推广中没有统一标准，致使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受到限制。
高素质的专业农民是智慧农业发展的动力，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加大农
业科研投入，建设农业科研高层次人才队伍，确保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要加大政策指导、资金投入、物资的集成、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支持智慧农业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全方位、多渠道加大智慧农业宣传力度，出台奖励政策，进而鼓励农民主动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同时，加强农业院校与产业间的无缝衔接，定期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逐步完善农民的专业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化农业高素质人才队伍，并带动企业及相关人员加入到现代农业发展队伍中，为智慧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21]。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组建高素质的农业科研队伍，建立现代农业科研体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内生动力。同时，建立以龙头企业为重点，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为单元的现代农业科研体系，推进“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吸纳优势科技资源，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加快产业对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现代智慧农业发展。
信息化建设需要多学科合作，更需要统筹规划。
必须通过现代信息媒介，创建智能农业信息平台进行数据互连和共享，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及时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通过大数据以及云运算等技术，深度挖掘信息资源，提高农业产业化建设质量。政府应加大投入，提升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促使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2]。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主要包括引水、蓄水、灌溉等方面，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绿色灌溉。加快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及成果转化，增加市场投入，加强农业机械设备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积极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实现精准化、智能化和科学化的远程控制农业生产管理。
三天前，四川省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四川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农业大省，与全国一样，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既事关四川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深度，更事关四川“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度。
可以说，乡村振兴局一出生就要担当重任，也必然会遭遇不少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怎么看已经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怎么巩固和拓展这些成果？如何在此基础上确保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如何确保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看，怎样的衔接才有效？推动有效衔接已经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遇到哪些困难问题？下一步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这些新问题需要包括乡村振兴局在内的方方面面合力思考研究，共同在理论和实践上给出答案。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我们认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衔接工作难度不小。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虽然都聚焦乡村发展，但也差异明显——脱贫攻坚是特殊性、局部性和紧迫性的战略安排，而乡村振兴是综合性、整体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选择。两者在政策目标、作用对象、施策方式等方面有显著不同，这必然导致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应对挑战，既不能仅靠简单的战略递进或政策并轨，把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后直接照搬照抄，也不能忽视相关政策的延续性，导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出现政策断层。在此背景下具体该怎么看、怎么干，直接推进衔接工作的各级各部门，都迫切需要能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操作价值的科学建议。
在实地调研和《报告》撰写时，我们选择了“人”“产”“村”三个维度切入，在筠连县侧重调研“人”如何衔接，在石棉县侧重调研“产”如何衔接，在利州区侧重调研“村”如何衔接。在过渡期背景下这三个维度各有其特定含义：这里的“人”不止于村民，还包括帮扶队伍、基层干部、下乡投资的城里人等，涵盖方方面面参与乡村振兴的力量。“产”不等于农业，而是指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乡村经济产业体系，以及越来越精细的乡村经济组织方式。“村”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承载着更多功能的新空间新社区。我们认为，“人”“产”“村”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是干好工作的基础；“产”的勃兴是保障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的关键；“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资源配置的载体，是吸引“人”聚集“产”的保障。“人”“产”“村” 也是推动有效衔接工作的难点所在。比如，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徙是短期不可逆的趋势，脱贫攻坚阶段的外部支援又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如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长久稳定的人才支持？比如，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虽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出现产业低质同构等挑战，该如何应对挑战、逐步建立起有特色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再比如，经过脱贫攻坚战的洗礼，已脱贫的村面貌焕然一新，其他村特别是与之相邻的村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愿望特别强烈，有限的资源如何更好配置以发挥更大作用等。
《报告》始终坚持“跳出来”这一原则，将一个村的问题放在乡、县、市乃至更大的空间维度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拓展认识，将乡村振兴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系统思考，进而更加开放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针对帮扶力量的问题，《报告》建议学习广东、浙江等地经验，推动帮扶力量从“行政主导”转向“行政和社会力量并重”，积极引导社
会化、市场化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比如，针对种养业向深加工延伸的问题，《报告》建议由市县从“区域”而非“乡村”层面谋划，立足跨区域视角布局深加工企业，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工厂“吃不饱”、加工环节同质化竞争。再比如，针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报告》建议至少以县域为单位，在包含县城、若干个乡镇和广大乡村的整体范围内，统筹考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梯次布局，进一步推动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等。“跳出来”其实也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方法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思考和完善不同阶段“跳出来”的不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其它调研相比，川观智库与省社科院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研究中心的此次联合调研，更加注重“调”和“研”的多元视角和无缝衔接，专家学者、地方党政领导和媒体智库各自发挥优势，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用不同的思路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精准地发现问题、筛选问题，更加有效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样本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不代表相关市县乡村在衔接工作中存在什么疏漏或失误。可以说，这些问题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历史进程中很多地方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些问题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的阶梯，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
为有效推进工会常态化经审监督体系建设，2020年6月至8月，安徽省总工会经审会主任带领专题调研组深入安庆、马鞍山、六安、铜陵、芜湖等地调研，通过召开市（县、区）工会工作座谈会、深入基层工会走访和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摸清底数、掌握实情，全方位了解各地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针对经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之策。
近年来，安徽省各级工会经审会坚持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在服务工会改革发展大局、促进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保障工运事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工会经审工作的“保驾护航”作用。组织基础不断夯实。全省各级工会领导高度重视经审工作，支持经审会独立开展审查监督，省总工会党组会和主席办公会定期听取经审工作汇报，研究解决经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经审组织建设方面，各市级工会经审会主任全部按工会同级副职配备，经审办列入机关编制；在105家县级工会中有77家建立健全了经审组织，配备了专兼职经审干部。
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各级工会按照《中国工会审计条例》《关于加强工会经费审查监督工作的意见》《安徽省市级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等要求，着力推进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审计人员行为准则、审计操作基本规范、审计整改落实、社会力量参与工会审计等相关制度，工会经审监督制度体系日趋完善，有力推进了工会经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
审查审计延伸覆盖。各级工会经审组织坚持“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边提高”原则，充分发挥经审组织的“治已病、防未病”作用，提高了资金使用绩效。2019年，全省市、县两级工会经审组织开展同级审计，提出审计意见建议379条；延伸审计下一级工会637家，提出审计意见建议2233条；对29家工会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情况实施审计，提出审计意见建议157条；开展工会经费计拨审计，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欠缴、漏缴单位及时补缴入库工会经费181.18万元；对20个工会建设项目实施审计，核减建设资金43.55万元。
经审工作创新发展。全省各级工会经审组织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积极探索新时代经审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合肥、芜湖、蚌埠等市总工会出
台了特邀审计员管理办法，宿州、马鞍山等市总工会结合实际配套出台了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工会审计实施办法。淮北市总工会在全市工会系统组织开展基层工会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清查，并在市纪委监委的支持下将清查工作纳入市委巡察范围。六安市总工会与财政、审计等部门联合对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提高了工会经审监督的权威性。黟县、霍山、泗县等县级工会主动加强与同级纪委监委、审计和财政等部门的联合联动，通过采取联合审计、联合检查等方式，指导基层工会管好用好经费。
近年来，安徽省各级工会在推进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新时代工会经审工作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审计力量有待进一步充实。调查结果显示，全省16家市级工会经审办中仅有5家配备了2名以上专职经审干部，市级工会专兼职经审干部中具有审计、财会初级以上职称的占比为57.14%，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仅为28.57%。105家 县级工会经审办中仅有56家配备了1名以上专兼职经审干部，县级工会专兼职经审干部中具有审计、财会初级以上职称的占比为21.33%，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仅为5.33%。各级工会兼职经审干部较多，部分兼职经审干部身兼数职、精力有限，且专业水平不高，工会审计力量还需进一步充实。
审计手段有待进一步更新。随着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的全面推广，工会经费总量稳步增长，工会开展活动日益丰富多样，工会经费审计监督呈现出体量大、项目多、内容杂等特点，审计监督覆盖面需再扩大，审计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调查发现，有的基层工会在审计工作中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一直沿用传统的以查错纠弊为主的财务收支审计，审计手段仍停留在“看凭证、翻账本”等传统方法上，不能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审计手段实施审计，动态跟踪工会经费收管用情况，导致审计质量和效率不高。
审计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调研发现，在基层工会审计实务中，有的经审干部因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不强，对审计发现问题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建议，使审计效果大打折扣；少数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压得不紧不实，存在重审计、轻整改等问题，对审计成果运用不够重视，审计发现问题未能及时有效整改，导致一些问题屡审屡犯现象时有发生。
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工会经审工作重要性认识。各级工会要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工会经审工作的性质、职能和作用，提高对经审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使各级工会领导充分认识到经审工作是《工会法》赋予工会组织的法定职责，是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有力保证，是工会开展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而大力支持工会经审会依法独立开展工会经费审查审计工作。同时通过政策宣传，增强工会领导自觉接受审查监督意识，纠正经审工作可有可无、经审工作就是专门挑毛病的错误认识，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经审部门履行审查审计监督职责是加强工会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措施，是对工会干部的最大爱护和保护。
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工会经审组织建设基础。
提高审计质量，推动工会经审工作提档升级。
效能，促进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加大工会经费预算审计力度，指导基层工会科学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强化从资金源头到使用终端的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工会经费管理使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加大对重大政策落实、重点资金保障、重大活动组织、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审计监督力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工会基本建设和维修改造工程的竣工结算、决算审计，促进建设资金规范使用和效益最大化；加强对劳模慰问资金、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送温暖资金、扶贫资金等专项资金的审计，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加强对工会企事业单位财务和资产管理审计，确保工会资金安全和资产保值增值。
创新经审模式，探索实施规范审计的新路径。各级工会要在现代信息技术与经审业务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加快工会经审信息化建设步伐，创新工会经审工作技术、手段和方法，探索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实施审计的新路径，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查核问题、评价判断和宏观分析问题能力，使审计监督的链条更长、范围更广、更具长效性。同时，省总工会经审会要在构建全省工会经审工作交流平台、指导基层工会加强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上出实招求实效，充分发挥工会经审组织的“免疫系统”作用，提高经审工作为工会发展全局“保驾护航”和服务能力。
推动整改落实，持续深化审计成果运用。各级工会要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机制，压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明确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审计整改的第一责任人，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被审计单位及时整改到位；深化审计成果在加强工会干部管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重大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运用，将审计意见整改落实情况作为上级工会对被审计单位工作业绩考核、评先评优、推荐表彰、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重点督查基层工会财务审查审计结果向职工公开，切实发挥职工民主监督作用。同时，注重审计效能的发挥，加强审计成果综合分析与有效运用，针对审计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找准“症结”，开出“良方”，精准施策，从源头堵塞漏洞，提升工会经审工作整体水平。
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河南省南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河南省关于“三农”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四优四化”为重点，合理优化农业布局，科学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培育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在产业发展上，重点培育了“八大产业”
（二）在农产品加工业上，形成了以粮油、畜产品、果蔬、纺织为主的加 工经营格局
（三）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上，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
8000元，吸纳3万多人从事相关产业。
（一）产业链方面
遍关注的问题。
（二）价值链方面
（三）供应链方面
（一）在延伸产业链方面，坚持“三个着力”，培育新动能
（二）在提升价值链方面，坚持“三个强化”，厚植新优势
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成长，加快推动南阳农产品加工业以精深加工为方向，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效益提高转变迈向中高端水平。如，在高品质粮油制品方面，增加专用粉、功能性淀粉等食品以及保健、医药等方面研发，开发谷朊粉、小麦胚芽片、小麦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玉米油、花生油、专用油等新品种，扩大精炼油和专用油比重，开发提取蛋白产品，发展高附加值MM豆、花生巧克力、鱼皮花生等休闲食品、高端西点食品配料、餐饮食品佐料、调味品等，不断拉长加工链条。
（三）在打造供应链方面，坚持“三个提升”，增添新活力
为了解辽宁省锦州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营企业家成长状况，5月初，锦州市委统战部、锦州市工商联联合市检察院、税务局、锦州市市社会主义学院、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农发行等组成调研组，对锦州市7个县（市）区开展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活动。本文在此次调研基础上提出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从五个方面分析当前地方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关于人才问题。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还是中小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想扩大生产，引入企业发展所需人才，但是没有门路找到相应引入人才的机构。企业面临着如何留住人才的问题。调研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家谈到，即使引进了人才，因为薪资、环境和自身发展等问题也无法留住人才。另外，加强人才中心的建设问题。部分民营企业家反映，县市区人才中心只负责档案的寄存与管理，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服务。而且，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集中反映在建筑行业和制造业。
在资金问题方面，我们认识到，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但是在调研中，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谈到因为缺少资金或者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企业无法继续扩大生产，影响到了企业的直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缺少资金的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同时，金融贷款机构仍注重以抵押物和担保的方式进行放贷，导致中小微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从金融机构得到所需资金。部分中小微企业对金融机构放贷的政策程序不是非常了解，影响到了企业的融资。
对于营商环境问题，历经全面深化改革和“重、强、抓”专项行动，锦州市对营商环境进行了集中整治，软环境已经大为改观，之前企业反映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不良作风老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企业办事的难易程度确有很大不同，具体反映在规模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起来，熟人、熟路办事有基础，小微企业由于政策和操作的不熟悉，办事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说到商会、协会问题，不得不提到目前基层工商联人员少的问题。除了日常工作外，其它作用基本没有发挥；商会、协会也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成立门槛低、运行不规范、基本无监管、基本没有党组织等。
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初、高中学历占比很大。家族式企业居多，用人唯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造成一些高级人才难以引进，导致民营企业缺乏现代管理、科学决策和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发展受限；民营企业中，中小企业居多，技术装备落后、产品档次低，对外合作交流不够，缺乏市场竞争力。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对锦州民营企业发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短期建议方面，集中组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针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进行政策宣讲。编办应对地方机构调整和相关部门职能变更的情况，及时在当地政府网站进行系统公示——方便民营企业到政府职能部门办事；税务部门应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做系统讲解，重点放在如何操作实施——方便民营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另外，地方政府应落实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兑现招商时答应而没有落实的承诺，加强政府与民营企业的“亲清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市）区好的做法，如“1+12”工作模式的经验，加之精炼和完善，使之在全市推广；市委、市政府在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之前，充分征求民营企业家及相关学者意见，使政策能够有的放矢；职能部门真正转变工作作风，主动为企业服务，建立长期机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提高民营企业家自身素质。多开展教育实践方面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家到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实施民营经济“培训计划”，加大对民营企业家和大学生创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建议设立企业家培训基金。聘请省内外优秀企业管理人才和各行业技术人才，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培训；鼓励企业与院校结对子，引导企业与大中专院校建立联系，定期组织员工培训和选派优秀人员到大专院校接受系统深造，努力提高管理者科学管理的能力。
为深入了解国家及天津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在天津台资企业的贯彻执行情 况，以及台资企业对天津税收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排忧解难，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联合台盟市委会，在市政协港澳台侨专委会和市台办的具体指导下，开展了台资企业税收工作专项调研。
（一）天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台商台胞投资安居的乐土
海峡两岸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深化融合发展是两岸同胞心之所向，利之所系。多年来，天津为台商台胞投资兴业、创业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优越宽松的政策环境，截至2020年7月底，天津市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2483家，合同投资总额176.66亿美元，合同台资额119.39亿美元。2020年初，天津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津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具体措施》。国庆节前夕，第十三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暨2020年天津
（二）税务部门助力各类市场主体，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很多市场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境。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国家和天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天津税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并在全市税务系统开展了以“护苗促发展，税收在行动”的集中行动，面向广大市场主体讲政策、问需求、解难题、听意见。
（一）确定调研内容
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与台盟市委会共同商定调研提纲，确定调研主要内容是：了解国家及天津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在本市台资企业的贯彻执行情况，了解台资企业对天津税收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为台资企业排忧解难。
（二）确定调研对象
市台办及相关区台办综合分析台资企业情况，初步筛选21家中小微台资企业为建议调研对象。市税务局有关部门运用税收大数据综合分析企业生产经营
和纳税情况，最终确定其中18家企业为调研对象。
（三）主要调研形式
市税务局税收科研所联合6家区税务局，一对一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走访5家台资企业。组织召开税务部门代表、台资企业代表、财税专家代表参加的专题税收调研座谈会，台盟市委会、市台办、市税务局、市台联、市政协港澳台侨专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人民网—天津频道”“网易天津”对座谈会进行了报道。
从目前我们开展调研的情况看，大部分在天津投资的台资企业，2020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如原材料采购受阻、海外订单减少、用工困难、资金周转不畅等，在企业自身努力和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帮助支持下，普遍享受到了国家和天津市给予的减税降费红利，生产销售逐步恢复正常，企业经营者对天津今后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对本市营商环境非常满意。就税收工作而言，众多台资企业一致对税务部门的工作表示满意和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税企沟通渠道顺畅
各级税务局通过微信公众号、税企微信群及短信平台等方式宣传税收政策及时到位。有的税务局制作视频培训课程，通过钉钉等新媒体平台举办纳税人网络“云课堂”，围绕企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出台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办税操作方式等进行深入解读并开展线上互动交流答疑，做到线上线下培训紧密结合，让企业“少跑路、线上问、随时办”，灵活多样的方式得到了企业的广泛好评。截至2020年10月，市税务局已发布各类专题视频88期，实际操作类136期，直播类培训1000余场，8万余名纳税人接受了远程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一致赞誉。
（二）办税高效优质便捷
口退税政策，采取精简退税流程，提高退税速度等措施，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为小微企业开通退税绿色通道，内部加强部门协调及时调整退税流程，对外积极协调国库部门畅通“直退”渠道，由纳税人“申请退”变为税务部门“主动退”。如河东区税务局针对某台资企业提出的出口退税办理速度较慢的问题，通过快速审批，简化退税流程，以“直退”的方式完成退税，扶持了企业发展，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三）政策落实不打折扣
业缓缴企业所得税款1.47亿元。
（四）解决困难积极协调
本着“份内事情精心办、份外事情尽力帮”的原则，内外兼顾，合力帮扶。对于税务部门职责范围的问题，本着办成事、促成事的责任心认真研究解决；对税务部门职责范围外的问题，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联络，牵线搭桥，促进沟通，帮助解决；对涉及市场主体之间诸如供销断链、资金短缺等问题，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等平台的优势，多措并举共克时艰，合力护好市场主体之苗。
（一）有关税费政策精准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在台资企业税收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各类税费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财务和办税人员的宣传是比较充分的，也达到了预期的成效。但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宣传的渠道和力度还不够充分，加之企业内部沟通不畅，部分企业经营者对各类税费优惠政策的了解和知晓程度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不够明显。
（二）“票e到家”邮寄费用负担主体不够明确
“票e到家”本身是税务部门为方便企业购领发票，推出的一项便民办税措施，受到了纳税人的广泛好评。由于尚未明确邮寄费用的支付主体，有的区税务部门用自有经费或政府支持经费支付，对企业而言是免费的；有的区税务部门由于经费不足，而由企业支付费用。有的纳税人对这一情况了解不够全面，因此产生疑义，甚至误认为个别税务部门落实政策不到位。
（三）有时税务软件升级比较频繁
由于税务软件受税收政策更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系统升级频次相对比较频繁，操作不够便利。有企业办税人员反映，升级频次较多，有时遇到系统升级时，一些涉税服务无法及时办理，在线等待的时间相对较长。
（四）税企银三方联动机制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在召开的台资企业税收调研座谈会上，有的专家学者提出，目前税务部门、市场主体与金融机构三方的联动机制取得明显成效，还可以再更深层次开展金融和税收创新，开发更多的有关税企贷方面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税务和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
（五）台籍人员办理代开发票业务不够便利
有台资企业办税人员反映，台籍人员取得劳务报酬后，在办理代开发票业务时政策不够明确、流程和手续比较繁琐。
（一）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税收智 慧和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遵循的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形势的发展对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重要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税务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总结“十三五”税收工作、谋划“十四五”税收发展紧密结合，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依
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持续改进办税缴费服务、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以及不断优化税收执法方式和税收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提质增效。坚持“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当好企业的“服务员”，注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厚植有利于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税收营商环境，为更好服务“六稳”“六保”工作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中体现天津税务之为。
（二）加大税费政策的精准宣传力度，回应纳税人的相关诉求
税务部门具有联系市场主体直接广泛的优势。对台相关部门具有联系台商台资的独特优势。部门间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优势和特点，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在充分用足用好各类税收政策的同时，助推税收帮扶措施由“护苗”向“育林”层次拓展，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角，深入分析台资企业共性问题，研究推出惠及面更为广泛的帮扶和助力措施，精准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四）探讨进一步推进税企银联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台资企业快速 和健康发展
推动实现金融和税收创新，运用税务部门的纳税信用等级评级系统，结合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等级评价机制，为金融机构提供优质的客户群体，帮助在生产经营中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提供金融扶持，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遇到的实际困难。从长远角度看，金融机构可以向有资金需求、纳税信用优良的企业提供专项用于税款支付的金融产品（如“稳税贷”），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实现财、税、企、银共赢合作，促进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快速健
康发展和成长。
（五）强化风险管理，降低纳税人“纳税过错成本”
还责于纳税人是国家税务总局征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但这不意味着放任不管，税务部门要强化风险管理，降低纳税人的“纳税过错成本”。首先是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强化事中事后管理，从纳税人的日常纳税申报到年终汇算清缴；从企业的日常办税行为到与纳税有关的经济指标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其次，建立纳税人年度税（费）风险自主应对制度，将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实现风险管理由税务部门单纯事后纠错到纳税人事先预防和税务部门事后纠错相结合的转变，促进征纳双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共治共享。最后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对不同的税收风险分类提醒和集中推送，提醒纳税人及时发现和应对涉税风险，及时改正纳税错误，减少因非主观因素而犯错，采取“首违不罚”，从轻处理原则，最大程度降低纳税人非主观纳税过错成本。
新余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小城市办大职教”的成功之路，累计为社会培养了近40万名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新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全市共有职业院校13所，其中本科院校1所、高职院校3所、中职学校9所，在校生达7.5万人（较2016年增加3万余人，增幅达66%），教职工3400余人，各职业院校累计开设专业160余个。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新余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全国上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热潮中，我市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许多瓶颈，主要有用地瓶颈、投入瓶颈、师资瓶颈、生源瓶颈、专业瓶颈等。
人才，充分利用人社部门等的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扶持等专项资金，吸引更多毕业生留余就业创业。深化产教融合，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提出“两个一以贯之”重要要求，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中央、市委和市国资委部署要求，2019年下半年，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以职业经理人改革为核心的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需要不断创新思路予以解决。
通过围绕“改革效益、改革效力、改革效能、改革效率”对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成效进行评估，发现部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市场意识不够强、容错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常。
的基础上，通过开展“三项制度”改革专项学习答卷或有奖征集等活动进行广泛宣传，获得广大职工理解支持，营造人人争当改革先锋的氛围。
件。进一步简化实施市场化职业经理人改革的国有企业选拔干部程序，为赋予职业经理人更大经营决策权、人事任命权提供政策依据。
3月8日至10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调研组，赴荆州市公安县、松滋市两地，开展了以乡镇（街道）、村（社区）为重点的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调研。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初步总结了荆州市近年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有益探索，收集了基层意见建议，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了初步对策建议。
近年来，荆州市应急管理局突出乡镇机构、救援队伍、物资装备“三大件”，坚持向内挖潜与争取支持相结合，主动作为，奋力推进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呈现质的提升。
施和排涝抢险设备。
（芦苇）、防汛、城市排涝等救援训练，能同时容纳1000人左右训练。
近年来，荆州市应急管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等单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体现了“三牛”精神。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例，我们感到，荆州探索对全省有几点可资借鉴的启示：
级应急管理局干部编制最少的有50人，多的超过100人；全市灾害信息员全部调整到位，从市、县、乡民政部门转隶137人（其中原乡镇民政办127人）。
适时推介荆州经验。采取适当形式，继续总结荆州市有效做法，同步调研总结其他市州（如随州、宜昌等地）的有益探索，梳理若干可供各地借鉴的模式。今年适当时候在荆州召开全省基层基础建设现场推进会，重点推介荆州经验。
推动出台政策意见。争取省有关部门支持，组成联合调研组，赴省内省外开展调研，进一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探索加强基层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在
此基础上，跟踪国家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顶层设计和乡镇机构改革进展，推动出台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指导意见。
开展基层应急能力标准化创建。立足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应急救援职能，从机构名称、职能配置、人员队伍、物资装备、基础设施、经费保障、制度规范等方面，研究制定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指导标准及考核办法。
积极回应基层关切诉求。针对安全生产执法取证培训问题，充分掌握相关政策，加强全省需求调研，根据执法证培训取证相关规定，及时增列经费预算，从速安排培训班。针对乡镇应急站车辆、经费等问题，加强与省相关部门沟通，在省级事权范围内，推动问题解决。针对基层反映的部分泵站、涵闸等防汛设施年久失修的问题，建议举一反三，结合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当前乡村经济正处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更是促进“三农”繁荣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江苏省乡村生态环境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影响乡村振兴进程。因此，促进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刻不容缓。本文探究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原因，提出相关具体对策建议。
（一）生产污染
江苏省乡村经济包括一二三产业，对于农业来说，其生产造成的污染对于乡村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主要包括农业投入品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秸秆燃烧污染等。虽然目前江苏省对于农业生产正在不断进行规范和污染治理，但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农药化肥使用量还有待进一步减量化，2018年江苏省平均每公顷使用农药15.23kg，远高于全国生态示范 区建设试点标准（<3kg/hm2），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639.77kg，也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安全上限（225kg/hm2）。随着畜禽养殖的规模化程度提高，江苏省不 少地区都存在畜禽粪便露天堆放问题，且尽管近些年来，江苏省畜禽产品产量下降，但仍存在畜禽废弃物污染治理率、综合利用率较低等问题。在水产养殖方面，江苏省近年来未加大水产养殖强度，但仍需认识到部分地区渔民存在不科学、不规范用药行为。在秸秆利用方面，部分地区还存在露天焚烧行为，污染大气环境，尚未实现全面科学还田。此外，江苏省农膜使用量居高不下，维持在11万吨以上，农膜的回收利用率较低，与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随意丢弃一样，不断造成土壤、水环境的“白色污染”。
除了农业生产污染，乡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有不少属于污染排放性的工业企业，由于管制较为疏松，不少企业会不加处理排污，造成空气、水资源的污染，影响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此外，逐渐发展的第三产业，如乡村物流业、旅游业等，交通尾气的增多、外来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压力。
（二）人居生态环境问题
江苏省乡村人居生态环境还有很多不足，尤其是苏北地区，主要表现在生
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不完善、“厕所革命”部分地区不彻底、乡村绿化率较低等问题。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由于江苏省乡村经济在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其产生的生活垃圾却不断增多。总体而言，江苏省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较高，但仍有少部分地区缺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部分地区存在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陈旧垃圾无人处理的情况，同时，在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离做到有机、无害处理仍有一定距离。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存在较大不足。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年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仅占36.5%，苏南情况较好，达73.4%，苏中、苏北情况较差，分别为32.4%、23.6%， 尽管政府已经开始整治，但2018年总体水平仍低于70%。在“厕所革命”方面，户厕改造的较为完善，但苏北地区仍较为落后。且整体而言，对于公厕改造部分比较缓慢，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流动人口较多，公厕的改造应当重视。在乡村绿化方面，部分地区还未完善整体的规划布局，绿化覆盖较为缓慢，目前村庄的绿化覆盖率低于30%，远低于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
（一）乡村生态环境自身特性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和准公共物品特征。外部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于乡村生态环境来说，外部经济便是有一方维护了生态环境，但受益群众并不需要付费，因此从外部经济角度来说，村民作为“理性人”是不太可能做出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众利益的。而外部不经济，则是部分群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使得其他群体利益受损且得不到补偿的情况，这便解释了在市场环境下部分群众为谋私利破坏生态环境而不需要付出代价，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乡村生态环境是准公共物品，既可以有市场提供又可以由政府提供，而对于乡村生态环境来说，市场机制不完善，当缺乏政府管制时，就很可能出现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造成环境恶化。
（二）政府层面分析
从法律法规建设角度来看，江苏省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条例主要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环境。而乡村不同于城市，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乡村相关法律的缺失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执法部门也会因缺乏执法依据而存在执法无力感。在制度体系方面，部分地区存在“照搬照抄”的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不明显。同时，在管理和监督机制方面也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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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调研荟”系列№8（43篇）2021年5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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