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秘书专业系列479（43篇）2021年5月最新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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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秘书专业系列479（43篇）2021年5月最新调研报告汇编 2021年6月 目 录 1．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1 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

蓝秘书专业系列479（43篇）2021年5月最新调研报告汇编

2021年6月

目录

1．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

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6

对提高人民银行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实践与思考12

对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16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报告21

关于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24

关于加快南阳市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融合的调研报告28

关于锦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33

关于天津台资企业税收情况的调研报告36

关于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43

国有企业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和对策46

江苏省乡村生态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55

将服务群众寓于城市管理工作之中我市城管执法服务进小区调研报告60

金融支持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62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弘扬典型精神引领改革发展工作纪实70

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财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74

濮阳建设省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调研与思考78

全面提升城市休闲和旅游水平84

全面提升垦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调研与思考88

全球战“疫”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建议90

如何统筹衔接“四项监督”95

四川省监狱系统一体化综合评估系统的实践与思考98

北京三中院关于刑事财产刑案件强制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106

提升金融标准实施效果重要举措研究110

推进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11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研究122

邯郸以“两约”为抓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129

新时代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若干思考132

以产业兴旺助力镇域经济腾飞141

以地方红色资源为载体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144

我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研报告146

湖北省农业标准化发展现状及建议148

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金融纾困效果研究154

疫情影响下的投入产出网络、风险传导与政策应对164

宜宾“三农”工作重心历史转移调查与建议179

优化深化政务服务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185

在学史知史中提高“政治三力”190

找准服务定位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效能192

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基于特大型城市的思考196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思考212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217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21年5月7日）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减少，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

2020年，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各项稳就业政策不断落实落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农民工就业保持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规模为上年的98.2%。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比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上年减少399万人，下降3.0%。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在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9907万人，比上年减少1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6、1.3、1.8和1.0个百分点。

（二）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减少最多，占到减少总量的一半以上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10124万人，比上年减少292万人，下降2.8%，占农民工总量的35.4%；中部地区输出农民工9447万人，比上年减少172万人，下降1.8%，占农民工总量的33.1%；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8034万人，比上年减少17万人，下降0.2%，占农民工总量的28．1%；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955万人，比上年减少36万人，下降3.6%，占农民工总量的3.3%。东部地区农民工减少量占到全国农民工减少总量的56.5%。

（三）在东部地区务工人数减少最多，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

增加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132万人，比上年减少568万人，下降3.6%，占农民工总量的53%。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076万人，比上年减少132万人，下降6.0%；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179万人，比上年减少212万人，下降3.9%；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223万人，比上年减少195万人，下降4.4%。在中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27万人，比上年增加4万人，与上年

基本持平，占农民工总量的21.8%。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6万人，增长1.7%，占农民工总量的22.0%。在东北地区就业农民工853万人，比上年减少42万人，下降4.7%，占农民工总量的3.0%。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有所下降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7.0%，有配偶的占79.9%，丧偶或离婚的占3.1%；有配偶的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8.1%，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1.1%，下降0.2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1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1%；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6.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4.2%。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55.4%，高中文化程度占16.7%，大专及以上占12.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5%，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提高0.5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均为6.5%，下降0.4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其他行业中，从事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比重有所增加。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1%，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

民工比重为27.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3%，下降0.4个百分点。

（二）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长2.7%；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长3.0%，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

（三）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其他地区

分地区看，在各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均有增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51元，比上年增加129元，增长3.1%；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加72元，增长1.9%；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加85元，增长2.3%；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74元，比上年增加105元，增长3.0%。

（四）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最快

分行业看，农民工就业集中的六大主要行业月均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814元，比上年增加147元，增长3.1%；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699元，比上年增加132元，增长2.9%；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358元，比上年增加69元，增长2.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532元，比上年增加60元，增长1.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387元，比上年增加50元，增长1.5%。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1.5平方米，比上年提高1.1平方米，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增加。分城市规模看，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小，人均居住面积越高。2020年，进城农民工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为16.9平方米，在500万人以下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均超过20平方米。

（二）居住设施继续改善

进城农民工户中，居住住房中有电冰箱的占67.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有洗衣机的占68.1%，提高2.0个百分点；有洗澡设施的占85.4%，提高1.7个百分点；有独用厕所的占71.5%，提高1.9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4.8%，与上

年持平。拥有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进城农民工户占30.8%，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3-5岁儿童入园率有所提高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入园儿童中，28.9%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37.2%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在校率与上年基本持平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4%，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1.5%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12.4%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7.0%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7.1%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上学面临的问题有所改善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47.5%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本地升学难、费用高、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29.6%、26.4%和21.5%。其中，本地升学难和费用高认同率较上年分别下降了4.6和2.5个百分点，孩子没人照顾的认同率较上年提高了6.0个百分点。回答学校师资条件不好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较快，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

进城农民工中，41.4%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3.3%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其中，23.8%表示非常适应，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仅有1.2%表示不太适应和非常不适应。进城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生活的归属感较上年均有提高，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在100万-300万人城市农民工归属感提高最多，在50万人以下城市农民工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的比重提高最多。

（二）进城农民工业余生活满意度提高

从进城农民工对业余生活的满意度看，60.5%表示对业余生活非常满意和比

较满意，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36.1%表示一般，下降6.2个百分点；3.4%表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下降1.4个百分点。

（三）进城农民工参加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的活动更加积极

在进城农民工中，29.3%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3.9%经常参加，25.4%偶尔参加。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4.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5.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北京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十五周年调研课题组成员闫磊

（2021年5月31日）

从2005年起，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每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下简称捐献活动）。参加捐献活动的党员、群众和单位数量从2005年的103808人、1909人、1059家，分别增加到2020年的1203762人、253461人、6886家；捐款金额从2005年的680.62万元增长到2020年的11093.52万元。善款使用始终聚焦帮扶困难群众，持续在助医、助学、助老、助残、助困等项目上精准发力，着力提高精准性、及时性、有效性，受益人数从2005年的4596人增加到2019年的36983人，切实发挥了救急解难、雪中送炭的作用。2014年，捐献活动荣获“中华慈善突出贡献（项目）奖”，2020年再次荣获“中华慈善品牌”项目奖。

与一般慈善活动相比，捐献活动除了具有自愿性、民间性、社会性等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这为“十四五”时期立足新发展格局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是捐献活动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担当意识。在当年的活动倡议中，发起者明确写道：“我们深刻认识到密切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努力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关键所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捐献活动不仅建立起了党员与困难群众联系帮扶的渠道，密切了党群关系，更是成为汇聚党员力量、带动社会参与、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捐献活动历年设定的主题都与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重大事件紧密关联。例如：2019年的主题是“不忘初心、与爱同行”，既体现了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责任，也体现了胸怀大爱的慈善精神；2020年的主题是“全面小康，与爱同行”，既体现了广大党员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慈善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应发挥的作用。

二是捐献活动是首善标准下的工作创新。捐献活动作为首都慈善的品牌活动，其重要性在多个领域不断强化：在党的建设方面，捐献活动成为展示党员形象、增强党内凝聚力、密切党群关系、引导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捐献活动传播了慈善文化，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捐献活动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

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生保障和慈善事业发展方面，捐献活动成为慈善北京的品牌项目，与民生政策对接，精准救助，精准帮扶，完善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捐献活动以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强大依托。依托各级党的组织，实现对党员的广泛宣传动员和后续精准帮扶的有效落实。由于党在全市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党员在各领域的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和党员的捐献活动对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带动作用，面向党员的捐献活动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党在捐献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也极大克服了一般慈善活动中存在的公信力不足、组织和执行力不够等问题。坚持党的领导，依托党的组织体系是捐献活动取得成功并与其他慈善活动相区别的一个明显特征。

四是捐献活动具有鲜明的思想和价值引领。捐献活动在思想和价值引领方面旗帜鲜明，那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捐献活动首先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每年的捐献主题，又进一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强化了对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投身具体发展实践的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活动中涌现出的大量先进典型，通过捐献活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各界群众通过参与捐献活动增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五是捐献活动具有使命驱动下的可持续性。捐献活动具有远大的愿景和目标追求，这种追求根植于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确定了不同的具体奋斗目标，捐献活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也提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例如投身精准扶贫、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等。捐献活动是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行动，历经多年仍然朝气蓬勃。这是捐献活动与其他一般慈善活动在驱动力方面的重大区别，也是捐献活动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持续推进的根本原因。

打造“两山论”的广西实践样板“龙脊模式”的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

（2021年5月5日）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80%，山地面积占87.2%，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龙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开展生态扶贫，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扶贫”四位一体融合发展，成功走出一条资源变资产、文化变资本、农家变旅馆的乡村振兴之路，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和乡村治理新机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辩证统一的“龙脊模式”。全县35%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9.9%降至0.26%，5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18年整县顺利摘帽。其经验为各地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龙脊模式”的“三变”

龙脊梯田景区占地面积约为70.16平方公里，范围涉及10个行政村，境内居民2700多户、1万多人，是以梯田景观资源为核心，集自然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体验、山地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国家4A景区，是广西旅游的一张响亮名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梯田入股，资源变资产。龙脊梯田是“天上洒落的人间仙境”，如何“不让群众守着金碗讨饭吃”？2001年龙胜县引入旅游公司开发龙脊梯田。2003年大寨村与旅游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村民采取梯田入股参与旅游开发，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统一运营管理，每年将景区门票收入的7%返还村里给村民分红，村民按要求维护梯田，获取分红收益、劳务收益、耕种补贴等。随后平安村、古壮寨也通过梯田入股形式与公司合作开发梯田。随着景区旅游快速发展，群众收入年年大涨。到2019年，大寨村年人均收入达到15000多元，村集体分红由2003年的2.5万元增长为2019的720万元，村民最多可分到5.8万元，最少可以分到3000多元。

歌舞表演，文化变资本。“如果连梯田都没有，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龙脊梯田山脚下的金江村黄洛瑶寨，依托地处景区旅游线的优势，在政府的引导下，改编瑶族歌舞，引入旅游公司合作开发民族文化。村民以歌舞入股，负责排练和演出，旅游公司做好宣传营销引入团队游客，门票收入的

60%归村民所有。2019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仅歌舞表演分红就达到659.42万元。通过旅游开发，黄洛瑶寨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成为旅游脱贫的典范。

木楼整修，农家变旅馆。在梯田旅游的带动下，企业承租农民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农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旅馆。金竹壮寨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引入旅游开发公司承建烧毁的木楼，之后交由公司统一管理运营，每年每栋楼屋主收益租金1万元，年底户主与全寨村民均享受分红，30年后房屋返回给村民。当地通过引入公司，破解了木楼重建的资金难题，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资源，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在景区务工、参与民俗表演等形式获得租金收益和劳务收益。

龙脊景区村寨通过梯田入股、歌舞表演、木楼出租等合理设置分红比例，农民实现一“地”收四金（劳务收入、耕种补贴、分红、农产品销售收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让贫困群众由旅游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农民共同富裕的“造血工程”。

二、“龙脊模式”的“三新”

龙脊景区根据旅游市场需求变化，充分运用“旅游+”思维，推进旅游与文化、与生态、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乡村治理的新机制。

农旅文旅融合催生产业新业态。龙脊景区在做好梯田休闲、观光游产品基础上，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和民族文化，推进农旅、文旅融合。根据不同村寨、时段、民族等元素，因地制宜策划、举办“龙脊梯田文化节”“开耕节”“红衣节”“晒衣节”“辣椒节”等系列民族节庆活动，推动金竹壮寨、黄洛瑶寨等一批特色村寨建设，引导群众发展辣椒、罗汉果、百香果等特色种养业，开发插秧摸鱼、瓜果采摘等农耕体验活动，推出凤鸡、翠鸭、龙脊茶、龙脊辣椒、地灵花猪、红糯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皇金菊等有机食品，打造功能多样的文化旅游新业态、新产品。龙脊围绕旅游需求，通过业态创新、文旅融合，带动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催生了新产品、新服务，推动旅游全面提档升级，农业产业、农产品加工的扩容和商贸物流、生活服务的提质，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产业新模式。围绕旅游“吃住行游娱购”等六方面要素，不断改善产业供给体系，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实施龙脊景区循环路、全县生态旅游扶贫大环线、龙脊创5A工程等重大项目，新建一批高标准的观景平台、停车场、旅游集散中心、咨询服务中心、标识标牌等，推动旅游环境提质升级；

出台系列免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当地群众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引导村民参与民俗表演、售卖特色商品；开展厨师、导游、蜡染、刺绣等各类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引入企业、社会资本打造高端民宿，培育旅游服务新业态，促进形成较为成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配套发展体系，让更多群众搭上“旅游车”、吃上生态饭。目前，仅龙脊景区内的金江、平安、大寨等村寨就有民宿和农家旅馆400多家，床位超过1万张，其中大寨村70%以上的村民都开办有民宿、酒店和农家乐，最高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每年吸引游客就地消费6亿多元，致富效应明显。

共建共管催生乡村治理新机制。依托旅游开发，龙脊景区走出一条各利益主体齐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善治之路。龙脊管理局代表政府负责景区的规划建设，制定梯田景观保护、民宿规范、建房管理等方面管理办法，并与村寨签订村规民约，实现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龙脊旅游公司负责景区的统一运营和管理、宣传营销，以门票的10%分红村民，同时对村民保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传统建筑风貌、梯田农耕方式、生活习俗等的保护，给予一定的奖励；村委会成立梯田维护管理小组、组建房屋建筑保护委员会，发挥寨老制的作用，对破坏梯田、违建行为进行约束，并要求村民按照规范管理梯田；村民则根据要求采用传统的农耕手段保持对梯田的耕种，严格保护生态水源涵养林，各项日常生活服务于旅游开发。通过治理创新，龙脊景区形成了旅游兴则大家兴、旅游衰则大家衰的命运共同体。

三、“龙脊模式”的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龙脊模式”为各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要在推动市场化运作激活乡村资源上下功夫。龙脊经验表明，必须依靠市场才能打通资源资本化道路。“十四五”农村发展潜力巨大，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是关键。当前，广西一些地方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够重视，缺乏市场主体进入，导致农村资源得不到充分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不牢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核心，资源激活是关键。为此，在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中，应高度重视市场化在乡村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引导更多市场主体进入农村，通过创新市场机制引导和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集聚，搭建城与乡、工与农、集体与农户、财政与社会等多方资源高效融合推动乡村发展的渠道；要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市场功能发

挥，推动小农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升农业农村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在融合创新培育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上下功夫。龙脊经验表明，只有围绕

市场需求进行融合创新培育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形成持久的经济发展动力。当前，广西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但乡村产业振兴基础仍不牢固，一些地方扶贫产业缺乏特色，一些地方产业发展链条不长、竞争力不强。因此，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着眼于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展，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电子商务等多产业跨界融合；要以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或“隔二连三”，实现产业链相加；要以休闲旅游、产销直供、消费体验和个人定制等为方向，实现供应链相通，形成前后相连、上下衔接的庞大产业集群；要以信息技术和电商平台为手段，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实现一二三产业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要在创新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利益联结机制上下功夫。龙脊旅游开发中，通过机制创新推动价值链分配的重心向上游农户倾斜，将产业链条主体打造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极大地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群众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十四五”广西要始终将群众受益摆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突出位置，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强化扶志扶智，推动物质脱贫和能力脱贫双提升。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扶持力度，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后能发展、可持续；还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好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有效衔接，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形成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和致富动力。

对提高人民银行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

一、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实践与效应

近三年来，人民银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党内法规赋予的职责，按照上级工作安排部署，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一）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实践

一是在政治站位上，突出聚焦“两个维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纪委自2018年以来每年都制定印发了

《关于做好专项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辖内纪委（纪检组）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重大意义，将践行“两个维护”作为专项监督工作最根本任务，监督检查各级党委（党组）是否认真扎实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神，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将“两个维护”融入政治血脉，见诸行动。二是在监督内容上，因时因势把握监督重点。紧紧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治“四风”、金融扶贫专项治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开展了系列专项监督检查。三是在监督方式上，着眼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行工作安排的落实，实现专项监督具体化、精准化。近三年来先后组织一系列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具体详见表1）。四是在监督抓手上，注重抓常抓长，提升专项监督实效性。将专项监督融入到业务工作中，开展“融合式”监督，督查各单位把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和业务工作紧密融合、相互促进。同时将专项监督与跟进新要求相结合，及时跟进各级行党委（党组）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新要求，确保专项监督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二）开展专项监督工作的效应

一是政治站位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为一项硬任务、硬指标，加大了党委（党组）的压力，进而能变压力为动力，增强了抓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较好地纠正了人民银行一些单位或部门在履行“一岗双责”上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二是权力运行监督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开展专项监督，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完善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

主集中制，公开议事规则，对涉及重大决策、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内容，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运作，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案件防范工作的有效落实。三是作风建设效应得到进一步优化。通过开展专项监督，有效地整治了在金融扶贫工作、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各项政策落实情况、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等方面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四是党员干部素质效应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开展专项监督，强化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营造了风清气正、团结共事、务实进取、力争上游的良好工作氛围，为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履行各项职责、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专项监督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从近三年来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实践看，还存在着一些应当进一步探索、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主动意识不很强

虽然近几年总、分行纪委每年都制定印发了专项监督工作要点和意见，但在中支这一级纪检监察部门依然存在畏难情绪和退缩心理，不想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有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够，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习惯于“坐、等、靠”，指望上级出个“意见”和“明确规定”，有了“尚方宝剑”，下面好“照单”执行。

（二）方式创新力不足

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存在抓手不多，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问题。有的监督过度依赖听汇报、调阅材料等传统办法，对如何做到常态化、近距离、可视化的专项监督，缺乏更深入有效的办法；有的监督重视发现问题，而轻视问题的整改，忽视监督的效果；有的面对监督难点避重就轻，缺乏结合实际创新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

（三）信息共享尚不够

目前人民银行系统内部组织开展的监督项目很多，如党委部门开展的巡察监督、纪委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审计部门开展的内控管理监督、业务部门开展的专项业务监督；这几个方面的监督由于信息交流共享没有很好地进行勾通，很大程度上都存在方式相同、内容相同、结论相同的交叉现象，如此就产生了监督者都负责，结果都负不了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四）监督效果不理想

目前，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中，依然是以查错纠偏、查漏补缺的真实性检查和对照制度执行为手段的合规性、合法性检查为主，提出的整改建议或措施常常就事论事，限于操作层面的多，机制建设的少，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缺乏必要的预警，监督成果运用渠道窄，使监督的效能和价值难以得到提升。

（五）能力素质需加强

专项监督内涵丰富、政治性、政策性强，对监督主体的能力素质提出较高要求。纪检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知识储备不足、开展专项监督的实践经验和工作积累欠缺、本领恐慌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从而影响专项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执纪问责准确度。

三、提高专项监督工作质效的建议举措

（一）强化监督意识

当前，人民银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善于从政治角度认识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准确把握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的关系，结合上级纪委专项监督工作部署和本单位党委工作中心，从实际出发，主动拓展专项监督工作思路，从专项监督中发现和分析落实全面从严治学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推动政治监督、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贯通协同、有机统一。

（二）创新工作方式

一方面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在《中国人民银行风险监督管理系统》中增加专项监督信息平台，在平台中设计事前、事中、事后等3个模块。主要是用于分行对中支安排工作任务以及中支开展专项监察项目，便于上级机关实时了解专项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另一方面在实务中，可探索建立专项监督“三层级”评估机制。通过引入量化分析，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将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促使专项监督工作方式和手段更加科学、可续，最终能够直观反映每项监督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

（三）共享监督资源

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修订“大监督”工作机制，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对相关监督检查内容实施资源整合，既可以解决检查项目多、任务重、监督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又有利于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岗位力量和检查特长，使监督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岗位人员在检查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同时还克服了多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项目及内容的重复检查次数

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又减轻了被查单位（部门）应对检查的过重负担。

（四）提升工作质效

在专项监督工作中，要把握关键环节，创新工作新思路。一是要做到“两兼顾”，既兼顾上级行安排的专项监督工作安排，也要兼顾与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力求抓住本单位中心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选择专项监督重点，从而使专项监督项目选题准确，成效明显。二是要运用资料分析法、直接参与法、调查取证法、专题研究等多种方式方法，对监督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全面衡量，让事实和数据说话，找出制约工作的因素，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与评价，提出具有一定份量和价值的问题和建议。三是建立考评机制。专项监督是人民银行纪委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也是一项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内部管理、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促进这一系列工作方面的手段。因此，对每个专项监督的成效及每次开展的专项监督工作情况要进行量化考评。

（五）增强监督本领

针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监察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和实践经验不足的现状，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适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培训。一是积极派人参加上级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学习；二是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新老知识互补，以老带新，做好传、帮、带；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交叉监督检查，以交叉监督检查的方式来锻炼监察人员，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四是每年将纪检干部抽出一段时间派遣到重要部门和要害岗位进行跟班学习；五是平时有计划地组织监察干部系统地学习经济、金融、法律、科技、管理及纪检监察相关业务知识，学习政策法规、制度及业务制度、操作规程；六是重视系统党建，通过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政治素质。

对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郭守斌、魏域斌、魏玉杰

农业的兴衰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效，各类粮食作物、蔬菜、水果、肉等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农业发展中还存在着同质化严重、产业不强、产业不适宜等问题，使传统农业生产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领域的普遍应用，智慧农业将会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18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林业、水利工程，推进物联网试验示范和遥感技术应用。”标志着智慧农业快速发展。利用高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智慧农业，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当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一种新型农业模式与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

根据《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与信息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智慧农业主要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及传感技术，利用其技术可远距离操作、诊断、灾变预警等，之后根据出现的情况，结合专家库进行会诊，建立可视化通讯以及农业服务模式，对农业达到精准监控，改善设施农业建设水平，扩充农业专家知识库，并进行合理的分析等，实现农业生态的绿色化、标准化、网络化以及全智能化发展。相比传统农业，智慧农业包括物联网、农业信息服务、遥感技术、电子商务、农业休闲旅游等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云计算为载体，实现精准、智能化决策和远程控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2]。

智慧农业是包括智能化的监控、监测、实时图像和视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运用智能监控录像等设备和智能报警系统对农产品生产环境和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土壤养分、光照强度、温度、植物营养成分等，而且能精准获取作物生长的实时数据，为作物生长提供精准调控依据，提高作物产量

和品质[3]。利用决策系统中农产品的具体信息（物流和农产品的生长信息），可以提高农产品过程管理和控制的精细化、高效化、专业化、数字化。

农产品智慧生产管理主要体现在种植、养殖等环节，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不仅能结合环境生产要素，如水、肥、气、热等作物生长环境，而且结合专家系统作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使农业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可视化、智能化、简单化、现代化，是逐步将农业生产升级为工业生产的关键步骤，通过监测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提供理论依据[4]，改变传统农业模式现代化程度低的问题，如智能化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工厂化育苗等。在养殖方面有智能孵化器、智能养殖场，均是智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逐步由智能化替代人工化，在提高生产效率及降低人工成本方面意义非凡。

农业基础资源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主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和新型通信技术对农产品资源进行追踪及质量监督管理。精准获取农业基础数据和质量监管信息，通过可视化汇总和分类，实时有效了解数据的变化和农业形势，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指标，为做出决策和及时了解关键信息提供了可靠、精准的数据信息，并实时反馈，为农产品质量监管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撑及技术支撑，实现食用农产品生产、收购、销售、消费全链条可追溯。

农产品物流销售管理使经营者不仅能实时监控农产品的物流信息、物流环境和物流损耗，而且能借助云计算、5G等先进信息技术建立销售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科学决策和分析消费者的需求，根据物流与消费者需求情况，精准匹配，快速地应用于农产品物流销售决策中，提高效率，避免资源浪费。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关系，解决由于空间、时间信息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农产品宣传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互联网+”等模式，带动乡村消费、乡村旅游，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营销方式，并科学运用，对打通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5-8]。

目前智慧农业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充分重视，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智慧农业发展。未来智慧农业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低成本、智能化、简便化、协作化、可视化、整体化、经营开放化等方面。智慧农业不仅能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促进农业全面升级，推动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而且可实现智能生产差异化以及服务领域综合信息服务应用，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升级；以国家宏观信息为基础，运用信息技术对农业活动进行决策，通过帮助农民把握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对农产品市场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引导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农业不断发展。例如：种植生产过程中根据种子位置等运用自动高精度播种，根据作物生长耗水规律及营养规律等运用自动灌溉系统、施肥系统等，均实现全程自动控制，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实现可视化、自动化、智能化、便捷化控制。无人植保机的运用，实现了绿色防治病虫害及精准喷施，大大减低了生产成本及人工成本。在养殖业中，环境监控、定时定量投食、智能化除粪、疾病预防、安全屠宰和质量溯源均通过智慧农业平台轻松实现。因此，要从关键技术的突破、社会共识的达成以及整体规划等方面入手，推动智慧农业的长远发展[9-14]。

“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受政府的支持。

从国家层面到省市级层面，从省市级到乡（镇）级层面，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到西北内陆欠发达地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我国智慧农业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及特点，进行了区域化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精准农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5G技术等正在应用于各个农业生产管理及经营领域。但我国智慧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者普遍素质不高，思想认识不足，生产经营过程中成本过高是制约发展的重要瓶颈，解决这些不利因素制约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15]。

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生产规模偏小，经营范围单一且分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水平偏低，高学历人才在农业领域严重匮乏，

但智慧农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对人才素质、专业领域、设备、信息等均有较高要求，而我国主要的农业从业者老龄化严重，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不断流出[16]。农村留守人口基本上以老年人和儿童、妇女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特别是农业信息化接受度低，互联网普及率偏低，思想认识不足，农业生产模式落后，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这是导致智慧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我国现代农业科研体系处于发展中，研发投入不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农户、企业、合作社等未能建立统一的体系，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落地转化[17-19]。一方面，农业需大量长期投入，农业科研进展相对缓慢，无法在短期内运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力度不大，地域差异明显，没有形成高效分类的运行体系，在实际推广中没有统一标准，致使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受到限制。

自然信息和市场信息是其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一是农户之前由于信息传播时效慢，来源单一，传播链条长，无法精准、及时、准确获取多方农业信息，导致盲目种植农作物，无法与市场同步，并作出科学决策，导致农产品产值偏低。二是政府与农户之间信息的传播层级多、链条长，农户与政府、专家、市场等互动信息少，系统建立缓慢，无法有效对接[20]。近年来，农村电商平台迅速发展，但农村交通设施、网络服务以及物流条件、加工储藏等环节依然较弱，制约了农业信息化程度的高效利用和发展。

高素质的专业农民是智慧农业发展的动力，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加大农

业科研投入，建设农业科研高层次人才队伍，确保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要加大政策指导、资金投入、物资的集成、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支持智慧农业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全方位、多渠道加大智慧农业宣传力度，出台奖励政策，进而鼓励农民主动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同时，加强农业院校与产业间的无缝衔接，定期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逐步完善农民的专业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化农业高素质人才队伍，并带动企业及相关人员加入到现代农业发展队伍中，为智慧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21]。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组建高素质的农业科研队伍，建立现代农业科研体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内生动力。同时，建立以龙头企业为重点，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为单元的现代农业科研体系，推进“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吸纳优势科技资源，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加快产业对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现代智慧农业发展。

信息化建设需要多学科合作，更需要统筹规划。

必须通过现代信息媒介，创建智能农业信息平台进行数据互连和共享，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及时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通过大数据以及云运算等技术，深度挖掘信息资源，提高农业产业化建设质量。政府应加大投入，提升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促使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2]。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主要包括引水、蓄水、灌溉等方面，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绿色灌溉。加快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及成果转化，增加市场投入，加强农业机械设备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积极使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实现精准化、智能化和科学化的远程控制农业生产管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报告

川观智库联合调研组

（2021年5月31日）

三天前，四川省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四川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农业大省，与全国一样，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既事关四川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深度，更事关四川“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度。

可以说，乡村振兴局一出生就要担当重任，也必然会遭遇不少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怎么看已经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怎么巩固和拓展这些成果？如何在此基础上确保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如何确保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看，怎样的衔接才有效？推动有效衔接已经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遇到哪些困难问题？下一步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这些新问题需要包括乡村振兴局在内的方方面面合力思考研究，共同在理论和实践上给出答案。

为此，川观智库联合省社科院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此次联合调研分两个环节：一是深度调研，我们在全省筛选了三个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有代表性的县—

—宜宾市筠连县、雅安市石棉县、广元市利州区，组建由专家和媒体智库研究员参加的联合调研组，深入27个样本村（包括部分脱贫村和非贫困村）实地调研，掌握有效衔接工作最前沿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二是深入研讨，我们举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座谈会，邀请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地方党政领导，就实地调查发现的创新做法和困惑问题，面对面交流讨论，深入解剖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我们认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衔接工作难度不小。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虽然都聚焦乡村发展，但也差异明显——脱贫攻坚是特殊性、局部性和紧迫性的战略安排，而乡村振兴是综合性、整体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选择。两者在政策目标、作用对象、施策方式等方面有显著不同，这必然导致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应对挑战，既不能仅靠简单的战略递进或政策并轨，把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后直接照搬照抄，也不能忽视相关政策的延续性，导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出现政策断层。在此背景下具体该怎么看、怎么干，直接推进衔接工作的各级各部门，都迫切需要能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操作价值的科学建议。

在实地调研和《报告》撰写时，我们选择了“人”“产”“村”三个维度切入，在筠连县侧重调研“人”如何衔接，在石棉县侧重调研“产”如何衔接，在利州区侧重调研“村”如何衔接。在过渡期背景下这三个维度各有其特定含义：这里的“人”不止于村民，还包括帮扶队伍、基层干部、下乡投资的城里人等，涵盖方方面面参与乡村振兴的力量。“产”不等于农业，而是指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乡村经济产业体系，以及越来越精细的乡村经济组织方式。“村”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承载着更多功能的新空间新社区。我们认为，“人”“产”“村”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是干好工作的基础；“产”的勃兴是保障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的关键；“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资源配置的载体，是吸引“人”聚集“产”的保障。“人”“产”“村”也是推动有效衔接工作的难点所在。比如，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徙是短期不可逆的趋势，脱贫攻坚阶段的外部支援又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如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长久稳定的人才支持？比如，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虽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出现产业低质同构等挑战，该如何应对挑战、逐步建立起有特色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再比如，经过脱贫攻坚战的洗礼，已脱贫的村面貌焕然一新，其他村特别是与之相邻的村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愿望特别强烈，有限的资源如何更好配置以发挥更大作用等。

《报告》始终坚持“跳出来”这一原则，将一个村的问题放在乡、县、市乃至更大的空间维度和更长的时间维度来拓展认识，将乡村振兴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系统思考，进而更加开放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针对帮扶力量的问题，《报告》建议学习广东、浙江等地经验，推动帮扶力量从“行政主导”转向“行政和社会力量并重”，积极引导社

会化、市场化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比如，针对种养业向深加工延伸的问题，《报告》建议由市县从“区域”而非“乡村”层面谋划，立足跨区域视角布局深加工企业，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工厂“吃不饱”、加工环节同质化竞争。再比如，针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报告》建议至少以县域为单位，在包含县城、若干个乡镇和广大乡村的整体范围内，统筹考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梯次布局，进一步推动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等。“跳出来”其实也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方法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思考和完善不同阶段“跳出来”的不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其它调研相比，川观智库与省社科院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研究中心的此次联合调研，更加注重“调”和“研”的多元视角和无缝衔接，专家学者、地方党政领导和媒体智库各自发挥优势，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用不同的思路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精准地发现问题、筛选问题，更加有效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样本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并不代表相关市县乡村在衔接工作中存在什么疏漏或失误。可以说，这些问题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历史进程中很多地方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些问题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的阶梯，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

关于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