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秘书专业系列500（44篇）2021年6月精选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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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秘书专业系列500（44篇）2021年6月精选调研报告汇编 2021年6月 目 录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 7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产业及商业银。

蓝秘书专业系列500（44篇）2021年6月精选调研报告汇编

2021年6月

目录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7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产业及商业银行业务机会20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深化“契约化”共建的实践24

产粮大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31

从惠州百年党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36

从日照党史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44

大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助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基

本公共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研究53

对做好企业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58

发挥中心城区楼宇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60

牢记嘱托再出发奋力推进我市纺织服装产业倍增升级63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考66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财税政策研究在制定财税政策

时，应该围绕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挖掘潜力、释放活力做文章70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考77

构筑乡村基层治理的“建安样板”81

关于加强我市薄弱学校建设的思考85

关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思考89

关于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监事会履职效能的思考91

关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思考95

河南省济源示范区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调研97

加快实现生态经济化推动商洛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109

交通运输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考117

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的思考和建议122

荆门市水利补短板实践与思考125

永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报告聚焦“四个立足”奔向全面小康双牌县上梧江村自我蝶变调研纪实13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13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考以马龙区为例137

厦航：以“红色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142

山东省工业布局特征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第四次经济普查148

商丘市返乡创业工作调研分析160

深圳打造人才高地的几点思考164

太原市养老机构运营现状170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176

新常态下加强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180

新媒体法治宣传的现状及发展调研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183

新时代农村党员管理的制度创新韩董庄镇杨厂村党员管理“三要素”

的做法调研189

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194

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与思考198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实践与思考201

依靠群众力量建设平安乡村封丘县王村乡平安乡村建设经验与启示204

用好红色资源深化党史教育推动新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209

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全面推进一体化育人体系建设217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的教育大事（1921年7月-2021年6月）220

“党建+网格”为企业生产经营末端赋能

广东移动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党委政研课题组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此形势下，如何为企业生产经营末端赋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以“党建+网格”为主题，积极开展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立足于抓好基层一线党建工作，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责任进网格、党建队伍进网格、党建支撑进网格、党建行动进网格，引导网格中的党员“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立足岗位作贡献。

一、“三点成面”党建责任进网格

综合网格是广东公司推进集团公司“大连接”战略有效落地，打好公司“格局之战”的基层最小经营单元。针对如何引领综合网格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问题，广东公司明确了综合网格的三个责任点：政治责任点、经济责任点、社会责任点，“三点成面”，通过党建责任进网格，帮助网格党员群众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成为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

政治责任点。广东公司通过三项举措，强化综合网格的政治责任。一是“勤学习”。经常性组织综合网格中的党团员及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打牢思想基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敢担当”。截至本课题研究结题的2019年（下同），广东公司有综合网格690个。开展党建责任进网格，就是要让综合网格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团结和带领身边的党员群众增强担当意识，做到敢担当、勤担当、能担当、善担当，致力于打造一支在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骨干队伍。三是“重廉洁”。综合网格是广东公司与外部客户接触的最直接载体，外部诱惑压力大。党建责任进网格，就是要无盲区、零容忍地加强综合网格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导综合网格成员拒绝触碰廉洁红线和底线，切实增强廉洁风险意识。

经济责任点。在广东公司外部竞争激烈、内部体制机制转型、降本增效等

压力下，综合网格将原有社区网格、渠道网格、中小企业管理的职责进行调整，设定个人市场、家庭市场、政企市场等业务指标，服务个人客户、家庭客户、中小企业客户，对个人业务、家庭业务、政企业务进行全业务销售，对渠道、社区、商企（中小企业）标准化业务进行服务支撑。广东公司将通过综合网格深化运营，实现客户价值稳步提升、家庭市场深度融合、政企市场快速突破，最终实现公司收入增幅超行业平均水平。

社会责任点。广东公司作为最大的省级通信运营商，综合网格与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户水乳交融。为牢牢践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公司党委组织开展“提升服务品质、连接美好生活”系列活动，以“提升服务品质‘书记项目’”为牵引，引导综合网格着力推动解决业务资费种类繁多、宣传推广不规范、业务定制不知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打赢提升服务品质攻坚战、持久战，全面提升客户满意度，保持客户满意度行业领先。

二、“双管齐下”党建队伍进网格

广东公司综合网格作为基层最小经营单元，是公司生产经营的末端，是连接公司外部客户、保障公司任务落实、保证目标达成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通过抓党建、树正气、提士气、强能力、聚合力、激活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公司弘扬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将党建队伍建在网格上，“双管齐下”抓网格的党建队伍建设。

组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党团指导员队伍。广东公司打破综合网格属地化管理的限制，由公司党委牵头，以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各级党组织书记、部门中层干部以上的支委为主力，组建一支综合网格党团指导员团队，每人挂点1个综合网格。党团指导员作为公司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的纽带，走出办公室、会议室，走向基层一线、走到客户当中，真正低下身子、静下心来，听取真心话、了解真情况。一方面既深入了解业务开展情况，又全面了解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情况；对于精神懈怠、信心不足的干部员工加强引导，帮助他们提信心、强决心，在精神上为一线“作战部队”赋能。另一方面围绕网格建设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实施“党员指导员攻坚克难项目”，辅助网格总监定目标、下承诺、解难题，真正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入融合。

打造一支政治强、懂经营、作风好、肯奉献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广东公司在开展综合网格建设运营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将综合网格建

设运营与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相融合，侧重对三类人的培养：一是优秀网格总监培养：通过网格与总监双向选择、竞聘上岗选优配强的方式，把具备市场、网络、综合支撑等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安排到综合网格总监岗位，提供综合网格平台，使其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带领党建联合作战团队共同推进网格建设。二是优秀网格党员培养：注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优秀党员的培养，引导党员树立主人翁精神，激发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投身网格建设运营工作。三是优秀业务骨干培养：充分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引导优秀业务骨干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加强推优入党工作，重视在生产经营一线和青年职工中发展党员，把技术能手、青年专家等优秀人才及时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引导业务骨干积极发挥专家人才作用，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本岗位的“行家里手”。

三、“三足鼎立”党建支撑进网格

俗话说，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广东公司树牢全公司“一盘棋”的思想，开展党建支撑进网格，发挥国有企业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三足鼎立”支撑态势，让综合网格放开手脚、撸起袖子加油干。

政策资源支撑。党建支撑进网格，就是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保障作用，体现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一是做好后勤保障。通过利旧复用和新增租赁的方式，为综合网格提供办公场地，对具备条件的营业厅场地做好融合使用，确保综合网格生产运营正常开展；制定临时租赁交通工具标准，做好车辆租赁和交通补助工作，支撑一线人员生产运作；根据地域差异制定差异化饭餐补贴方案，解决偏远地区综合网格生产运营过程中的餐补问题。二是提供活动经费。发布《党团活动经费指导意见》，为综合网格的党团员开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和“创先争优”活动提供经费支撑。三是给予表彰激励。发布《“党建+网格”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组织开展“党员示范格”争创和评选工作，对达到创建标准、创造一流实绩、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员示范格”给予表彰激励，营造良好的“创先争优”氛围。

服务指导支撑。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一是党员领导干部送指导。集团公司和省公司各级领导不断深入综合网格，了解实际困难，提供服务和指导支撑，推动问题解决。二是党团指导员送服务。各网格党团指

导员牵头组织挂点的综合网格成员以“我为网格献策建议”为主题，围绕党建进网格、网格建设运营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微讨论，提出金点子。同时，结合网格自身需求，为网格提供党建类、业务类读本及工具书合计688本，提高综合网格成员理论水平及业务能力。系统流程支撑。综合网格建设运营的内部痛点来自数据信息不齐全、业务审批流程长、IT支撑不到位。这对身处市场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下的综合网格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2019年，在广东公司开展“党建+网格”工作中，党团指导员深入网格一线，找准一线生产流程和系统支持等痛点难点，调动机关职能部门关注生产一线流程优化，开展流程穿越，深化推进网格化运营系统建设，实现前后台协同、人工和IT智能协同。

四、“三箭齐发”党建行动进网格

作为广东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综合网格坚定树立“责任、拼搏、争先、创新”理念，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公司的各项部署、公司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做透、做出成效。

“党建‘和’创”在行动。广东公司在集团公司指导下，开展“同心强党建，‘和’创新未来”的“党建‘和’创”活动，在综合网格的建设上，打造了一支集综合网格、铁通工作站、社会渠道“三位一体”的“铁三角”党团联合作战团队，形成了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的内核。综合网格作为基层“铁三角”的牵头部分，通过三个层面的“‘和’创”，实现战斗力提升、经营收入增长、营商环境改善。一是加强“铁三角”自身建设，与铁通工作站、社会渠道“‘和’创”，实现自身服务能力、联动合力和战斗力的提升，完成了集团公司“三力”在综合网格的落地；二是加强“铁三角”与外部集团客户客情关系的拓展和维系，通过以党建“‘和’创”为切入点，增加互信理解和业务沟通，实现网络建设协同、合作商机协同，带动业务增收，完成了集团公司“三融”在综合网格的落地；三是加强与政府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建“和”创，积极主动开展或推动所在党支部与所服务或合作的各方面、各领域的单位（部门）的党组织开展联合共建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

“攻坚克难”在行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广东公司在综合网格的建设运营中，通过“训战合一”的方式，打造一支能战斗、能吃苦、能奉献的党团员队伍，立足于综合网格自身工作职责，开展党员“攻坚克难”行动。比如：茂名分公司组织192人次集中参与“攻坚克难”行动，100%全覆盖综

合网格；集中拓展业务3101笔，拓展数量全省排名第二；成功转换商机数量158笔，全省排名第一。

“先锋示范”在行动。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广东公司在综合网格中开展“党员先锋示范”行动，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性，让党员成为连接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连接企业与客户、连接党组织与群众的重要关系纽带。一是鼓励岗位创新。由党员指导员牵头组织挂点网格成员，围绕“党建+网格”主题开展岗位创新，截至2019年，共提出了77个网格党建工作创新方案及78个网格建设运营创新方法，部分已转化为网格建设运营的具体举措。二是提倡志愿服务。广东公司充分利用网格属地化管理的特点，提倡综合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参与创文入户宣传，协助清理社区垃圾，参与社区建设，履行社会责任。三是助力5G推广。综合网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中积极推动5G的业务传播，积极面向客户创造体验环境，让客户了解5G、走进5G，全方位助力5G推广。

成效

“党建+网格”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广东公司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三个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党建考评与经营考核获“双第一”士

广东公司从2018年底开始了“党建+网格”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有效融合，促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2019上半年，在集团公司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和集团公司经营业绩考核中，广东公司在各省（市、区）公司中均排名第一名。党建考评与经营考核的双丰收，是“党建+网格”工作模式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综合网格经营指标持续向好士

自广东公司开展“党建+网格”的探索与实践以来，综合网格的各项经营指标数据呈持续向好态势。2019年1~9月份，综合网格总收入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9月份网格收入70.1亿元，定比一季度综合网格月均收入提升7.2%，这一指标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公司总体经营业绩排名靠前，与综合网格经营指标持续向好呈正相关。

客户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士

作为广东公司的基层最小经营单元，截至本课题研究结题的2019年，当年综合网格客户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与2019年年初相比，年末在家客转机服务

方面，装机及时率97.87%，提升了1.32个百分点，高装机及时率催生高满意度，装机回访满意度达98.29%，提升了0.56个百分点；在家客投诉处理方面，投诉处理及时率95.23%，提升了0.31个百分点，投诉回访满意度也持续提升，达97.46%，提升了2.67个百分点。

结语

实践检验证明，“党建+网格”建设工作，有效地为公司生产经营末端赋能，通过在最末端的综合网格中注入党的建设元素，使企业组织架构的最末端充盈党的底色，发挥着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党的建设，破除了综合网格建设过程的问题壁垒，提升了综合网格生产能效，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引言

潜在产出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前提下，宏观经济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联储等主要国家央行均将潜在产出定义为：经济运行中的失业率达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时的产出水平。当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后，价格也出现通胀或通缩偏离。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微观主体的价格粘性和货币幻觉行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应该是让实际产出保持在潜在产出水平，针对通胀或通缩变动开展数量上的削峰填谷操作，以及价格上的基准利率调整，确保失业率重新回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让实际产出趋向于潜在产出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新特征，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通胀和失业率的关系弱化。Blanchardetal（2015，2018）认为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降低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增加了未来增长的脆弱性，导致潜在产出测算准确性不断降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随着全球疫情不断变化且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主要国家潜在产出的重新测算面临更大挑战。Heimberger（2020）引入新冠疫情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投入的负向冲击，通过生产函数法测算出未来5年欧元区年均潜在产出将下降0.2至0.4个百分点。Bondaretal（2020）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测算出新冠疫情将降低2020年欧元区潜在产出0.6个百分点，疫情冲击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的负向影响持续存在。考虑新冠疫情冲击的潜在产出测算具有特别紧迫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关于我国的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也出现了较大争论。相对乐观的测算如张立群

（2019）、姚洋（2019）和余永定（2019）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高于6%，当前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刘伟、范欣（2019）测算出2015年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7.63%，2021年到2025年潜在增长率为7.29%。相对保守测算如刘世锦（2019）等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已接近或相对高于潜在增长率；刘世锦（2019）测算显示我国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在

5%到6%之间，这种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的测算表明，2019年到2023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5.7%；徐忠、贾彦东（2019）通过滤波法等多种方法综合测算出我国2019年到2024年潜在增长率为5.5%，2025年到2029年为4.6%。上述两类测算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投入的趋势变化判断存在差异。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充分考虑新冠疫情对我国潜在产出的冲击，运用较新的多元滤波法和经典的生产函数法等多种方法对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全面测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将增长动力进一步细分至行业层面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特别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尝试对“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测算。

一、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方法

（一）生产函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构建

参考CBO（2001），郭庆旺等（2004）、徐忠等（2019）构建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也采用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现有文献一般认为测算潜在产出的总生产函数中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相互替代，同时主要经济体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符合希克斯中性条件，因此本文将总生产函数设置如下：

Yt=AtKα（HtLt）β（1）其中，Yt为总产出，Kt为资本投入，HtLt为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包含了人力资本质量Ht和数量投入Lt两部分，A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α+β=1。一些测算潜在产出的文献认为，总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不仅限于资本和劳动，王小鲁和樊纲（2009）尝试在总生产函数中增加市场化程度等其他变量，认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影响要素配置效率，因此需要在生产函数中考虑其影响。

Jones（2002）也发现拓展后的生产函数可以反映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对潜在产出的影响。但ChowandL（i2002）认为在总生产函数中，过度增加变量会带来模型设定缺乏理论基础、过度拟合和自由度丧失、增加测算误差等问题，反而导致潜在产出的估计精度较基准生产函数有所下降。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结构转换特征，本文出于审慎考虑将基准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设置为资本和劳动。通过多元滤波法得到潜在产出，

再结合潜在劳动投入，就可以结合生产函数进一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二）多元滤波法测算潜在产出模型设定

Benesetal（2010）提出运用多元滤波法（MultiCvariateFilter）可以更准确地测算一个国家的潜在产出。和HP滤波法等传统滤波方法相比，多元滤波法首先根据产出、通胀和就业的宏观经济关系构建结构化方程组，通过贝叶斯

估计相关参数并进一步测算潜在产出。通过引入产出增长的前瞻预期值，多元滤波法还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滤波方法的尾部样本（EndofSample）问题。Patricketal（2015）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多元滤波潜在产出估计模型，并应用于16个国家，发现2008年以后潜在产出的测算较传统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更为准确。本文在Patricketal（2015）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构建多元滤波模型如下：

首先是产出缺口方程，y=Y-。其中y是产出缺口，Y是实际产出，是潜在产出。实际产出Y的变化受到潜在产出了和产出缺口y的变动影响，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受到随机冲击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7=7-1+G+s7，G：=86S+（1-0）G-1+sf（2）

yi=py-1+ei（3）

其中，（2）式是潜在产出随机冲击方程。潜在产出取决于上一期潜在产出

-1、潜在产出增长G和随机扰动e/。潜在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潜在产出的稳态增长水平GS、上一期潜在产出增长G-1和随机扰动ef。（3）式是产出缺口随机冲击方程，产出缺口y：受到上一期产出缺口y.-1和随机扰动e'的影响。

因此，测算潜在产出的关键在于识别产出缺口及相关冲击项。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奥肯定律方程可以引入通胀和就业数据识别产出缺口。本文构建方程如下：

T：=ATi-1+By：+e？（4）ei=Ger-1+py.+ef（5）

其中，（4）式是非利普斯曲线方程。当期通胀T，取决于上一期通胀T-1、当期产出缺口y，和随机扰动s。（5）式是奥肯定律方程。考虑到中国就业数据可得性，本文并未构建基于失业率的奥肯定律方程，而是采用就业增长构建奥肯定律方程。当期就业增长e.取决于上一期就业增长e-1、产出缺口y，和随机扰动ei。就业增长e.=E，-E1，即新增就业目标值减去实际新增就业。

此外，为了避免尾部样本问题，本文还引入了前瞻预期方程Y4；=Y，+ef-，，j=0，1。Y，是t时期对未来i期实际产出增速的预测，e，是预测随机扰动。

本文采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GDP增速的预期值作为Y，的值。

在构建多元滤波方程组后，本文通过实际GDP、通胀和新增就业数据，并参考Patricketal（2015）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参数赋值确定相关参数值和随机冲击的分布，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并进一步测算出潜在产出。

（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通过生产前沿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的方法。Batteseetal（1995）认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考虑多个投入视角下的产出效率分析，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因此适用微观企业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本文构建行业层面的全要生产率估计方程如下：

Y：=Bo+B1Ku+B（H，Lu）+Va-Uu（6）

其中，Y..是行业i产出，K.是行业i固定资本投入，H.是行业i认力质量投入，L.是行业i人力数量投入，V..-U..是行业i估计残差，服从正态和半正态分布。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得到Bo，即行业i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

二、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数据说明

（一）总产出的测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潜在产出测算中使用的总产出指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直以生产法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部门GDP之间使用生产法核算的名义产出增长速度和价格变动幅度有偏差，导致各部门实际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和增速也出现较大核算差异。消除核算差异需要谨慎选择GDP核算的基期，不同的基期选择对测算历年GDP的增速影响较大。目前我国GDP核算相关文献中，主要有1952年、1978年、2000年和2015年四种基期设置方法，选择基期时间越靠后，则对近期的实际GDP核算相对较准。考虑到本文潜产出核算研究重点是2012年后，因此参考Changetal（2016）选择2015年作为中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构平稳突变点能够如实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考虑，本文选择以2015年为基期计算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并进一步测算GDP增速。

（二）固定资本存量的测算

使用生产函数法对固定资本核算通常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基本公式为：K.=K-1+l+D.。其中，K为第1年的资本存量，K-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为第1年的投资，D.为第1年的总折旧额。在确定资本存量初始值以及历年投资额、折旧额后，便可相应计算出各年资本存量。

永续盘存法的估计关键在于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若估计期限较短，则初

始资本存量估计会放大对潜在产出测算偏差。现有文献关于我国初始固定资本存量值的估计存在一定差异，Youngeta（l2000）指出基年选择的时间和估计时间跨度相对越大，初始固定资本的估计偏差就相对越小。本文测算重点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资本存量变化，若选择1978年为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年份，那么估计偏差相对较大。为了尽可能消除初始资本估计偏差对固定资本投入测算的影响，本文选择1952年作为初始资本存量估计年份。此外，现有文献中关于我国1952年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在623亿元至1252亿元之间。较小估计值如Maddison（1998）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特征，以及二战后相关国家的资本本存量为623亿元。较为适中的估计如Youngetal（2003）认为初始年份的投资用途主要满足产出增长和弥补资本折旧，并通过估计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产出增长和资本折旧率，最终估计出我国1952年的初始资本存量为815亿元。较大的估计值如Chow（1993）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出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为1752亿元，其中不仅包括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计，也包括对720亿元的土地资本存量估计值。本文出于审慎考虑，采用Chow（1993）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但相应剔除土地资本存量的估计值，确定我国1952年初始固定资本存量为1032亿元。并进一步利用永续盘存法，结合历年投资和折旧数据计算得到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8524亿元。投资数据的测算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测算总名义投资额。现有文献选取的总名义投资额指标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在现有统计口径下通过测算各行业资本“积累”最终计算出名义投资额。如Chow

（1993）通过计算三次行业的资本“积累”推算出历年的总名义投资额。第二种是直接使用全社会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如王小鲁（2000）使用全社会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总名义投资额进行近似替代，但Changetal（2016）认为我国全社会名义固定投资和最终转化为资本存量的总名义投资额之间存在较大缺口。第三种是近期研究常用的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刘世锦

（2019）、徐忠等（2019）均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名义投资额的指标。本文也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名义投资指标。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依据2019年末固定资产存量结合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行估算。

其次是测算投资价格指数。投资价格指数的选择决定了最终实际投资额的大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投资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直接使用投资

价格指数计算实际投资会导致较大偏差，对投资价格指数进行适当折减可以提高实际投资测算精度。本文在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实际投资额时，参考Changetal（2016）的方法，使用2015年为基年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减，可以提高近年来的实际投资测算精度。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自1993年《国家统计年鉴》才开始公布，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展速度，结合1993年以后的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对1993年之前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近似测算。

最后是折旧的估计。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固定折旧率或可变折旧率对折旧率进行估计。固定折旧率相对简单，如Young（2000）假定我国历年折旧率为6%。固定折旧率难以反映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特征。张军等

（2004）、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在固定折旧率测算基础上，考虑我国分行业各类资本品不同寿命，计算得到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折旧率为9.6%。可变折旧率可以分为多期限可变和时变折旧率两种。多期限时变率如王小鲁和樊纲（2009）测算出1952~1977年折旧率大致为5%，改革开放以后折旧率有所加快并于2007年达到8%；Wu（2011）测算的多期限可变折旧率为1978年之前约5%，1978~1992年上升至6%，1993年以后进一步提高至7%。本文参考徐忠等

（2019）的方法，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产折旧序列对资本存量进行相应折减计算得到时变折旧率。折旧率测算的数据来源和投资数据测算来

源相同。

（三）劳动投入的测算

劳动投入的测算包括劳动投入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部分。首先是劳动投入数量的测算。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结构相对稳定，对劳动力数量投入测算往往通过劳动时间来衡量。考虑到我国缺乏相应的劳动时间基础统计数据，本文参照谢保嵩等（2013）的方法，使用就业人数来衡量我国劳动投入数量。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数据在1990前后因口径调整存在异常波动，因此本文参考Changeta

（l2016）的方法结合适龄劳动人口数据对就业人数数据进行调整。对就业人口变化比较大的1982年至1990年，本文使用1982年、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测算相应就业人数缺口分别为6859万人和8009万人。进一步使用就业人数平均增速对其他年份就业人数缺口进行相应折算，并将数据前溯进一步计算出1978年至1982年期间各年份的就业人数缺口。通过结合就业人数数据和就业人口缺口数据，本文构建了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数量投入数据序列，并

相应计算其增长率。

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测算。现有文献通常将劳动力质量视为劳动力技能，并选取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劳动力整体的技能水平，因此大多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力质量水平的替代变量。由于我国仅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年度以及1987年、1995年的抽样调查年度公布了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调查结果，因此本文参考Holz（2005）的方法对历年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进行估计。Holz（2005）研究发现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教育水平需要考虑抽样自身的偏差，因此，本文使用人口普查中就业人口分年龄受教育水平的统计特征，估计我国1978年至2010年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预测2011~2025年的趋势值。这种估计充分考虑了统计抽样的偏差，因此Changetal（2016）认为使用该方法估计的劳动力质量水平是相对稳健的。

（四）通胀率核算

Patricketal（2015）认为新兴市场国家GDP平减指数相比于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更能反映整体经济变化。本文也采用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胀率核算变量。考虑到我国并未公布以上一年不变价为基准的实际GDP数据，本文使用GDP名义增速减去实际GDP增速近似得到GDP平减指数。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

2020年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速来自于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数据。

（五）全要素生产率核算

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首先需要确定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若生产函数保持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劳动报酬总额与资本报酬总额分别为（1-α）Y和αY。在实际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投入弹性α即为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劳动投入弹性β为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三种国民收入核算数据。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投入产出表可以相应计算出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二是通过资金流量表核算中的实物表进行测算。资金流量表可以计算出按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要素分配收入。三是通过分省的收入法GDP测算。分省收入法GDP可以通过劳动者报酬等科目计算劳动力和资本报酬。分省的收入法GDP从1995年《国家统计年鉴》开始对外公布，本文进一步通过省际收入法GDP测算历史资料将分省收入法GDP计算回溯至1978年。余永定（2019）发现

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和分省收入法GDP测算的资本和劳动报酬差异较小。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分省收入法GDP对资本和劳动报酬进行测算。其中1978~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计算，2005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统计数据。2020年的比例和2019年保持一致。

收入法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本文根据现有文献通用的简易处理方法，使用劳动者报酬比收入法GDP得到劳动投入弹性β，并相应计算资本投入弹性为1-β。在计算劳动投入弹性和资本投入弹性的基础上，本文将潜在产出、资本投入、潜在劳动投入等变量代入生产函数（1）式，最终计算出历年TFP的绝对值及增速。

（六）行业层面数据核算

考虑到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了较大调整，导致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前后不可比，本文选取2004年至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进行测算。其中，分行业实际产出由总产出依据分行业现价增加值按比例进行拆分计算，分行业的劳动力质量数据和总体劳动力质量数据保持一致，劳动力数量来自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参考杨轶波（2020）、余永泽等（2014）的方法，分行业资本存量数据依据不同行业折旧率结合永续盘存法进行初步核算，并结合总体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修正。

三、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一）潜在产出测算结果

如图1所示，多元滤波法对1978年至2019年潜在产出增速的测算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结果高度一致，说明多元滤波法对潜在产出测算相对稳健。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我国实际GDP和潜在产出经历了3轮较快增长，其增速水平保持在高速区间，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投入持续保持增长，资本积累不断增加，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第三轮较快增长始于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需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潜在产出增长拐点初现。2010年以后，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速呈现逐步放缓的特征，潜在增速水平也稳步下降，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多元滤波法结合1978~2019年的数据对2020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测算的预测值是5.5%，而利用1978~2020年的数据测算我国2020年潜在增速为5.1%，说明多元滤波法捕捉到了

新冠疫情对潜在产出的负向冲击，导致潜在产出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连平等

（2021）的测算结果也显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生产函数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冠疫情冲击条件下多元滤波法相对于生产函数法对潜在产出的估计相对更为贴近现实。与近年来测算潜在产出的主要文献结论一致，本文也发现我国潜在产出自2010以后出现趋势性下降，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如图1所示）。

（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稳步增长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见表1）。1978年至202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3.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6%，是中长期经济增速保持中高速水平的“压舱石”。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中，代表简单要素投入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分别平均拉动经济增长4.1%和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1%和10.8%，劳动力质量增长平均拉动经济增长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配置作用不断增强，劳动投入的配置效率改善，如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资本投入的配置效率改善，如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等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同时，固定资本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力，1978~202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通过测算改革开放42年来的增长动力变化，本文尝试划分出5个增长时期，依次是1979年至1990年、1991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12年和2013年至2020年。通过分析5个时期固定资本投入、带动力数量和质量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发现：

第一，1978年以来固定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更是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8年至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2002至2008年之间，在加入WTO的影响下，外向型经济带动企业投资有所加快，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幅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加快，推动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快速上升。2013~2020年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攀升至67.2%，显示我国对资本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性显著增强。

第二，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持续下降，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下滑，贡献率也由改革初期的17.2%持续下降至2013年至2020期间的0%。2019年末我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较2018年下降115万人，导致我国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至

-1.7%。未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持续消退，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三，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中有升。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仅为劳动力数量投入作用的一半，随着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技能不断提升，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稳定。2000年以来，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6%至7%之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人力资本提升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增强，2013至2020年期间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加到7.8%。

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规律。改革开放初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仅为32.4%，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2000年左右的45%上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2013至202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下降至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有所弱化。受到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TFP的贡献率下降至-78.1%。

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上。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8个百分点，若经济正常运行，应在2%左右（2013年至2019年基本稳定在2%上下）。这样计算，2020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6%左右，实际增速比潜在产出增速低约3.8个百分点。

四、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增长动力。本文对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19）利用DEA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结果在趋势上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测算结果相对稳健（测算结果见表2）。

第一，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平稳。

2005年至2016年期间，农林牧渔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在1%附近，

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下降至0.2%。

第二，除制造业外的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出现趋势性负增长。2005年以来，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全要生产率增长呈现前高后低趋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对平稳。2017年至2019年，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增长，仅有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正增长且呈现加快趋势。

第三，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化较大。

2005年以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回落；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加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平稳。2017年至2019年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相对低速增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速高达13.6%；住宿和餐饮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

五、技术进步因素的拓展测算

余永定（2019）认为我国的技术进步率由于对通讯信息（ICT）类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核算存在偏差而长期低估。Jones（2002）对美国1950~2001年增长分解发现知识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本文参考Jones（2002）对知识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测算方法，在生产函数的测算框架下尝试引入ICT类资本和知识创新来测算我国的技术进步因素。

ICT类资本存量增速是影响资本投入带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同时知识创新增速通过影响劳动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拓展后的生产函数进行全微分后形式如下：

从资本和劳动力层面衡量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经典生产函数相比，拓展后的生产函数考虑了ICT类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分别从资本和劳动层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在具体指标选取上，本文采用2005~2019年国内ICT设备生产和ICT设备进口数据构建ICT固定资产投资序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电子工业年鉴》。采用2005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创新指数作为知识创新增速的测量指标。该指数包含了创新环境、投入、产出和成效四个方面，

是对我国知识创新较为全面的衡量。结合非ICT类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投入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数据代入（7）式，本文测算出剔除知识创新效应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2006年至2019年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拉动和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3和表4。

本文将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的综合效用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可以发现2006年以来技术进步（包括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拉动呈上升态势，从2006年的0.8%上升至2019年的2.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6年的6.3%上升至2019年的36.7%（如图2所示）。

六、“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和政策建议

（一）“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通过多元滤波法可以对潜在产出增速随机冲击进行估计。本文首先利用一阶自回归模型预测固定资本、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数量在“十四五”期间对潜在产出的增长拉动，发现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拉动效应将趋势性下降，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持续为负，同时劳动力质量的拉动效应维持在0.5至0.6个百分点之间。考虑疫情冲击对潜在产出的持续影响，本文假定2020年的随机冲击代表新冠疫情负向冲击大小，预计“十四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保持在1.7%左右，潜在产出增速将保持在5.1%~5.7%之间（见表5）。

（二）政策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我国潜在产出保持中速增长的特征，保持货币政策合理适度支持。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势的影响。通过采用传统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如激进扩张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GDP增速长期维持在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央行加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流动性支持，应继续优化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保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和潜在产出增速大体匹配。

第二，加强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尽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设计，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也是对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加强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促

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引导全要素生产率在相对高水平路径上增长。增大宏观政策对ICT类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全社会知识创新的支持力度，创新支持工具，优先引导生产要素向ICT类固定资本和知识创新活动配置。

第三，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人力资本质量和高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支持，巩固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大力探索支持创新发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大金融支持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重点产业中长期融资支持。构建支持绿色发展和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金融机构信贷激励相容约束，通过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强货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支持。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产业及商业银行业务机会

罗荣晋、王彬、陈晨

一、我国能源产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路径探析

能源活动的碳排放一直是全球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碳排放中，能源活动的碳排放分别占到碳排放总量的84.69%、76.94%和89.58%。我国的能源活动碳排放则占到国内碳排放总量的89%。因此减少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是我国乃至全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在我国的能源活动中，电力行业又是最重要碳排放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重要的战略支撑。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电力生产主要是以燃煤、燃气的火力发电机组为主，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压降火电，但至2020年火电在我国发电量中占比仍高达67.9%，火电的碳排放占整个能源活动碳排放的52%。调整电力供应结构，削减燃煤火电，大幅增加清洁能源占比显然是减少碳排放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另一方面，国内大量工业和交通部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普遍将提高电气化率作为有效应对措施，将能源消耗迁移到电力部门。因此电力部门不仅要解决自身的碳排放问题，还需要承担其他产业和部门转移过来的碳排放。这也就决定了未来整个电力系统，包括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乃至储能企业将成为我国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主体部门。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火电为主，水电、核电为辅的电力供应结构。虽然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迅速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能源市场，但新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依然偏低，2020年占比仅有9.5%，清洁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也仅有32.1%。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电力供应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国的发电量规模超大同时目前仍处于增长上升期。从2015年到2019年我国发电量增幅高达24.4%，但同期美国、日本等国发电量基本没有增长，德法等欧洲国家还出现了下降。2019年我国发电量占全球发电量的比重高达27.8%。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结构高度依赖于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加之前文所述的其他产业实现电气化后能源消耗向电力部门迁移，有预测显示到2030年我国发电量可能达到10万亿千瓦时，而且2030年后仍将处于增长中。

尽管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也看到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展现出空前的决心和魄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在实现路径上，中央明确提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根据中电联的有关预测，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我国需要在2030年前实现清洁能源（新能源、水电、核电）装机量由目前的9.55亿千瓦提升至21亿千瓦。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电联预测显示我国到2060年前还需要将清洁能源的累计装机量提高到73.5亿千瓦左右，清洁能源发电量提高到16万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发电量将占到总发电量的90%以上。

基于以上分析，显然未来十年乃至未来四十年都将是国内清洁能源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细分领域看，水电资源的开发有天然的边界，至2020年我国水电累计装机量已达3.7亿千瓦，水电开发利用率超过50%，到2030年碳达峰前我国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将超过70%。核电作为重要的清洁能源形式，一直在各国电力中占有重要地位。2020年我国核电发电量占比在4.8%，应该说是偏低的。国家能源局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计划中也提出“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碳中和目标下，核电的装机潜力要明显高于水电，特别是在2030年后核电仍将有望持续增长。必须注意核电虽然是政策鼓励的方向，但其软约束较多，社会各界对于核电的安全担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发达国家中除法国外，其他国家的核电占比实际上并不高，一般在20%以下。所以核电的装机占比也不能期望有过高的提升。相比之下，只有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受软约束条件较少，这也是中央明确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方针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我国能源产业的“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将是“全力发展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积极稳妥有序发展水电、核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严格控制并逐步压减传统的燃煤、燃气火电”。显然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未来将逐步成为电力系统的主导电源。

二、我国能源产业“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虽然能源产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已较为明确，但我们认为其实施过程对于我国整个能源产业及相关制造业都将有非常大的挑战并伴随一定的风险。首先，新能源成为主导电源后对整个电力供应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考验。传统的火电虽然碳排放较高，但其输出功率非常稳定，并网特性好。与之相比新能源虽然实现了零排放，但其具有随机性、波动性的特征，输出功率极不稳定，同时还具有反调峰特性，这使得新能源在并网消纳上存在很多难题。按照前文所述未来我国电力装机发展规模和结构，新能源在发电量中的占比将呈持续上升态势，这就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供应提出严峻考验。大规模的新能源装机后不仅使得整个电力系统供应变得较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于电网而言调峰和调频的难度增加。虽然配套建设调峰电站、储能设施平滑输出功率是可以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但我国要建设的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体量庞大，现有的调峰、储能等技术手段是否能有效应对新能源大规模装机后对电网的严峻挑战有待明确。在新能源成为主导电源后，现有的电力供应体系为保障足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造，这需要技术和资金上的持续投入。

其次，电力系统的重构可能引发电力成本的上升。新能源成为主导电源后，整个电力系统需要配套进行大规模的深度改造和调整，电网负担的运营维护成本可能出现明显增加，虽然新能源发电端近年来的成本明显下降，但终端用电成本仍有可能出现上升。未来我国工业领域、交通领域都将进行大规模的电气化改造，工业领域未来电气化率将达到60%，交通领域未来电气化率将达到70%，全社会能源消耗向电力部门进行迁移，因此电力成本的增加将抬升我国工业制造部门的生产成本以及交通领域的物流成本。

再者，能源结构的重塑对传统能源产业及配套产业将产生剧烈冲击。随着以燃煤火电为主导的传统能源逐步压减并退出，传统的国内火电运营商将面临业务大幅收缩的严峻挑战。目前国内传统的五大发电集团都是以火电为主，其他发电形式占比不高，火电业务收缩后将使五大发电集团整体收入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国内为传统火电企业配套的设备商和零部件商也将面临严峻的业务调整压力。如电气设备制造企业、锅炉制造企业等都面临产业转型任务。另外国内的传统能源企业如煤炭采掘企业、煤炭深加工企业也都同样面临业务转型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的五大发电集团还是电气设备制造企业、煤炭采掘企业，不仅体量规模巨大，同时在所在区域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有效处理好转型问题至关重要。

三、能源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中的商业银行业务机会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国内能源产业在“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过程中将出现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增投资，在以下领域的业务机会值得关注：

（一）信贷业务领域的增量业务机会

下阶段国内新能源将迎来大发展时期，同时将带动储能建设（包括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和电网为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新增建设与技改投入。风电、光伏、储能、电网等领域将可能出现对于“碳中和贷款”的增量需求。

（二）并购业务领域的业务机会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资产受到持续关注，而传统能源资产估值面临重构，相关资产的市场交易将变得活跃，如风电、光伏、储能设备和传统的油气资源项目等。并购贷款、并购顾问等投行业务产品的业务机会值得关注。

（三）投行债务类产品的业务机会

未来国内新能源将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配套储能、电网等领域也将有相关的大规模投资，“碳中和债”等债权类产品的市场空间值得关注。特别是近期国家电网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50亿元“碳中和债”，显示出该绿色金融产品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

（四）股权业务机会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需要电力、电网相关企业引入大量的先进前沿技术。如燃煤火电领域的高效燃烧、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电网领域需要实施的调峰、调频技术。推动成立或参与“碳中和基金”，孵化这些先进技术使之得到商业应用和推广，也是商业银行支持“碳中和”的有效手段。近期，国家电网已宣布开放1000亿元股权投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已经反映出国家电网对于外部股权资金参与“碳中和”的急迫性，建议关注相关股权业务机会。

把“契约化”共建理念融入城市基层治理之中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深化“契约化”共建的实践

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

（2021年6月28日）

自2004年起，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积极探索“契约化”共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新方式，有力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发展提升带来强劲活力。2020年GDP超千亿，集成电路产业和高端生物医药产业两个“万亩千亿”平台，双双进入全省“万亩千亿”平台综合排名前三。

一、在时代的需求与群众的呼声中诞生和发展

2008年越城区正式提出社区“契约化”共建载体，并探索出“五约”流程

（谈约、签约、亮约、履约、评约）、四类菜单（责任、服务、资源、个性）、双向服务等工作法。2010年以来，越城区把“契约化”共建的理念、机制、方法全方位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当中，积极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着力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第一阶段：以社区党组织与驻社区单位党组织之间结对共建为主要形式的契约共建阶段（2004—2013年）。这个阶段，在市、区联合推动下，“契约化”共建工作蓬勃发展。从开始的试点工作到全市进行标准化推广，该经验的工作理念体系、方式方法逐渐成熟。社区党组织通过契约共建与辖区单位党组织建立联系，定期交流研讨，相互学习、借鉴党建工作做法经验，共同研究党建难题，提高党建工作水平；各社区为驻社区单位提供优质便捷服务，驻社区单位也最大限度开放本单位阵地资源，为社区居民开展活动提供方便；社区根据居民需求，列出部分民生实事项目，以“菜单化”等形式，向共建单位打包推出共建项目，共建单位根据自身优势，合力推进。这一阶段的实践，破解了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如何有效衔接的难题，有效推动机关党员八小时外亮身份、作贡献、当示范。

第二阶段：以解决民生事项为主要载体的项目契约阶段（2014—2017年）。这个阶段，“契约化”共建开始实施项目化管理，平安建设、“五水共治”、环境整治等一系列中心工作被纳入共建项目，“契约化”共建的抓手更具体化、内容更中心化、成果更可视化。社区党组织正视自身资源“短板”，针对群众日益关注、呼声日益强烈的热点问题确定民生项目，充分发挥共建单位职能优

势，合理解决社区实际问题。街道党工委每年年中、年终针对项目进度组织开展两次社区党组织自查，并结合自查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督查。表彰“契约化共建、项目化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汇编典型案例，通过典型示范与经验交流，形成合力共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一阶段的实践，丰富了契约共建的内容，为共建共享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特别为有效推动党建引领、民生民议、民事共建形成机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积累。

第三阶段：以全域提升、数字赋能、系统集成为主要内容的人人契约阶段

（2018年至今）。这个阶段，“契约化”共建进一步创新载体、丰富内涵，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基层治理全域提升。开展“两地报到、人人契约”活动，发动机关、教师、医生、律师等党员到村社报到履约，签订契约项目，认领党员“微心愿”，参与治安联防、民主协商、矛盾调解、垃圾分类、智慧用电等治理服务活动；健全完善横向联结多行业领域、纵向延伸到社区的“96345”党员志愿服务体系，针对4类特殊群体提供6大类37项免费服务，“360和事佬”“维修达人”“电工鲁师傅”等服务品牌深入人心；围绕数字赋能共建共治共享，开发“越城有约”数字化平台，谋划“人人契约、结对共建、民生集市、点亮心愿、党建地图”等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技术、思维、认识推动“契约化”共建理念、机制、载体创新。这一阶段的实践，拓展了“契约化”共建的主体和实施范围、实现方式，提升了“契约化”共建的深度与广度，为打造城市基层治理品牌、构建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积累了经验。

在十多年实践中，越城区“契约化”共建取得积极成效，发布全国首个社区“契约化”共建地方标准，“契约化”共建被浙江省委写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指导意见，被评为浙江省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十大品牌，荣获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越城区“契约化”共建示范区入选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建共建共育共享资源清单和浙江省100家省级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成为第四批国家社区治理服务实验区，并成功举办第四届浙江省基层党建论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二、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展现价值和成果

以“契约化”共建为重要抓手，把“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手段、方法、机制全面融入基层治理，切实解决基层治理中遇到的问题，着力开创“契约化”共建新局面。

全员签约，开创互融共建新格局。引导社区党组织与党员、居民三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