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2014 推动行政服务业务变革,试点流程责任制 ——任正非在行政服务业务相关汇报会上的讲话 2014年5月13日 【导读】相关人员就“一线行政服务业务/流程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泛行政项目及流。
2014
推动行政服务业务变革,试点流程责任制
——任正非在行政服务业务相关汇报会上的讲话
2014年5月13日
【导读】相关人员就“一线行政服务业务/流程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泛行政项目及流程责任回顾”进行汇报。
任正非在会上作如下讲话。
第二,行政服务要强化国家管理,弱化跨国管理。强调行政服务模块化为主体,以国家为颗粒,梳理流程、责任、实施监管,而不是垂直业务设流程。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大,不能使用统一概念的管理方法。公司行政服务不需要拉通建立一个从上到下的全流程,而是出台政策、法规去监督。其实国家之间的行政服务大部分是没有往来的,在一个国家内流程进行小循环是主体,国家与总部的流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为了一件本地的小事,跨到另一个国家来管理,而设一个流程是不值得的。简化管理就会降低管理成本。
所以,先把一个国家(也不是大的国家)流程梳理清楚,除了租车流程,还涉及很多问题,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形成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以此确定行政的责任和义务,如何接受监管,如何自己管自己……。然后多个国家组合,再来看总部的监管责任是什么?地区部的协调责任是什么?多层机构加强监管,监管模式是什么?……总部发布管理的宗旨和要义,然后根据要义、基线等进行监管。
第三,基建和行政体系流程要分。基建是一个特殊组织,它是不拷贝的,不要为基建建立一个复杂的体系。
第四,我们现在要建立一种新模式,但在新模式推行前,不要急于废除老模式。存在就是合理的,先立后破。以代表处为核心的新模式出来以后,可以挑几个代表处作为试点。你们想想,行政花了200多亿,培养了这么多精英,我们对这些人称重,分批放下去,要看到重要性。以前我不同意地区部设置行政组织,因为地方要自治,现在行政服务的内容涵盖了工程、交付等方面,在地区部层面设一个人去承担监管责任可以研究研究。
第一,行政采用基线管理,不是指全球统一基线,而是各个国家自己和自己比。财务可以招聘几位统计学专业人士进来,用前三年数据统计出科学的基线(比如伙食标准、用车标准和工程量相比……),确定基线管理方法,然后公基线。节约机制和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相结合,节约是要分享的,浪费是要分担的,这样就能改变大家。而且我们基线的指标很保守,一定能节约出来的。
第二,行政管理重要的一条是公、透明。除了流程性,应该加快约束。每个行政平台的所有账目数据都要上网公布,没有公布的账目,财务不给予报销,这样他们就会逐渐将费用核算到项目成本里。比如加油,要有加油的台账(对应车牌号、加油时间、地点和路线)并在公告栏里公,然后一定要有流程的责任人在公告栏里审批签字,这样监管就有合理了。要用数据的合理性和可比性来看,同时还要公。
第三,行政要简化管理。比如买菜,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在超市购买,信用卡先备案,而且你只能刷这张信用卡去买菜。这样生活委只需要比对超市清单和信用卡单据就可以报销了。采购确定了指定超市,若觉得价格贵、不新鲜,非要去山上买葱,可以找伙委会的家属轮流去陪同监督也行。虽然多了一道成本,但是杜绝了贪污浪费。食堂管理相对简单,采购流程上网,做法和管理公透明化;行政部监管的就是卫生质量,膳食的BCG应该是生活委、员工去监管。
不是所有流程都需要统一起来,要面对代表处的现实情况来处理。比如关于平台用车和交付车辆交叉调度的问题,实在不行可以一个代表处、两个系统,但财务监管是一个系统。不要过分强调共享,增加管理复杂难度。
该统就统,该分就分,不要为了省一两个编制而让管理复杂化。对于边缘性的业务不一定要强调电子化,要考虑灵活机动性。比如宿舍的卫生纸等不要纳入行政采购,以前我们像个保姆一样,什么都去管。我们要规定宿舍的基础服务标准,对员工的服务也要有范围,比如电路线坏了是我们要去维修的,但灯泡坏了需要自行解决。荔枝园也是一样,深圳荔枝园宿舍物业不仅要由香港物业公司管理,还要明确哪些角色必须由香港人担任,将来房租收费都要让他监管起来,做成模范小区。租赁收费方式能否改变一个方法,基建的住房应该是内外有别的,只能给员工补贴,而且是基础配置。将来荔枝园的房间都不配置冰箱、彩电、洗衣机……家电,但可以设一个样板间,配置的家电贴示出金额和订购地点信息等,我们有协作伙伴,员工在网上一预订,就过来安装了,自行付费。生活服务就是简单化,满足员工基本的需求,价格由市场经济决定,行政监管卫生质量。
第四,行政服务也要找到对标,向优秀标杆学习。慧通机票业务要向携程学习,对标好的企业。华为员工在订票过程中为什么不能绑定一张个人信用卡和电话?我认为员工在任何地方买的机票,应该都可以在财务报销。
基建的管理方法要对标一个优质的外资房地产公司。招标,一定找测量师给我们做招标支撑,我们自己不要去做测量师,因为测量师不会站在我们这边,但也不会站在乙方那边。他站在业务中是可操作可执行的,这就已经实现公平了。基建部是一个组织部门,不是业务部门,它组合各方面来综合实施。
办公场地管理,海外比较艰苦,房子装修可以稍微好一些、安全性高一些,我认为慕尼黑研究所、莫斯科研究所做得非常好,很舒服、很漂亮,我都想搬到那里办公,看看是谁管的。国内办公建筑的规模化扩建快结束了,基建要提升精品量。下一步海外基地生活设施和办公设施管理就要提上日程。海外的代表处想在这些国家扎根下来,可以把培训中心、代表处、售后服务中心结合起来,也要合理考虑这些问题。你们要分几个人去指导一下标准化设计,能不能在规委会成立个设计小组?他们出去以后就是办公环境设计,请测量师按当地价格核算一下,招标价格等方面就很清晰了。
公司矩阵化管理,主要用于组织千军万马上战场,行政不是主航道,大多数岗位不需要矩阵化。行政独立业务可以弱矩阵化,非独立业务的其中一部分岗位矩阵化,但相当多的基层操作岗位是要去矩阵化的。对于基层员工要简化管理,不要使用复杂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人力成本也不能单纯从节约来考虑,要从合理的费用额中切出一块来,让基层员工也要分享到公司的成功。我们的堡垒若建立在沙滩上,是不巩固的。
海外行政基层员工的薪酬待遇要有社会可比性。针对不同类别的基层员工,公司管理和考核要从共性化走向个性化。
我支持酒店式公寓合理发展,虽然比不上五星级酒店,但我们一定要用高标准,公寓管理服务要跟上来。特别是北京要加快速度,员工流失率高,若基建为了省点钱,其实损失更大。对于公寓收费,定价可以合理一些,收一点管理费,主要用于维护清洁。我认为第一要有出差标准,第二要有公寓标准,员工可以选择去住酒店(350元标准)或酒店式公寓(250元标准),中间这个差价一定要实行分享制。公寓赚了钱,也要对服务工、清洁工也要贯彻分享机制,激励他们酒店式公寓打扫干净,吸引员工愿意住,降低公司的成本。
曾经日本东京有一个女孩叫野田圣子,1985年进入东京帝国饭店工作。但没想到上司竟安排她做洗厕工,每天都必须将马桶擦洗得光洁如新。心理作用使她几欲作呕。本想立即辞去这份工作,但她又不甘心自己刚刚走上社会就败下阵来。因为她初来时曾经发誓:一定要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就在圣子的思想十分矛盾的时候,酒店里一位老员工出现在她面前,二话不说,拿起工具亲手演示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擦洗马桶,直到光洁如新,然后将擦洗干净的马桶装满水,再从马桶中盛出一杯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一饮而尽,整个过程没有半丝做作。野田圣子从此暗下决心,即使一辈子洗厕所,也要洗出成绩来。此后,野田圣子为了检验自己的自信,为了证实自己的工作质量,也为了强化自己的敬业心,她曾多次喝过自己擦洗过后的马桶里装的水。1987年,野田圣子当选为歧阜县议会议员,是当时年轻的县议员。1998年7月担任小渊惠三内阁的邮政大臣,是日本年轻的阁员。
【其他与会人员发言摘要】任树录:在内服流程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循环模式,第一个循环是内服委员会层面,它主要是制订内部服务相关业务政策及重要制度;第二个循环是机关平台层面,它主要是从业务的视角,制订标准化的业务规则及监管模式、IT系统平台建设和工具的支撑;第三个循环是代表处及国家层面,它主要是各个代表处/国家根据当地业务的特点,进行本地化流程的建设和适配,即末端一公里流程的建设。
尹绪全:服务类行政采购是有自己特色的,和业务型行政采购不一样,今天确认把服务型行政采购纳入内服管理,业务型行政采购继续由大平台采购部承担,可以利用它本身的特点降低管理成本,这两类行政采购就基本区分了。业务型行政矩阵性强,服务型行政矩阵弱,非矩阵化的特点更明显一点,这两类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也就可以分了。
吴术渊:行政、基建就象总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成战斗力的组成部分。比如行政不要把自己当成只是公司花钱提供服务的部门,要从增加公司的战斗力出发来思考我们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向携程学习,是一种放的思路,如机票、酒店,当同样需求网上还便宜时,那员工就可以自由选择,但我们提供价格和服务作对比。如食堂,要考虑附近有没有安全的、可社会化的服务,向员工特别是需要加班和出差员工提供基本保障,不要做成纯福利,也不要一刀切地撤消。因此行政自身要接收无依赖市场的压力传递,制定好服务的质量和标准,逐步改善服务质量,未来配套的激励政策也是这样。委员会的建立可先从这些方面入手,先立后破,不影响行政、基建部门的日常运作和决策。
易翔:我们在一线关于流程的执行和遵从,还有赋能,我们聚焦几个国家,把它做透,做成样板。我们的行政管理没有全球化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把一个一个国家做透。
吕克:我们不应该关注操作行政决策的细节,更多的围绕更好的服务,思考运作模式,大胆的去实验,改变现状。我们要去识别在新模式下的关键岗位,这些岗位哪些是矩阵化的,哪些是非矩阵化的。矩阵化的岗位就是针对性的,怎样去和业界去比,包括从结构和要素上的调整。
骆文成:下一步我们会按照任总指示,以国家为颗粒,首先选取孟加拉进行流程责任制试点,从业务出发,沿着流程梳理责权利,并设计属地行政组织及激励方案。另外,再在两个地区部选取两个国家试点,然后先行在东南亚全面推行。
赵继军:基建管理在矩阵式管理基础上还要强化项目责任体系,加强项目部层面的责任和压力,加强流程末端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在海外子公司董事会推行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2014年5月27日
第一,子公司董事会为什么要成为综合治理平台?将来我们的业务规模可能不是700亿美金,也可能是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大数据流量具体会有多大,我们也不清楚。公司一定要走向综合治理,才能及时满足客户需求,才敢给作战部队授权,否则就不可能再扩大规模。我们现在是一个平台,将来要有100多个子公司董事会的综合治理平台,及时响应、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这两年公司聚焦针尖战略,技术领域做到行业领先已经没有问题了;人力资源金字塔薪酬模型过去是稳定的,现在要进一步改良,激发潜在活力;未来我们用3-5年时间把管理变革全部落地,先达到西方管理水平;5-10年后把作战权力下放到听得见炮声的团队。我们的授权体系下去后,综合平台一定要起到很大作用,这一点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还要加强财务治理,综合治理,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编制的认可认同。第二,如何建设好子公司董事会?首先你们要抓点,以一两个国家试点,真正建立起子公司董事会,从点中找出经验来。可以由5名华为员工担任的专职董事、然后再加3个左右业务主管再加2到3个外部董事共同组成一个子公司董事会。真正要把这个国家解剖透彻,然后再把这5名专职董事拆,到其他几个国家担任董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华为公司现行情况下,因为专职董事能力还不够,至少5名的专职董事组成一个董事会才能有商有量,而且还要补充真正懂法律的人员做拐杖。如果你们将董事们任职撒得太,他本来就不会,也没有可以一起商量的人,后只是在表皮上做工作,所以至少需要3—5名专职董事形成一个拳头。1个子公司董事会5名专职董事,1名专职董事又到5个国家去做董事。这5名专职董事成立一个核心团队,把一个国家监督好,抽走1名专职董事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补充1-2名新人进去,有了流动的基础,人员就不断循环起来了。这种循环锻炼成长是实现代表处、地区部经营职能转换的一个很重要环节,要学会如何去转换。
对董事会要不断授权。子公司董事会现在先做合规管理,要从生产粮食好的员工中,又合规管理好的员工中发现干部,同时对干部有提议权、评议权和弹劾权,但没有审批权。董事觉得哪个干部好、哪个不好可以写报告,发给管理团队,这就是评议的启动。子公司董事先不要急着弹劾干部,先学会评议,之后才展弹劾。
第三,考核子公司董事会干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准,就是你们管的这个子公司是否持续有效增长。考核很简单,我们现在要的是粮食,如果不产粮食,是被否定了。
喜马拉雅山的水是能流到亚马逊河的,片联要加强干部循环流动。调走一个副代表,就有一大批人可以得到升官。现在很多人都想把优秀分子给你们。以前大家都想捂着盖子,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若你这个地方干部不流动,能力会停滞的。
子公司董事会其实是“将军”资源池,是子公司治理的战略预备队[1]。片联与子公司董事会应该是一个团队、一条心,片联从地区部中抽调一些干部补充到董事队伍。目前我们大量干部都是技术、销售出身,不懂公司治理,是土干部,我们要把他们转变过来,放到子公司董事会去学习经营管理,学习如何治理公司。让你们去担任董事不是干部淘汰,子公司董事会也不是养老机构。
将来公司在海外有可能走向IBM模式,代表处是一个平台机构,作战机构是系统部,这样代表处可能就变成子公司,负责公共关系、法律遵从、管理……。子公司董事是代表公司代表资本方来治理子公司。作为公司高级的干部预备队,在董事岗位干了几年后,学会当地的经营管理,有了全局观,也还可以选择重返前线,回地区部做总裁或代表;也可以选择继续在子公司董事会做董事。而在董事岗位上要学会思考,勤于思考,成为思想家。
将来代表处的代表、地区部的地总、片总都要把子公司董事会的工作经历做为其任职资格的必要条件。当然今天还不要求,但将来要建立起循环机制。
子公司董事资源局的预算以及支撑子公司董事会运作的投资管理部相关专家团队的预算跟重装旅、重大项目部一样,纳入片联,吃空耗费用。关于董事会推行的工作不要一揽子做系统汇报,有什么具体问题就一个个汇报解决。
片联的其他组织也要做好各自的干部培养工作:重装旅主要培养从技术类别到服务类别的专家和管理干部;重大项目部是主要培养产生商业领袖,首先一定要明白合同场景管理、合同概算管理;项目管理资源池是培养未来的机关管理干部,培养未来直接作战的职能经理人。
我上次跟李杰讲,找个很安静舒服的地方,召集专职董事个四五天的赋能研讨会。让人心情舒缓,同时又讨论,把大家情绪激活起来,然后再上战场。专职董事通过赋能,出资源池后,任职资格等可以由我来审批,同时给到人力资源委员会备案。
华为公司缺少战略家和思想家,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上甘岭”,喜欢一手拿枪、一手握稿,喜欢手里握有权,眼睛总是往下看,不喜欢当思想家。我们要求有一些人望星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然后产生思想家、战略家。我们需要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思考整体资产、架构管理的人,这就是领袖。
在巡视松山湖制造现场的讲话纪要
2014年5月10日
【导读】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德国产品被定义为劣质产品。1887年,英国议会立法,规定所有德国进口产品都必须标注“MadeinGermany”,以示区分。此举引发德国各界对质量的重视,逐步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质量管理体系。今天,德国制造已经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二战结束后日本引进美国“戴明十四法”,日本制造业依靠质量获得了新生,带动了日本经济数十年的快速增长。
终端制造不仅要引入日本的智能机器,高精尖的设备,同时还要把日本人善于把产品做得短、薄、精、小的能力与人才引进来。中方员工可以和他们对标,达到他们的水平,可以拿他们一样的工资。目前公司手机设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我们制造工艺、制造管理、可制造性设计也要同步改进。日本在制造工艺上精益求精,工艺能力还是很强的。日本还有大量的制造业人才,我们要放胸怀,继续用好日本精益生产顾问,引进日本制造管理及技术人才,引进日本车间主管、制造工程师及技师到松山湖生产基地工作。引进会带动我们员工的成长。日本人、德国人等都可以引进过来直接上线,与中方员工同台进步,一样的水平,一样的收入。
技师是制造的中坚力量,要优化分配制度,提升技师待遇。未来两年要设法招聘和培养两千名各类技师(包括供应链在内),与七万人的研发力量匹配,促进新产品量产。制造的进步,要靠技师群体去不断改善,支撑现场业务的进步。但目前我们技师流失率较前几年有所提升,你们要去找原因。制造周期缩短了,制造成本下降了,制造质量提升了,公司获得了利益,可以拿一部分出来给劳动者分享。公司讲求利益分享,华为的利益不是靠压榨员工来获得,而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促进公司发展及成长,成功后利益共享,合理分配给员工,在薪酬上要巩固留住骨干。德国是如何实现高薪的,一条线体配置的人力比我们少,运作效率及质量比我们高,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骨干,对价值评价体系要重新进行评估,及时激励,讲求多劳多得,减少技师的流失,留住核心人才,提升竞争力。
要关注员工的个人荣誉感,在制造也是一样。
制造要坚持自制与外包相结合,自制要在核心制造、产品试制、新品生产、高精尖制造以及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等上下功夫,控制好产品的质量。制造要有柔性,当生产出现异常情况时,产品要能够快速在其他外协厂递补上,确保产品的交付。需求波动大是我们存在的挑战,但每个行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波动对制造来讲是不可避免的,制造对波动性管理要更加科学,逐步改善。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制造要确保公司的出货质量。
喜马拉雅山的水为什么不能流入亚马逊河
——任正非在拉美及大T系统部、运营商BG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5月9日
【导读】干部获得提拔的充分必要条件,一,是要能使所在部门盈利;二,是要有战略贡献。首先要感谢大家!这两年世界经济在衰退,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坐着会来讨论未来架构,与全体员工做出的很大成绩密不可分。我们不仅要面对过去的历史来总结经验,还要面对今天的现实来确定明天的战略目标。华为公司这二十五年的发展,基本踩对了鼓点。在世界整体经济大爬坡的时候,我们强调规模化增长,只要有规模,只要有合同,就有可能摊薄我们的变动成本,就一定有利润。当时如果卖高价,客户能买我们的吗?肯定不会。现在这种惯性思维在公司里还是很严重,大家抓订单、抓合同,不管是否是垃圾质量,只要能装到销售额里,就盲目做大做强。在前两年,如果没有我们加强合同质量管理和坚定不移地转变战略目标,坚持以利润为中心,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是坐在这里会,而是让大家回家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制定措施,比如管理服务、终端产品只谈利润,不算销售额;我们在控制各项考核指标时,就是在转型,当然我们的预算转型不够,再过一段时间,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在我个人看来,所谓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我们社会的改革速度能不能快过危机呢?现在不能肯定。如果说改革速度没有快过危机,当危机爆发的时候,社会这么大的波动,华为怎么办?财务曾算过账,华为公司的现金够吃三个月,那第91天时,华为公司如何来渡过危机呢?
我们现在工资、奖金的分配也有可能不公平,因为我们才刚始实行获得分享制,可能有些地方分得很多,有些地方分得很少,但是我们慢慢就会摸到合理的线在哪儿。但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少分,我不同情你。
如果从长远来说,我们没有抓住战略机会点,没有抢占到战略制高地。超宽带时代以后,还有什么带?我们不知道。董事会北京民主生活会时讨论,若我们在超宽带时代失败了,将来还会不会推出一个更机会的机会来,我们认为没有了。所以我们不仅在商业上,也要在技术上,认真分析客观需求到底是什么。就目前来看,我从有些发的改进上看到了希望,但希望不是现实,我们不知道这些希望能否变成现实。
在公司战略沙盘的68个战略机会点中,我不知道有几个机会点是我们有把握的?(丁耘:现在剩下的都很困难。我刚才看胶片,比如中东沙特的利亚德,LTE这仗打完了,再想获得新的进入,难度比原来又要高一个等级中东、亚太、非洲的格局。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两年时间,把LTE在价值城市进行突破,那么在未来五年内,我们进入900M和1800M的黄金频段的机会就基本丧失了。目前欧洲格局还可以。)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战略沙盘,还沾沾自喜,自以为华为做得还不错。做了战略沙盘才知道别人怎么那么聪明,我们怎么那么笨。刚才丁耘也讲到,价值区域、价值资源和价值城市,别人早就占领了。你们别总说颠覆互联网,去试试看能不能颠覆,不是那么简单。100多年前,设想挖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是何等伟大的战略决策,今天看来,这是交通运输史上的伟大贡献。今天大数据流量里,到底有多少条巴拿马和苏伊士?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能笼统来看战略制高地,也要把这些制高地分成很多个阵地,对其进行分析,拿出策划和措施来,实事求是地获得成功,即使无线占不到优势的地方,支撑系统能否占有呢?公司各个层面都要聚焦到机会窗。将来我们不仅要在销售上要对标68个战略制高点,也允许代表处自己来规划战略机会点。两三百个战略机会点不能仅仅是战略对标的结果,研发队伍的武器也要适应我们参战未来大数据流量机会点的战斗结构,我们整个队伍都要聚焦起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要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公司在技术战略上强调“针尖”战略,正因为我们这二十几年来,加强压强原则,坚持只做一件事,坚持像“乌龟”一样慢慢地爬,才有可能在几个领域里成为世界领先,但现在领先的只是技术,并非地盘。三、喜玛拉雅山的水为什么不能流入亚马逊河?
我们要加强经验和思想的交流,这种交流应该是广泛的。拉丁美洲处在一个偏远地带,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是零距离的,拉丁美洲正在出现既有的增长,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机会窗。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沙特石油培养干部,然后抽调出干部去拉丁美洲投入石油部门的战斗?一个地区成功了,成立教导队,大规模培养干部,为什么会出现干部无法流动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要思考。在互联网时代,喜马拉雅的水是可以流入亚马逊河的。
加强重装旅、重大项目部、项目管理资源池等各种战略预备队的建设,推动干部循环流动赋能,从而使整个队伍充满能量。战略预备队的费用一半是由公司空耗费用来承担,另外一半是由他们加入各项目作战。战争打胜利了,要与项目核算费用,来填补自己的费用;如果打失败了,不要项目的钱,自带干粮,吃完就走了,从而使得干部能加强循环。不然阿富汗的干部一呆就是好多年,为我们承受了很多痛苦,他们只能做英雄。即使说现在用他,他也当不了将军,因为没有被循环赋能将军的技能。如果循环流动起来,我们就给他赋能,他为什么就不能站起来呢?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三年,推动队伍循环流动,进一步使基层作战队伍的各种优秀人员在循环过程中,能够流水不腐,形成整个公司各个层面都朝向一个胜利的目标,努力前进和奋斗。
所以,华为价值评价标准不要模糊化,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多劳多得。你干得好了,多发钱[1],我们不让雷锋吃亏,雷锋也要是富裕的,这样人人才想当雷锋。在这3-5年里,公司的改革任务是很重的,有可能促使我们在战略机会中获得前进,我们要鼓舞这个队伍前进。这些年人力资源体系工作总体做得还不错,金字塔模型稳定,他们还要改良,希望爆发潜在的力量。我们导向冲锋,从基层员工到中层、高层的干部导向都是成功,大家高高兴兴去冲锋。有些员工累了,可以休息休息,不拿工资几个月,恢复了再冲锋。我看到有人穿马甲发帖说,配40万股以下豁免退休人员的责任与义务,我觉得可以理解。但配超过40万股以上人员,如果觉得打仗累了,就要真正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能享受华为分红,又去外面二次创业,那是不行的。
以前我们总是叫地区部总裁为老总,有人说“不要给我贴标签,我还不到40岁,以后不要叫老总,要叫小总”。所以,各层级干部不能惰怠,还要唤发出青春来,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定要战斗到我们抢占到战略机会!
[1]发钱是好的“公司文化”的载体,很多企业发钱跟“喂猪”差不多。
英国媒体会谈纪要
2014年5月2日
【导读】任正非在这次采访中说:“我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及时孝敬父母。”任正非:欢迎你们,非常高兴和你们见面。
1、华尔街日报AmirMizroch:您近怎么样,到伦敦这一行感觉如何?从您个人的平常的情况来看,一般旅行基本上是和生意相关的,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休闲啊,观光啊?任正非:近到伦敦一行,我们感觉很正常。我个人平时做的事情,生意相关和观光应该两者兼有。2、BBC记者RoryCellan-Jones:任先生,您在这边使用手机,会不会没有信心呢,因为是不是有可能有人会监听您的通话。任正非:有人监听我的通话,应该在意料中。我没有什么交易秘密,也不怕别人听见。
3、BBC记者RoryCellan-Jones:那再更严肃的问一下,近几个月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特别是美国国安局,他们的一些监听行为,现在很多都曝光出来了。特别是针对华为,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对于这些,您如何评论,如何来应对?任正非:美国的监听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被证明了而已,因此对我个人的心情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和客户是在二、三十年往来中所建立的认知,相信对客户也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销售与利润也正常。这个事情不要反复被加强,不要被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很快会过去。
4、金融时报DanThomas:您刚才提到,目前这些监听的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现在只是被证明而已。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您以前就知道这个情况,现在是真正的被证实?
任正非:以前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冥冥之中想到总会有人关心这些事情,只是一种感觉。我在公司其实是思想上的管理,我的思想总是要告诉任何人的,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我希望15万员工都能去读我的邮件,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读的。如果大家都不读,华为就会逐渐灭亡。幸亏华为还有少数人愿意读,他们成长的速度就会很快。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秘密,都是放的,至少我的思想是放在公司的网站上。
华为若是一个对社会有价值,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公司,监听者如果认真去读,读明白了,传递给社会其他人,也是我所期望的。
5、经济学人LudwigSiegle:您说监听是在您的意料之中,但您肯定也是有一些东西,是不想和大家去分享的。对于监听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对您造成困扰和担心呢?
任正非:华为公司之所以能进步到今天,与华为本身的放有关。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不放。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放,其实核心就是向西方学习放。华为内部决策绝大部分都放在网上,这些内容不止公司员工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有些决策也遭受外部的批评,当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知道决策有错误,就要纠正。
有什么东西不愿意与别人分享呢?我们在技术的方向和思想上是完全放的,少量技术诀窍是没有放的,这部分不放的窍门也只是对一些企业有用,对国安局没有用。所以我们没有担忧。
6、金融时报DanThomas:问题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华为有没有加速华为内部网络安全体系的建设,从而去规避比如在产品或设备里面植入设备的情况的出现。第二个是更广的问题,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有没有可能中国市场在设备采购方面,更多考虑国内的厂商,而不是国际厂商。任正非:第一个问题:(1)产品的安全问题。我们遵照世界各国法律,接受各个国家的监管。也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和管理成熟起来,避免不安全的事出现。(2)公司内部网络管理问题。过去保护圈太大了,我们把很多低端技术也划圈进来了,未来加强只对高端核心技术安全保障,对低端技术加强更加放,甚至源,内部防范实质是增强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支持中国继续走放改革的路线,继续融入全球化,就像西方用了我们大量设备,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认为我们的设备不安全。中国网络也应该使用大量的西方设备,是否安全,在于制度和管理问题,没有一样东西是自然安全的。我支持中国的网络还要继续放。
7、路透JaneBarrett:考虑到国安局这边的监听、泄密,美国不愿意让华为进入美国的市场,未来有没有可能,美国让华为卖设备。华为对美国市场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任正非:我们渴望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的,我们能够使美国网络健康发展,但基于目前的互相不信任,我们在美国的投资速度减慢了。
随着时间发展,人们对华为的了解会越来越多的,比如欧洲等很多国家,并没有排斥华为。我们要加快在这些友好国家的网络发展,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在2018年左右,华为的销售收入可能会到达700亿—800亿美金,新增投资大量会投在英国和欧盟,当然也包括别的国家。我们要逐个解决与各个国家建立信任和互惠互利的机制。
英国近期建立的网络安全监管委员会,我们是坚决支持的,我们欢迎监管的方式来对待华为。华为有四万多员工是外籍员工,华为大量高端科学家都是西方科学家,相当多的管理层也是西方员工,这样的发展,华为肯定对社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让大家增强信任。短时间,有个别国家不信任,但我相信这个历史总会过去。
大家都说我这个人不愿意见媒体,从而说公司很神秘,其实是我个人性格问题,而不是其他原因。因为我个人比较羞涩,不愿意面对社会的荣誉,回避这些的时候,就回避了媒体。所以我也慢慢走向放,让大家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从而让华为后一点神秘的面纱被撕掉。
8、金融时报JohnThornhill:现在这个行业很快从以硬件为主,走向以软件为主。甚至有人说,软件会占据整个世界。但现在还看到有一些大公司,转型是不够很快的,比如说诺基亚就陷入了很大的问题。那华为在这一块,从硬件走向软件的过程当中,华为的转型做得怎么样?
任正非:华为今天还是一个硬件公司,未来也还会是硬件为主。转型太快,华为未必能承担得了。华为坚信自己在纵向发展过程中,能提高对大数据流量的服务能力。我认为大数据流量是需要管道的,管道也是世界上很需要的东西,其实也越来越难做,华为也就越来越能多挣一些钱。
目前华为的软件工程师占了整个工程师的80%,但这些软件工程师真正还是为硬件服务的。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软件的进步,也会思考我们自己软件方面的改进。但如果我们公司转型太快,后硬件和软件都形不成优势。
9、旗帜晚报/独立报JamesAshton:问一个关于公司股权结构的问题。您基本上是把原来自己的公司,然后分给了员工,想问一下,为什么您要这么去做。因为您要是不分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另外,未来在股权方面下一步是怎么考虑的?外籍员工如何去参与?再第三个问题,华为有没有可能考虑上市?
任正非:第一个问题,不是我把自己的股权分给了员工,让自己成不了大富翁。而是这么多员工团结奋斗,让公司成功了,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创造者除了分享工资、奖金、福利,还分享了公司股权。
传统经济学中不断讲解,股东对未来长期富有信心,他们不谋求短期利益,这是讲义。真实的情况,股东更谋求短期的收益,这就是西方公司后来落后华为的原因。华为把股东、创造者绑在一起,形成长远眼光,不忙于套现,形成了战略力量,造就了华为的今天。华为公司不仅是要使中国人国际化,华为更应该全球化,让世界优秀人员加入来一起领导华为。如果优秀人才进来,不能分享华为的长远利益,也是不利于华为成长的。这几年,我们试行了TUP配股制度,今年将全面推广到外籍骨干员工,所以刚才有信心讲,2018年华为的销售收入有可能达到700亿—800亿美金。
10、华尔街日报SamSchechner:只是再确认一下,股市是贪婪的,意味着华为不会上市?
任正非:华为公司也会是贪婪的,我们只是尽力抑制。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不上市,但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上市。“永远不上市”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为生命不能永远,所以承诺不能永远。但至少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11、华尔街日报SamSchechner:您觉得您在目前的岗位上还会干多长时间?您的继任者有什么考虑?另外,您提到今天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交流、认识您这个人。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有什么爱好,平时休闲的时间都干些啥?任正非:我现在在公司所处的位置,是行使否决权,我没有决策权,已经实施了很多年。现在由轮值CEO运作,效果良好,因此要继续努力去实践和改进。我拥有否决权,但我没有否决过,我想否决的时候,就去和他们商量,把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磋商,没有和将来接班群体产生硬的对抗,总体还是比较和谐友好的。
每一个轮值CEO在独立执政期间,完全是公司的一把手,现在他们已经有很大的独立承担能力。传统接班有一个缺点。(1)是强调把公司交给一个人,还是交给一个团队,哪一个的贡献要大。(2)人都有局限性,每个人对干部的认识都有偏好,如果他偏好重用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会离公司,这些人可是公司用几十年的失败培养起来的,走了对公司是损失。如果这个CEO上来,不能担负起公司董事会所赋予的使命,董事会免掉他的职务,再换一个新的CEO上来,他走的时候又会带走一批干部,如此循环换几次以后,公司就有可能走向消亡。华为实施轮值CEO制度以来,干部要集体评议,没有流失多少干部,公司利润一直在增长,而且比预期还要好。
我们的利润增长很快,有能力消耗在西方投资的高成本,这也是我们加大对英国和欧洲投资的原因。大家嫌欧洲人的工资太高,没有看到他们的聪明,我们有钱能为他的聪明买单,所以加大在英国和欧洲等地区的投资。
我个人除了工作外,好像没有什么爱好。小时候家里穷,除了读书做作业,其他什么爱好都没有形成,连喝酒抽烟都不会。长大后,这些习惯就被固化了。总体来讲,我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
12、经济学人PatrickLane:华为目前继任的安排,是想找到一个人继任,还是想找到一种机制?
任正非:华为的轮值CEO制度终想找到一个机制,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机制是什么样子。君主立宪制使英国稳定了三百五十年,是否会对华为的机制有所启发,现在还不能肯定。我们会用哪种机制走这条路,我们的团队都在探索。
13、每日电讯报ChrisWilliams:您认为华为在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信任的缺失,还是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是贸易保护,华为是否考虑通过中国政府去和美国沟通?
任正非: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先进的制度、灵活的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都是美国强大的支撑,比如乔布斯,在中国土地上,就很难生存下来,他身上很多怪癖,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美国这种伟大的机制和文化的放,使美国还会长期保持领先位置。向美国学习,我们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911事件中,飞机炸掉世贸中心,人们纷纷逃难时,人们沿着楼梯往下走,不时还礼貌的给残疾人员让路。而消防队员却从下往上冲,老百姓往下撤,非常有序。这种精神的形成,不是一时就能形成的,应该是沉淀了几百年的文化素养。这些都是美国的伟大。近我看了一段视频,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在发放救生衣时非常有序,人们还互相谦让,秩序也没有混乱。
这可是在生命的后一刻,从这一点看出来韩国人民有多么伟大。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无论美国是否买华为的设备,或者如何对待我们,相比上面的一切,这只能是小事。
14、泰晤士报NicFildes: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有关英国的网络安全中心,是否通过GCHQ负责他的运行和管理,华为对此是何看法?该方面进度如何?另外有关华为智能手机业务在欧洲的打算,华为是否也会考虑通过并购的手段来增强智能手机业务?
任正非:将来华为的智能手机,在短时间里不会有大的并购,我们坚持终端和网络一样,是有效的发展。我相信华为的智能终端,能在世界上自成一体。苹果在纵向整合非常成功,三星在横向整合非常成功,华为终端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在网络安全中心运行上,我们还是遵循各国政府的要求。我们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还是希望各个国家在大数据流量的网络安全增强信心,至少对华为增强信心。澄清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
15、彭博社SamChambers:上市是不是有助于缓解和应对美国的担心?是不是能够帮助华为打入美国市场?任正非:是否进入美国市场,不是透明度的问题。即使透明了,也解决不了美国的担忧。现在找不到华为哪点不透明,因为华为每一年的财务报表都有披露,因此透明度和上市本身没有巨大关系。所以,我们不会以上市是否作为进入美国的战略决策。未来十年—二十年,让美国认识华为是友善的公司,才会有
一些机会。我认为现在没有太多机会,所以不要在这个地区花费太多精力,反而丧失其他地区的市场机会。
16、路透社PaulSandle:在智能手机方面,华为怎么去体现自己智能手机的差异化?
任正非:别人的路都不能模仿,只能走自己的路。苹果利润五百亿美金,三星四百亿美金,我们连想象都不敢。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继续走下去,才能继续走向成功。华为终端已经摆脱前几年能量很低的状况,已经具备了希望,但还是不能盲目。
17、华尔街日报AmirMizroch:之前您在部队里待过,从部队到社会的转变,您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挑战?是否学到了什么经验?
任正非:我从部队转到地方,刚好遇到中国社会巨大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中国为了裁减非战斗军队以削减经费,我们首当其冲被裁掉,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愿意被裁减掉的。那时候部队承诺我们,到地方后工资不变,每个月大概30多美金。当我们转到深圳以后,深圳已经市场经济化了,电子女工的工资都已经有50多美金。这是第一个不习惯。
第二个不习惯,以前做事从来不讲赚钱,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市场经济就是要赚别人的钱。那时候,不习惯的是,明明铅笔是两分钱买过来的,为了卖给你七分钱,就要说买成五分钱,认为这是不是在骗人。后来我自己被别人骗了,去打官司,没有钱,就自学了大量的国际法律书籍。在学习法律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市场经济本质是:货源和客户,这两者的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控制客户,法律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只能控制货源。如何控制?那就是研发。所以在公司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始投入研发产品,直到今天世界领先。所以,就是从痛苦中感悟。
18、经济学人LudwigSiegle:您刚才提到转业到深圳,为什么到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您对深圳怎么评价?10年、20年后深圳会走到哪个方向?
任正非:深圳是中国早放的地方,所以我就来到了深圳。深圳的故事就跟硅谷的故事一样,我们只能从书面上看见美国硅谷的故事,不能感知,但是深圳,我们可以投进去亲身感知。不知有多少与我同时代的人投进去了,可能有许多人被“烧死”,而我是侥幸从火里飞出的飞蛾。
其实我年轻时,身体非常好,后来在华为经历的种种危机,让我心力憔悴,比如资金断裂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员工危机管理……等。如果说华为和深圳留给我人生大的回忆,就是痛苦。我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及时孝敬父母,当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留给我终身遗憾。
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伟大决定指引下,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迅速的。深圳是中国先走放改革道路的地方,不管人才如何流失,深圳还是会留下很多发展的基因。
9、金融时报DanThomas:首先,我看了华为13年的年报,里面提到14年华为会做一些组织结构的调整,对于公司领导层而言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什么?另外欧盟对于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华为是否有所感觉,为什么欧盟会发起这样的调查?任正非:华为组织改革很复杂,不能几句话归纳,但是我们发布了很多文件,可以去细细阅读。
关于欧盟反倾销调查问题:(1)我们在欧洲已经提高到了高价格,因此不应该存在华为低价倾销的问题;(2)我们加大在欧洲的投资,努力几年后,让欧洲认为华为就是欧洲公司,不会再遭遇欧盟反倾销。关于华为是否得到中国政府的补贴,我们在财务报表上都会披露。我们在财务报表上披露了所有房地产(用于自身生产、研发、办公……)信息,没有一块土地是中国政府赠送或低价购买;而外企在中国投资,可能还有优惠。当这些事情慢慢澄清后,欧盟不应该认为我们是因为得到中国政府补贴,而在欧洲低价倾销。所以当我们的投资跟上来了后,欧盟应该对我们更友善。
20、路透社JaneBarrett:有关研发方面,您觉得华为5-10年后,技术方面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哪些新的东西,比如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另外现在华为终端业务的盈利能力是10%,那么在智能手机方面的利润率是多少?
任正非:我不太管具体事情,所以现在我不能汇报具体业务数字。现在华为公司战略就像“针尖”战略,收缩到窄窄的一点,投入在这点超强力量。我们有七、八万研发人员,每年投入五、六十亿美金或者更多,瞄准未来大数据流量,华为应该处在领先位置。有限的力量聚焦在窄窄的面上,华为才有可能长期处于领先位置。
在物联网,穿戴式终端只是主航道中的一个业务,要具体部门来解答。我认为智能手机的盈利率要不断提高,不能总是这么低,关键是别人不买。
21、旗帜晚报/独立晚报JamesAshton:您为何在深圳建了一个“白宫”?
任正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华为没有“白宫”,如果一个入口处能够叫白宫,那白宫建造得太简单了,伦敦遍地都是。欢迎你们到深圳时去看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建筑墙壁颜色都是黄黄的,怎么会叫白宫呢?我认为很奇怪。
对于你们关心的具体问题,让具体部门来解答。我因为不太管具体事情,所以就回答不出来。
简化管理,选拔使用有全局观的干部,数据及信息透明
——变革在一线集成落地工作的会议纪要
2014年5月9日
【导读】华为的IPD、LTC、IFS等三大核心流程体系,从1998年陆续始启动,遵循“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方法,从逐步引入到成长,再到扎根,这三大系统有力地支撑了华为快速发展和规模的国际化扩张。任正非认为,变革不是自发性的,“推”是必要的,但不是机关的一批书生纸上谈兵去“推”,而是把一批拥有一线实践经验的将军循环回来去“推”,通过干部循环来推进变革。任正非对改革的决心从来就是“要敢于撤换不能适应的干部,不换思想就换人”。
变革就是要增加收入、多产粮食。考核变革是不是成功,就看粮食产量是否增加了、战斗力是否增强了。
小国的业务模式比较简单,一个区域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变革落地可以快一点。通过变革在小国业务综合落地可以培养出来一批有经验的种子。攻城部队和守城部队要灵活组合,小国培养了一批攻城部队的人员,打通以后留下一批守城,另外一批种子到稍微大一些的国家展变革。这样综合变革落地的经验可以循环起来,干部轮换起来,铁流滚滚,大军向前,三年从士兵到将军。
通过干部循环来推进变革。现在是公司管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历史时刻,要敢于撤换不能适应的干部,不能迁就干部。IPD变革就是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不换思想就换人。
自发性的革命可能需要五千年,贯彻性的革命也许只需30年。“推”是必要的,但不是机关的一批书生纸上谈兵去“推”,而是把一批拥有一线实践经验的将军循环回来去“推”。机关干部要循环流动,要让有真本事的人上来指挥战争。变革要推、拉结合,要和一线业务相结合,一线要有变的动力。变革高阶方案(L1-L4)代表着长远提升效率的全球一致性要求,要在机关设计好,设计的时候需要一线参与。典型场景的详细方案(L5-L6)变革项目组也要负责,具体的本地化适配要由一线牵引,结合本地特点由当地完成,要发挥一线的积极性,当地业务主管要起到重要的作用。
今后要强化对一线的盈利考核、运营效率考核,让一线认识到变革对自身业务改进的价值,加强一线对变革“拉”的动力,从“要一线变”转变为“一线自己要变”。
面向客户的业务流变革包括了多个项目,这些变革项目在一线落地时要根据业务流总体方案进行适当的组合与打包,别九龙治水。可以将变革项目分分类:与资金流、物流强相关的项目必须打包,有节奏地推行;与方法论和能力提升相关的项目可以不“捆绑”;代表处自己主动展的管理改进可以自行做。
代表处是火车站,要让铁路、公路要都通到这个火车站。可以选择一两个代表处进行综合化变革,将各变革项目的落地在这个代表处进行综合,培养各方面的力量,积累综合化变革经验。
变革的综合化不一定是十五个流程的综合化。可以先小圈、再中圈、后大圈,逐步一点点地扩大综合化的范围,分阶段推进,明确变革范围逐步扩大的里程碑。
要考虑变革的激励机制。大家做销售/交付等项目可以得到各种激励,但做变革缺乏这样的激励,要让大家感受并分享到参与变革的好处。只有选拔、吸引一些优秀的骨干加入进来,变革才会有希望。这方面,要借鉴IPD、IFS变革中好的做法。变革体系要有专项的奖金激励方案,机关变革项目组和一线参与变革人员的激励,通过变革体系专项激励方案落实。
优化变革参与人员的职级调整方案。对于变革中的优秀人员,在职级上要有所体现,以吸引大家来参与变革。
对于在一线有成功实战经验,回来参加变革表现良好的,要给予提拔。例如,选拔一些绩效好的副代表,回来参加一段时间变革,做的好可以提拔去担任代表。
要形成让后备干部参加变革的机制,将三大重装旅训战结合的机制和通过变革选拔干部的机制结合起来,后备干部要参加变革方案培训并具备变革推行的经历。
通过干部轮换来推进变革,要审视现有变革项目中的人员是否都具备一线成功经验,首先对面向客户的业务流变革项目中的干部做一个梳理,没有一线成功经验的干部要进行更换。
未来1-2年是LTC变革的关键时期,片联抽调20个副代表级别的干部到LTC变革项目组,抽到的人员任何部门都不能阻拦。要发布一份EMT决议。(2014年7月11日)
在后备干部项目管理与经营短训项目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4月24日
【导读】任正非在本次讲话中提到德军著名将领写的三本书,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隆美尔的《战时日记》,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任正非读书涉猎非常广泛,政治、经济、社会、人文无所不包,中外历史方面的书读得多。对于阅读,他说:“小说太假,不真实,管理的书箱都是教授们闭门造车,读了限制思想,真正的管理哪是几条原理那么简单。”
与过去时代不同,这个时代需要现代化武装才能上战场。用短期赋能的方式来指导你们,华大给了你们一大堆表格,告诉你们如何使用这些表格、如何指挥现代化作战。这些内容已经过了时间检验,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当然,不是赋能了就自然会作战,而是看你们自己的理解。没有实践支持,不能理解这些理论;没有理论基础,不可能深刻感受实践。华为公司未来新的战斗将越来越复杂,比如,攻占大数据流量制高点,你们能给客户讲清楚大数据流量及其模型是什么吗?首先要自己深刻理解后,才能让客户去接受。所以,你们要能把这些表格活学活用。
青训班赋能后,上战场去实战,不一定人人都能成为将军。只要奋斗了,就无怨无悔。真正的英雄,都是从本职工作成长起来的,在本职工作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不能刻意塑造将军。你们经过培训,掌握了工具,但要通过创造价值,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贡献,才会逐渐承认你们,我们才会给你们去“诺曼底登陆”的机会,死了就是英雄,不死就是将军!
未来机关各级干部如果没有成功的项目实践经验,就没有资格担任管理者,否则一定是瞎指挥。自己搞不明白,会做不出结论,没有实践经验而造成管理复杂。当然,我讲的是明天的问题,今天还可以担任,所以大家需要补课,各级干部一定要在实战中去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我们坚定不移在代表处代表和地区部总裁中贯彻末位淘汰制,经营不好的干部要下台,否则都不改进,都来讲故事,讲故事的钱从哪来?下台后,就做专家或普通员工参加重装旅打仗去。若真有本事,一定会脱颖而出。
未来的世界谁主沉浮?不知道。真正的英雄在哪儿?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实践中选拔干部,没有受过培训的,也会有伟大的英雄。谁培训了毛泽东、邓小平?华大的培训模式也正在转变,越来越不像个大学,就是真正的大学。将来的讲师都背着一个电子屏幕跟着行军作战,前面操作,后面屏幕闪,跟着跑的人边看边实践,谁看明白了,谁有可能是将军。华大老师说“我培养了将军,我为什么不是将军?”那你也可以上战场去实践。
(田涛:任总对华为大学一直强调“训战结合”,显然“训”和“战”都很重要。经过青训班五天学习后,大家还得回到实战去,终能不能成为将军,在实战中去体现。训战结合,两者都不可偏废,终一个干部的成长要立足于“战”和“战”的结果。)
我们将来实行项目全预算制,先提取空耗费用,因为公司把“电”传输过来是有损耗的,剩下的钱全在项目。项目拿着钱去买炮弹,供应链把炮弹卖给你,机关把服务卖给你,公司向你要预算。你们拿钱购买资源,我想卖一个东西给你,你们不要,为什么?因为对于你们是多余的,浪费钱。多余的就应该裁掉。现在功能部门没有预算的压力,他们没有把资源卖到项目里面去的动力,这就是机关庞大的原因。所以要有项目计划、预算的管理。项目做完要核算,项目赚没有赚钱,赚多少钱还是亏损了多少钱,这就是对项目经理的评价。
未来一系列项目分配原则正在试点,我们现在描写的是未来领域的一个模型,你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始逐个试点。(梁华:去年已经有十六个管理服务项目在做试点,有十个项目取得了明显成效,项目核心团队可以从项目经营改善和成本节省中获得利益分享。在区域,一些地区部和代表处也在试行项目经营激励,根据事先确定的项目经营目标和核算的经营结果,对项目经营团队和关键人员进行激励。)
另外,我们不能以国家大小来定代表处级别,而要以贡献来定。首先项目一定要有赢利,优质资源向优质客户倾斜,客户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空间,我们就在客户那儿投入多少资源,然后来提高客户满意度。什么叫大项目?赚大钱的是大项目,赚小钱的是小项目。项目大小与对公司产生的价值相关,而不是完全与规模相关。小项目可以变成大项目,小代表处也可以变成大代表处。在干部评价系统中,以管辖面、组织层级、功能部门有多少……来确定干部级别,如果这样评价人,结果不会是英雄辈出。
我们已经在公司干部大会讲过,首先肯定金字塔模型这么多年对华为公司平衡的伟大贡献,接着还要继续改良,面对项目的复杂程度,一定要使金字塔模型异化。破格提拔是基于:贡献、责任、牺牲精神。第二,华为公司到底是肯定英勇作战的奋斗者,还是肯定股东?外界有一种说法,华为股票之所以值钱,是因为华为员工的奋斗,如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华为股票就会是废纸。是你们在拯救公司,确保财务投资者的利益呢?作为财务投资者应该获得合理回报,但要让“诺曼底登陆”的人和挖“巴拿马运河”的人拿更多回报,让奋斗者和劳动者有更多利益,这才是合理的。
华为确保奋斗者利益,若你奋斗不动了,想申请退休,也要确保退休者有利益。不能说过去的奋斗者就没有利益了,否则以后谁上战场呢?但是若让退休者分得多一点,奋斗者分得少一点,傻冒才会去奋斗呢?因为将来我也是要退休的,如果确保退休者更多利益,那我应该支持这项政策,让你们多干活,我多分钱,但你们也不是傻冒。因此价值观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传这种话的人都是落后分子。华为将来也会规定,拥有一定股票额的人员退休后不能再二次就业。
(田涛:华为之所以二十多年来没有因为分配问题,而带来分裂和内讧,是因为体现了奋斗基础上的分配共享。二十多年来的评价系统是单一标准,而不是多元的。一个人所得到的股权、奖金、工资,是基于是否奋斗了,是否贡献了,是否给公司提供价值了,就是责任、贡献和牺牲精神。如果这个标准出了问题,公司干部的提拔、利益的分配要靠巴结各级管理干部,那华为就真出问题了。建立在单一的、简单的、透明的评价系统基础上的奖惩系统,是华为二十多年来“以奋斗者为本”的生动体现。)四、希望华为能产生一批设想挖掘“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这样具有大视野的思想家和战略家。青训班赋能和前线实践中,我们希望培养出一批英勇善战、不屈不饶、富有牺牲精神的勇士们,但是华为公司更需要一大批思想家和战略家。昨天在上研所召了高级专家座谈会,我希望上海这些高级专家能担负起成为思想家的任务。上研所有很多Fellow,为什么总是关在上研所门槛里去打上、下班卡?是否敢于参加国际会议,和世界级人才喝咖啡?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是否敢于在各个大学演讲?演讲有可能涉及华为机密,但思想没有机密和疆界。能否与博士、准博士建立朋友?两个喇叭口中间是结点,上喇叭口接触全世界,喇叭口向下进入准博士状态。如果在博士、准博士培育未来的战略思想,就能构建未来的能力。
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视野看世界。就像1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挖掘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样,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设想出挖这两条运河,是何等伟大的视野和战略决策。在大数据流量里,岂止才有两条运河,我们有没有可能挖掘出千百条“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当然,这需要在数学领域要有巨大的造诣,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数学科学家集中在无线领域,有线领域也可以征集数学科学家。未来整个战略高地上如何认识和提高修养,不能要求你们重新读数学博士,也不现实。但是诺曼底登陆需要战略领袖,需要战役指挥能力,如果我们也能产生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我们也有诺曼底登陆的指挥能力,抢占世界大数据流量的机会点怎可能不行?但是,现在离我们要求的目标还很远。
公司战略沙盘很快会给各级干部公布,每一个大数据流量机会点,华为所占市场份额要在1/3左右,剩下的留给竞争对手。当我们抢不到大数据流量的机会点时,就会被边缘化、死亡;当我们全部占领大数据流量机会点时,也会是惰怠,也会是死亡。
(黄卫伟:任总对你们期望很高。能把事情的细节做好,同时又有宏观思维,这两方面结合才有可能成为将军。
在细节上,建议大家研究:成功的项目为什么成功,失败的项目为什么失败,盈利的项目为什么盈利,亏损的项目为什么亏损,好好解剖几个项目就能获得进步。代表处面对的是一个国家的市场,应当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问题,华为说要帮助客户成功,你能否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客户在这个国家里如何赚钱、如何成功,经常这样思考就能锻炼自己的宏观思维能力。
宏观思维建议看一点历史和哲学,我作高研班引导员时曾推荐看三本书。德国虽然在二战失败了,但有三位德军的著名将领/元帅留下的三本书,对德国二战战略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第一本: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对如何用新技术改变战争模式以及德国进攻苏联的战略有细致的思考和讨论;第二本:隆美尔的《战时日记》,这个日记是英国大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亲手整理的,看这些内容才能琢磨出如何在运动中集中兵力在点上突破进而取得全局胜利,以及领会当将军的真谛;第三本: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要领悟他决战欧洲大陆的战略是怎么构想出来的,马其诺防线是怎么被废掉的,他构想这个战略所依据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华为文件】华为公司改进作风的八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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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任正非2014讲话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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