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调研荟”系列№。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多极化趋势的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大幅缩减，去美元化浪潮在世界各国中逐渐兴起，为适应全球经济新常态，人民币以其特殊的国际地位，成为各国在“去美元化”浪潮中的重要选择，与此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世界各国“去美元化”实际现状入手，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减少美元依赖的国际经济脉络，提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继续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健全结算体系、完善风险监管制度等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了强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较大进展［1］。央行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2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为42万亿元，占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近50%，较2017年增长3.4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目前，80多个国家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在储备货币上人民币跃升全球第五，并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三［2］。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激进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和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此外美国长期实行强硬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深刻影响世界主流国家经济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研究重点是“去美元化”。浪潮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通过分析和梳理世界主流国家“去美元化”现状，再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挑战，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调整的建议。
（一）世界主流国家去美元化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迅速转向紧缩，美元高利率促使资金回流，造成全球美元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美元流动性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体开始寻找替代美元的贸易结算方式，并推动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缓解美元回流带来的压力［3］。
2011年开始，法国、德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就相继运回国外储备的黄金。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2022年，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中增加的黄金数量达近10年来的峰值，如图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2年11月，各国央行持有黄金高达35587.8吨。
在使用非美元币种方面，欧元作为区域性单一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比较高的份额，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排名第二的储备货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支付结算也随之提升，此外还有日元、英镑等主流货币占据了一定的份额。IMF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美元储备的全球占比为59.40%，较2015年高点下降明显，如图2。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市场份额逐渐降低，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开始侵蚀美元主导地位。
—2020年，外资平均年均净买入美债是947亿美元，明显低于2000年-2010年年均净买入2850亿美元的水平，下降了67%。
（二）人民币国际化机遇
2023年我国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强调行业需求对接，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良好的环境。随着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到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收付金额达5.4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占同期跨境收付总额的14.8%。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60多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开展CIPS跨境支付业务［4］。
民币计价资产，俄罗斯也将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占比从2.8%大幅提高至14.4%，成为俄罗斯第三大储备外汇。此外，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2022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达到2.83%，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了1.75个百分点，位列主要储备货币的第五位，如图3。
2014年，卡塔尔同意中国成为用人民币结算原油的第一个交易中心。2016年，中俄贸易总额的5%已由本币结算，同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根据SWIFT发布的数据，2021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达到了2.7%，超过日元位居第四。另外，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这表明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和结算方面的份额持续提高。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如图4。
年，CIPS进行了第二阶段升级，引入了定时净额结算机制，从而全面覆盖了全球各时区的金融市场并支持当日结算。自此，CIPS成了除了被美国所控制的SWIFT支付系统外，唯一的跨境支付系统。
（一）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区域合作不够。
2003年开始，我国已经逐步放宽居民日常用汇限制，200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进行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2011年，我国出台《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开始试点RQFII制度，到了2012年，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正式启动，随后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香港和深圳两地先行试水，同时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正式启动运行
［5］。由于国内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程度低，制度不够完善，因此政策上资本项目还存在一定的管制。
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为13.83万亿元，其中中国与东盟进出口6.52万亿元，相比中国进出口总额42.07万亿元偏低。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大多还是经济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各国的资金准入和外汇管制制度不同，众多因素叠加，使得人民币投融资环境不够稳定，区域合作不够深入。
（二）国际货币长期主导性带来使用惯性。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长期主导国际贸易结算，特别是锚定石油之后，美元伴随石油这一工业必需品深入经济贸易方方面面，固化了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支付结算习惯［7］。据IMF统计，在2020年全球所有国际支付货币中，美元、欧元仍占据较大份额，人民币仅为1.66%。截至2022年，在各国金融当局持有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为59.79%，全球外汇储备美元占比稳居第一，如表1。
（三）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各国产业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恢复，加上当前国际形势严峻，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稳定，居民的消费水平减弱，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削减，社会总需求大幅下降。低迷的世界经济使得各国进出口规模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币支付结算，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中美经贸摩擦不断，“中美脱钩”。
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中美经贸摩擦将继续恶化。美国在关税、科技等层面
加以限制和制裁，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采取逆全球化策略，强制“中美脱钩”。此外，美国在金融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导致人民币汇率不断波动，增加了国际资本外流的风险。
（五）人民币结算体系不健全。
自2015年推出CIPS系统后，已经吸引了许多银行和国家加入，但是与每天处理超过3000万电文的SWIFT相比，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23年2月，人民币在SWIFT的资金结算额中仅占2.19％，远低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此外，人民币清算行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地区，人民币清算行网络的覆盖范围不足，在现有的清算行模式下，人民币跨境交易的清算路径过长。
（一）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度，拓宽人民币投资渠道。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应制定更加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政策，继续开放国内国外市场，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加大货币结算规模，同时积极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进一步加强FDI、RQFII、RQFLP投资渠道建设，加大离岸市场有吸引力的人民币金融产品，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培育中国进出口商结算货币的主导能力。
（三）强化人民币逆周期监管和金融风险监管。
汇率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下行的经济和美国强美元政策导致汇率波动剧烈，过度的贬值预期使得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因此可以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中，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8］。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信息披露和完善信用评级，做好投资风险分析和防控，增强企业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以防止信用违约事件频繁发生降低人民币信用。
（四）扩大人民币结算清范围和双边货币互换规模。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RCEP自由贸易区合作契机，扩大贸易规模，使两国可以自主决定结算货币。在金融市场上，可以逐步推行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远期和掉期交易，鼓励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结算便利，逐步扩大本币交易。此外，我们要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延长期限，让双边本币互换更深入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
（五）完善清算体系。
设立主要贸易国家人民币清算行，扩大清算网络，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交易便利。同时还要提升银行业国际化水平，积极开发国际客户资源，促进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和使用。继续强化CIPS系统并且发展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降低对美国清算体系的依赖，提升跨境支付结算的便利性。
（六）推广人民币贷款及债券市场。
促进人民币借贷、债券市场的开放，吸引国际投资者进入人民币资本市场。同时，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人民币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提高市场影响力。
（七）发挥国际组织和论坛平台的作用。
借助国际组织和论坛平台，如联合国、APEC、G20等，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加强人民币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一）碳排放集中在电力热力、钢铁、运输以及石油化工行业
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hinaEmissionAccountsandDatasets，CEADs）相关数据，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超过亿吨的行业有6个，从高到低依次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而且，以上6个行业均是生产过程中因煤炭或石油等原材料消费而导致的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由于产品或原料含碳量高、生产过程耗能较大等原因，碳减排的难度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量一直位居行业之首，在总碳排放量中的比重高达47.39%，但也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全局性、
先导性的基础工业，具有区域垄断性。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一般指钢铁行业，在工业中起重要支撑作用，涉及行业范围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碳排放量较高的领域是水泥行业，2020年我国水泥产量23.77亿吨，约占全球55%，在水泥行业碳排放量中，大约92%来自水泥行业熟料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丁美荣，2021），通过现有节能技术减碳效应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碳排放量远远小于电力、钢铁以及运输等相关行业，但从碳排放强度上看，单位收入碳排放量较高，集约化发展任务较重。
关键技术以及全水性聚氨酯生态合成革及智能化清洁生产技术等。全国评定绿色工厂1470家，其中轻工企业270家；在工信部公布的43项绿色设计产品标准中，涉及轻工相关产品共计17项；前两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中，409个绿色工厂中轻工行业占63个，246个绿色设计产品中轻工行业占235个，19个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中轻工行业占7个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主要高碳行业仍处于碳排放增长期，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尤其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长趋势依然十分明显。
（三）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占比约31%，成为碳减排关键靶点
近40年来，我国工业园区发展迅速，工业园区数量突飞猛进。截至2021年4月，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共有2728家，其他各级园区更是多达上万家②，且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20年，全国217家国家级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6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1.5%。但是，目前我国工业园区低碳实践尚处于初期阶段，普遍存在生产设施低效、煤炭依赖度高等问题，污染源监督管理覆盖度不够，依旧存在部分碳排放量高、工艺水平落后、环保设施配套不足的企业甚至非法企业尚未纳入监管范畴（郝吉明等，2022）。研究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各类工业园区的碳排放量几乎占据了碳排放总量的31%，是我国工业领域在精准降碳方面的关键靶点，其低碳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背景具有重要作用（陈吕军，2021）。同时，工业园区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上尚未有统一、明确的方法与规范，导致工业园区碳排放量难以摸清。因此，下一步亟须针对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开展广泛、全面、深入的调查与核算，为之后制定降碳举措提供依据。
（四）产业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根据CEADs数据库，2019年我国31个省（市）中，产业碳排放量超过5亿吨的有6个，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江苏、山西、广东以及辽宁。其中，4个省（市）位于东部地区，2个省（市）位于中部地区。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省
（市）产业碳排放量为49.35亿吨，占比高达51.89%；其次是中部地区省（市），产业碳排放量为27.20亿吨，占比为28.60%；最后是西部地区省（市），产业碳排量为18.55亿吨，占比为19.50%。从主要高碳行业（4个全国碳排量超亿吨且仍在增加的行业）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市），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则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市）。
（一）地方政府对高碳行业存在“一刀切”现象
地方政府在出台有关政策时往往对高碳行业与高耗能行业实施“一刀切”限制，甚至通过“去相关行业产能产量”降低碳排放，导致了目前许多产业园区大量新材料行业高技术企业由于存在“高碳排放嫌疑”不能落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某些行业不能得到发展而最终有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引发结构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高耗能行业并不等同于高碳排放行业。其中，高碳行业是以高碳含量原材料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从现有数据看，我国当前高碳行业与高耗能行业确实是高碳排放行业。但从产业特性来看，如果能有效控制住高碳行业以及高能耗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要素加工和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它们就不一定是高碳排放行业，如化工行业通过产业链深加工转化为中间产品，并没有将碳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同时如果能够降低能耗，化工行业就不一定是高碳排放行业。而且，同一行业不同产业链环节在碳排放上会存在较大差异，如钢铁、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压延加工同时列为高碳排行业，但只有冶炼环节碳排放高；化工行业精细化工环节虽然是以高碳原材料为生产要素，碳排放量并不高。如果更进一步具体到企业层面，同一领域的不同企业在碳排放量上也可能会因为技术工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业用能端过度依赖于煤炭资源
（三）产业技术与设备存在高碳“锁定化”
我国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陷入所谓的高碳技术的“锁定化”陷阱①。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用能技术路线和工艺路线并没有考虑碳
排放问题，甚至以高碳能源为基础。推进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相关企业需要进行大量设备更新、研发投入、绿色设计与生产、绿色回收和废弃物处理等，使企业运营成本和投资风险大幅增加，因此现有基础设施及其高碳工艺的配套设施或系统将严重阻碍低碳工艺或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与应用。如钢铁行业方面，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工艺流程主要是“高炉—转炉”工艺，占比在90%左右，但碳排放量较高，而较为绿色环保的电炉工艺仅占10%。由于受限于电炉原料废钢使用比例较低，生产成本较高，企业一般不太愿意采用电炉工艺，造成钢铁行业的碳减排较为困难。电力方面，我国发电站绝大部分是燃煤电站，电力部门对煤炭有很大依赖性。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燃煤发电技术，这些电站20年后仍会持续高碳排。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对我国燃煤火电机组进行技术升级与设备改造的情况下，我国2030年的碳排放量或将多出60亿吨左右，可见“锁定效应”十分巨大。
（四）低碳消费市场仍处于引导无序状态
（一）实施更精准的产业降碳政策
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对象由行业整改转向根据行业差异来制定降碳标准，针对企业主体进行低碳改造，科学界定高碳排放行业的企业准入门槛。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加快建立完善以产品全生命周期降碳为导向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围绕终端产品，从原材料生产采购等各个生产环节进行系统碳核算，
评估和披露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建立包括原材料、中间品、制成品、销售商、消费者等在内的全产业链碳排放数据库，向产品授予“碳标签”②。推进产业链重点环节降碳，扶持再生原材料产业发展，完善废钢铁、废铝回收等相关机制。
（二）优化产业用能结构
在能源结构优化上，发展清洁能源是减少生产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以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应在推动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加快优化产业用能结构，推动太阳能、水能、风能、核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在产业供给侧广泛应用，并形成以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低碳产业用能体系。引导煤化工企业走好低碳转型之路，加强对煤化工企业碳排放指标监控，限制新建煤化工企业和项目上马，鼓励现有煤化工产业链技术改造和不断延伸。推动高耗能行业打造一体化节能循环产业链，如推动电解铝清洁能源自备电厂使用，支持有水电资源的地区做优做强水电铝材一体化产业链；大力推动余热回收利用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钢铁、建材石化等产业链大量应用。
（三）加速产业技术装备低碳改造
加快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培育转型发展新优势，掌握新一轮国际绿色竞争主动权。构建中国低碳技术创新服务平台，重视低碳环保领域的通用技术开发，吸引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研究机构加盟，共享资源、信息、技术与服务等，并为低碳技术转化和相关企业提供必要的通用技术服务、低碳技术试验等便利条件，降低企业低碳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的信息成本。建立国家低碳创新信息系统，加快低碳技术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低碳技术、低碳市场、低碳服务、低碳产品等信息集成与更新，促进低碳环保领域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为有效开展低碳环保技术攻关、低碳产品生产、低碳技术应用提供信息服务，构建低碳环保数据共享与创新服务体系。要通过落实电价补贴、防污补贴费用、财政信贷支持等，加大对燃煤火电机组改造的政策扶持力度。设立国家碳中和基金，优先扶持绿色低碳、有序退煤等领域。通过设置国家和企业重大技术专项、引导大企业布局重点实验室等方式，加快推动零碳排放相关重大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氢能、储能等领域技术制约，加速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工业化应用推广。设立产业低碳化改造基金，帮助重点企业加快低碳技术改造；建立低碳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制度，实施税费减免，促进企业更新低碳设备和改造工艺技术。
（四）规范低碳消费市场
（五）推动工业园区碳减排治理
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关于工业园区碳排放评价的系列规范与技术指南，以对地方工业园区碳排放评价工作进行指导，限制工业园区“两高”项目审批，严禁与发展规划要求和审批意见不相符的项目进入工业园区，从源头上做到碳排放增量管控。促进工业园区内企业之间碳排放数据的共享与管理，并对排污许可证制度与碳排放报告制度的管控名录进行统一。以低碳生产审核为契机，构建工业园区企业间的产业可持续共生网络和低碳供应链，促进园区内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与梯级利用，推动工业园区“源头－生产全过程－资源能源利用”的全方位降碳（费伟良等，2021）。
（六）完善产业碳定价体系
由于碳市场价格机制构建难度较大，覆盖范围有限，以及难以避免市场失灵等原因，要解决碳减排所有问题仅依靠碳交易一种手段难以实现。应在明确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既促进碳交易碳减排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同步实施碳税政策，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碳减排作用。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机制，分行业完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面；另一方面，将碳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开征，对特定行业中碳排放强度低的企业适用优惠税率或其他减免税，充分发挥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谢超等，2021）。
2020年1月，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四史”教育这一概念，大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重申“四史”教育的重要性。
“四史”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形式也十分丰富。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是实施“四史”教育的重要途径，本文便是以此为背景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四史”于大学思政课的融合具有重大意义，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利于发挥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能够为巩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2]。
（一）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大学时期是学生进入社会之前积累知识的黄金时期。当今的大学生主要是00后，他们身处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年代，接触信息的年龄较早，思想也比较活跃，对人生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还十分重视精神上的收获。把“四史”教育与大学思想政治课程结合起来，以“四史”教育为载体，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育人的功能，进一步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培养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当代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所在。将“四史”引入到高校思政课当中，让学生在读懂历史的同时，深刻理解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四史”中生动的史实可以让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共鸣，能够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爱国主义情怀。通过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把爱国主义情感深深地植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激发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的责任感。
（二）有利于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
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结合起来，既可以利用历史事实培养出社会
主义接班人，又可以促进高校思政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思政课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感到乏味，把“四史”教育与思政课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学生在学习思政课的时候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堆砌，以真实的历史来改变学生的观点，从而获得学生的好感。“四史”教育包含着民族精神、民族英雄，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规律，能够为我国大学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史”中包含着许多感人同时使人奋发向上的历史故事。其中有革命先烈们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精神；有在改革年代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也有今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抗疫精神。“四史”本身是一种富有说服力、富有感染力的教育内容，能够进一步丰富大学思想政治课程的理论内容。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结合起来，就是把更新鲜的血液注入思政课当中。
（三）有利于夯实意识形态工作基础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国际社会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也愈加激烈，新自由主义、普世主义等错误思潮持续向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着猛烈的冲击。在新形势下，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结合起来，是党在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找到自己奋斗的目标。将“四史”教育纳入思政课教学，同时也是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举措，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作用。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四个服务”的发展方向。“四史”教育是实现“四个服务”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高校作为国家教育的战略高地，在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相融合，能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党的奋斗历史，树立“四个自信”，巩固家国情怀，让学生可以以史实为基础，加强自身学习和实践的深度，把理论深刻转化为实践的自觉[3]。
为深入研究“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策略，笔者采用问
卷调查法，采用互联网问卷的方式，对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问卷共计发放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65份，无效问卷35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4%。另外，对部分高校的思政课程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访谈，对当前我国高校“四史”教育与思政课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教学方式比较单一
“四史”的教学内容与课堂教学的结合方法相对单一，同时对现代教育技术的采用也相对较少。在问卷调查中，大学生被问及“对于‘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老师是如何开展的？”的问题时，填写“根据课本讲”的学生有111位，填写“结合课程PPT讲”的学生有48位，填写“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如慕课教学”的学生有48位，另外有54位学生填写了“应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当前，高校的思政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对现代教育技术忽视的问题，在“四史”的教学中，大部分教师都是采用PPT进行教学，而采用慕课等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却寥寥无几。有的教师甚至是照搬课本，不进一步地对现代教学方法进行扩展和应用，这是对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教室里缺少互动性的沟通。在提问“老师在‘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教学互动？”时，只有27%的人说有过频繁的交流，59%的人说有互动，但是却很少，另外还有22%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过互动。沟通作为情感的桥梁，恰当的教学沟通能进一步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激发学生的课堂热情，使学生“四史”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在进行思政教学时，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与学生的频繁互动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四史”，通过“四史”教育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与学生进行更好的沟通。
（二）学生认识不够到位
在问卷调查中，大学生被问及“您觉得‘四史’教育有必要融入思政课吗？”的问题时，填写“一般”的学生占到了55%，填写“非常重要”的学生占到了13%，填写“重要”的学生占到了23%，填写“不重要”的学生占到了9%。通过问卷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一般”，36%的人选择了“非常重要”和“重要”，可见，在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大学生对“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重要性认识还需要加强。当被问及“您学习思政课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时，有31%的大学生认为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35%的学生认为只是为了“获得学分”，有28%的学生认为是为了“完成学校的规定”，选择“其他”的学生则占5%。由此可见，在对“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上，很多学生
的认识并不到位。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现在的大学生在经历完高考之后，在大学里都以专业课的学习为主，也因此并不重视思政课的学习。这样的现象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思政课的理解不够深入，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历史等方面的认识不够透彻，难以把握其精髓。同时，一些大学生对“四史”内容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对其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同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也比较碎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缺乏对“四史”基本理解。
（三）教育环境不够优化
首先，“四史”教育受到校园环境的影响。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很多学生都认为在学校里尽管存在着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英雄简介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牌，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进一步增强高校学生对“四史”内容学习的海报、横幅等。其次，当前的“四史”教育也受到了网络环境的影响。在被问及“您在网络上看到过歪曲历史的文章或言论吗？”的问题时，有80%以上的大学生说自己见过，只有16%的大学生说自己没有见过。如今的网络发展高度发达，网络的普及使得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发言，很多人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发出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言论，对网络环境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地看待“四史”。
（一）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首先，当前“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依然由高校思政课教师来完成，由于时间间隔太短，实践经验不足，导致很多大学教师尚未彻底转变。“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不仅是增加了相关的历史内容，还要改变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这些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实践。其次，年纪较大的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相对固定，刚开始接触到“四史”教育时，会有一些抵触情绪，觉得“四史”的增加会扰乱原本的高校思政课程教学进度。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尽管对新事物很有兴趣，但自身却对思政课程教学本身不太熟练，又加上要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将“四史”教育融入其中，难免会感到迷茫，这些都使“四史”教育很难充分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4]。
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四史”教育在高校思政课程中的教学深度息息相关。
在对高校思政课程教师的访谈中，被问及“您有参加过‘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培训吗？”及“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开展‘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相关培训活动？”的问题时，大部分教师都表示自己参加过与“四史”教育相关的会议，但有关“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培训却很少甚至没有。同时，高校思政课师资队伍中的大部分教师都存在着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教学能力与研究水平。尽管教师通过自身的学习和教学，对“四史”的内容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在没有接受系统培训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来开展“四史”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二）学生主体地位重视不够
“四史”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在“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理解“四史”教育的重要性，最大化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此来达到最大的教学效果。在被问及“您的学校关于‘四史’教育有哪些宣传？”的问题时，有24%的学生选择了“广播、海报、口头等多种形式的宣传”这一选项，有58%的学生选择了“仅仅是辅导员及思政课教师的口头宣传”这一选项，有18%的学生选择了“没有任何宣传”这一选项。上述问卷数据表明，在“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时，高校及思政课教师并没有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四史”教育的宣传也十分单一，效果不佳，导致学生对“四史”的认识不够，了解也不深。
要实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认识到学生的需要[5]。学生是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兴趣，因此，对于不同的“四史”教学内容，也需要有不同的输入方式。在没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盲目地将“四史”教育与思政课的教学结合起来，对学生而言，并不能充分引起注意，反而会降低学习热情。在对学生的需要缺乏足够理解的情况下进行备课、授课，很有可能“事倍功半”，这也使得“四史”教育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三）环境建设要求更高
其中的榜样可以是“英雄人物”，也可以是身边的“优秀教师”“优秀学生”，这些是广大学生可以效仿的典型。运用英雄人物教育学生，是普通教师常用的教学手段，但英雄人物往往离学生生活比较“远”，不能让学生感同身受，因此，也可以挖掘英雄人物平凡的一面，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另外，高校思政课教师常常忽视了与学生交流“四史”的经验和认识，这也使学生得不到正确的指导，造成其对“四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进而影响到“四史”教育的学习氛围。
首先，校园环境的营造与“四史”教育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四史”学习的良好校园环境，是提升“四史”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但当前很多高校普遍都更加重视理论的教授，忽略了“四史”教育的教学环境，没有在“四史”教育办学要求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校园文化。大部分仍是以口号、标语等传统的方法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传统的宣传方法成本较低，同时也容易操作[6]。其次，“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程的融合效果不理想，融入方式单一，相关配套设施不健全。“四史”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包括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因此，建设相应的教学设施及教学基地都是提升“四史”教育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光靠教师的讲解很难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只有在相应的辅助设备的帮助下，将“四史”教育与实际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建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教师队伍
养，才能把“四史”运用到教学中去。
从教师所掌握的知识结构上看，尽管对“四史”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如果不进行具体、深入地学习，也无法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加强教师素质是“四史”教育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机制建设。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的培训，使思政课教师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帮助教师通过多种形式来充实教学能力。例如，在寒暑假，开展教学与实践活动，建立“四史”师资培训网站，请全国知名“四史”教育专家、学者作讲座，就“四史”教育有关问题进行详尽解答。在此基础上，通过激励措施，对在培训过程中成绩突出的教师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从而促进“四史”教育的深入开展。其次，要对“四史”教育的开展进行积极地引导。对新入职或刚刚熟悉课程的教师，除了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之外，还要从思想、行为等方面进行指导，以便其尽快地适应“四史”教育的教学。同时，还应定期组织“四史”教育学习活动，开展相关交流活动，促进教师间的学习。
（二）优化“四史”教育注入高校学生群体
同龄人是指年龄相似、爱好相似的人，彼此交往密切，有共同话题。同龄群体是在大学生中比较常见的一类群体，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级、不同的社团、不同的寝室，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基层环境因子。“四史”教育通过同龄人群体可以进一步发挥“四史”精神的作用，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把“四史”教育融入大学生同龄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大学生会参与各种社团，可以把“四史”教育融入社团的活动中，另外也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如元宵节，可以举办“猜灯谜”活动的同时并设置“四史”主题问答活动，答对了就能得到相关的赠品。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同龄人群体中模范的表彰来更好地传达“四史”精神，以此来激励和引导学生在思政课程中对四史教育的学习。同时，要注重对
同龄人群体中关键人物，如班长、团支书等的指导，成立“四史”小组，通过学生党员干部来营造出良好的“四史”教育学习氛围。寝室也是同龄人群体的关键，和谐、友善的寝室文化对思政课程中的“四史”教育可以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可以通过组织“四史”教育寝室文化竞赛，将艰苦奋斗、积极向上、协作进取的“四史”精神作为寝室文化建设的重心，组织相关主题文化竞赛，使学生在参加活动的同时接受“四史”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更接近于“四史”的真实含义。
（三）创建“四史”教育引入校园良好环境
马克思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校园不仅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的场所，同时也是培养大学生“三观”的重要场所，学校是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场所，因此，要把“四史”与校园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学校人流密集的区域，可以设立“四史”教育文化走廊，让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展板来学习“四史”，更好地理解“四史”。还可以组织全体师生参加“四史”教育的标语比赛，利用微信公众号，让全体师生参与到投票中来，把排名靠前的宣传标语挂在学校的显眼地方，这样既能增加“四史”的曝光率，又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四史”，激发学生学习“四史”的热情。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定制革命英雄、伟人塑像，并配有相应的识别码，让学生通过“扫一扫”了解“四史”。校园环境在大学生活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充实“四史”学习氛围可以使校园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让学生在校园中充分领略到“四史”的文化气息，将“四史”的文化精神传播得无处不在。
高校可以通过共建“四史”教育高技术教育平台和场地，将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通过推出“四史”教育精品课程，使“四史”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另外，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不同学校的教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四史”的认识。其次，还可以利用新技术搭建教学场所，把AR、VR等新技术应用于“四史”的教学当中，充分地将“四史”教育纳入到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四史”教育的真实情境。
“四史”教育十分重要，“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强化“四史”教育的必要途径，是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如何将两者有机地融合、有效地融合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尝试，不同的学校在制定规范的同时，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对于具体的成效，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2023年3月8日至9日，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调研组一行6人，赴河南省濮阳县鲁河镇就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认为，鲁河镇党委、镇政府组织创办集体经济组织联合社，采用“土地驿站”模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基层党委责任主体、农民集体权利主体、种粮大户生产主体、集体组织经营主体”等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乡镇党委主导、集体组织自愿，整合乡村资源、强化双层经营，链接多元主体、维护各方权益，经营项目稳健、经营效果显著”的特点，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益探索，经过机制和制度的完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
濮阳县鲁河镇为平原农业大镇，辖47个行政村，总人口6.46万人，耕地面积7.02万亩。近年来，鲁河镇立足农业大镇实际，围绕“农”字做文章，以镇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发挥镇、村两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建立“土地驿站”以储备土地经营权，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畅通生产环节，激活生产要素，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充分彰显了集体力量。
截至2023年2月底，鲁河镇的“土地驿站”储备土地已达3.6万亩，最大连片面积1426亩，最小连片面积200亩，年底目标是达4万亩。2022年，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56万元。鲁河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镇联合社）自有土地100亩，拥有小麦收割机10台、履带收割机1台、圆捆打捆机2台、抓草机2台、挖掘机1台、无人植保机6台、自走式穗茎兼玉米收获机2台等价值680万元的农用机械。
（一）成立合作联社，夯实统一经营组织基础
2019年，鲁河镇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镇47个行政村全部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村合作社）。在此基础上，镇政府以自有100亩土地和400余万元价值设备为基础，以村合作社自愿加入为原则，成立了镇联合社。
目前，全镇47个村合作社全部加入镇联合社，成为镇联合社集体股东，为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附组织架构图）。
（二）建立“土地驿站”，创造适度规模经营条件
依托47个村合作社，以耕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回流集体为原则，以镇联合社统一组织调度为核心，建立合作联社土地临时储备站（即“土地驿站”），作为村合作社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由村合作社整合农村土地资源，实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经营。目前，47个村合作社利用“土地驿站”储备集中连片土地3.6万亩。其中，最大连片面积1426亩，最小连片面积200亩。
（三）成立运营团队，构建合作基础运营工作机制
（四）开展经营服务，建立统一经营服务体系
企业签订协议，实施优质小麦种植推广。2020年以来，全镇累计种植优质小麦3.4万亩，减少生产支出238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8万元。
2023年2月9日，镇联合社和北大荒集团达成初步协议，计划订单种植1万亩高产玉米。所有种子由北大荒免费提供，并高于市场价0.15元统一收购，每亩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0元。
（五）加强经营管理，不断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亩耕地土地平整及高标准农田核心区提质改造项目，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产出效益。
（一）“土地驿站”模式的优点
订单种植、统一农机服务、统一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克服了“统”弱的缺点，完善了双层经营机制，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
（二）“土地驿站”模式的不足
在乡村投入，进一步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增强集体经济发展的后劲，还有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一）优化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
“土地驿站”模式下的镇联合社是由1个镇级集体股东、若干个村级集体股东，1个综合服务公司、8个专业服务队及1个专业培训机构共同组成的。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主体可以发展更多，其组织结构、所有权结构和分配权结构更趋复杂，提升镇联合社的治理水平迫在眉睫。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参照企业治理模式，构建外部与地方政府协同、内部“三会”制衡的组织治理结构，完善多个主体的权利配置，围绕要素投入和风险担负合理地分配股权、履行职责、担负责任、分享利益。
（二）探索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中，资产参股是吸纳外来资源、寻求社会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挖掘集体土地、房屋、设施等资源和资产潜力，根据不同的集体资产类型，依法利用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引才招商、资产租赁等形式，积极参与产业融合发展，分类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基层干部激励制度
农村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农村基层工作点多、面广、压力大，经济发展需要抽出专人长期抓、持续干，把经济发展的成效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及晋位升级结合起来非常必要。建议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基层实际、参照外地做法，针对乡村基层干部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制定切合实际的薪酬分配制度和职级晋升制度，以激励更多的基层干部积极投身集体经济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工作之中。
（四）构建完善的集体收益分配长效机制
集体收益是指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及其他集体资产所有权所获得的服务性及盈利性收入，包括土地及资产的租金收入、股权收入、管理费收入、居间服务费收入等。这部分收入应该按照集体经济组织的有关制度制定分配办法，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通过。管理费收入可以用于村“两委”的日常支出，居间服务费收入除了以一定比例用于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居间人劳动服务报酬，其他收入应当全额用作集体公益事业基金（包括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养老托幼保障、困难家庭补助、村庄环境治理、村庄文化建设等方面）和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包括扩大经营规模，发展二、三产业等方面）。
2022年，受严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仅录得3．0%的增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低，仅高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特别是在总需求方面，消费和投资需求均反弹乏力，最终消费贡献率更是出现大幅下降。为扭转这一局面，2022年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明确提出要“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住房消费再次成为推进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抓手。①提振住房需求成为2023年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提振住房需求能否有效地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呢？又是否能够改变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最终消费贡献率大幅下降的现象呢？除提振住房需求外，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举措呢？为回答这些问题，课题组在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之后，围绕如何激发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设置了两种反事实政策模拟情景：提振住房消费需求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对比分析两种政策模拟情景下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动差异，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
2022年，宏观政策转向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的复苏前景趋于暗淡。世界银行2023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0．5%和0．0%，2024年增长同为1．6%，较其2022年6月的预测均显著下调；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
预计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人民币兑美元将逐步升值。到202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逐渐升值到6．65；欧元区虽然暂时度过能源供应危机，但俄乌战争仍持续，欧元升值进程预计相对平缓。到2023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将提高到1.15。
2023年，实体经济企稳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美联储紧缩政策的余地趋窄，此前我国宽松政策的高成本有望缓解。预计全年M2增速维持在11.30%的积极水平，至2024年随着国内经济情况企稳与国外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回归9%左右的水平。
（二）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模型预测表明：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5.96%，比2022年高2.97个百分点；2024年，GDP增速继续回升至6.03%。分季度看，受一季度GDP快速反弹至4.5%的影响，二季度GDP增速将达到7.20%。三季度、四季度GDP增速则回落为6.31%和6.14%。
模型预测，2023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8.92%，比2022年高3.18个百分点；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9.50%（表1）。分行业看，预计基建投资将维持较快增长，达到9.56%；房地产投资增速转负为正，增速为1.86%；制造业投资增速则恢复到8.25%。
过去两年经验显示，消费修复的斜率在疫情冲击后将趋于放缓。因此，在经受2022年多轮意外冲击后，即便叠加翘尾影响，消费回到疫情前增速尚需时日。预计2023年，各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出现波动回升；2024年则逐步回归常态增速区间。具体而言，模型预测，2023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4.78%，并在2024年继续增长4.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8.28%，比2022年高8.45个百分点；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8.56%。
2023年，国内消费需求逐步修复与国际通胀有所缓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
对消费品价格上涨形成互相抵减效应，全年消费价格增速将维持稳定。预计2023年，CPI将上涨1.84%，比2022年小幅下降0.12个百分点；2024年，CPI增速小幅回升至2.10%。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PPI预计将稳步回落。2023年，PPI将收缩4.11%，2024年继续收缩0.36%。
2022年下半年，随着全球产业链继续修复、高通胀侵蚀发达国家居民购买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酝酿衰退风险、海外高通胀触顶后“名义增长”贡献减少、高基数和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等内外因素叠加，出口增速转向下行。预计2023年，按现价美元计，货物出口总额增速将继续回落至2.12%，比2022年低5.35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增速则将跌至0.35%，比2022年低1.20个百分点。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较2021年大幅减少25.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2013—2019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一半
考虑到中国的住房贷款主要采用首付加按揭贷款的形式进行，新增住房消费贷款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居民首付款支出减少，进而转化为居民存款增加。2022年，居民新增存款规模达到17.84万亿元，较2021年大幅增加7.94万亿元。受此影响，居民新增存款占全部新增存款的比重由2021年的50.3%跃升到67.9%，创下有此项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从住房消费视角看，2022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大幅下降、居民新增存款的快速提升与住房消费贷款的迅速萎缩密切相关。居民新增存款的大幅增加，除了房地产市场消费低迷造成外，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市场波动。
2022年，中国公募基金资管规模仅增加0.5万亿元，私募基金资管规模更是下跌0.3万亿元，均远低于往年的增幅。汪涛认为，金融市场波动推动居民减少金融资产配置，使得资金回流银行存款，造成居民存款增加。但这部分的存款增加可能并不能解释消费的下降。①一方面，存款增加对应的群体多为高收入群体或是老年人口，消费倾向较低；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到存款，改变的是资金存放位置，以及收益率和安全性方面的差异，体现为投资品内部资产配置调整，而非从投资品到消费品，抑或相反方向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个人消费类贷款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持续五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2018—2022年，新增个人消费类贷款的增速分别为－
为扭转消费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2023年伊始，政府工作报告五年来首次重提“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希望通过提振住房消费需求来激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双重增长，进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
升，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度低，生活幸福感不足等等。同时，长期的政策反复迂回，也造成经济增长渐渐走上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路径。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渐趋饱和，刺激房地产需求的政策作用基础不在，政策的边际经济增长效应也随之减弱。因此，此时若再度使用超预期的住房需求刺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那是否有其他可资代替的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手段呢？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前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速，使得居民不能完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又因住房价格高涨而高企，导致大量居民财产沉淀在住房资产上，在削弱其他类消费品消费的同时，抑制居民后续消费能力。①再加上，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也还不够完善，保障能力有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品价格依旧昂贵，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因此，与刺激住房需求等短期手段相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许是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的更加合适的政策选择。
（二）政策模拟情景设定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CQMM模型，课题组设置了两个政策模拟情景：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房地产政策提早到2022
年初实施，从而使得2022年的新增住房贷款保持在过去五年（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大幅下行。具体来看，在前述假定下，2022年，中国居民的新增住房贷款将达到40725．2亿元，较实际值提高35925．2亿元。对应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新增住房贷款将分别提高5717．5亿元、10308．6亿元、9719．4亿元以及10179．7亿元（见图1）。
情景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将情景一中房贷政策实施的让利收入，叠加其他财税金融政策的配合，包括加大对个人所得的减税和免税力度等，转换为对应规模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亦即，将情景一中所模拟的新增住房贷款增量转变为城镇居民收入。
其中，情景一政策模拟的目的是量化分析在现实背景下住房贷款规模上升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而情景二政策模拟的目的则是寻找相关替代措施，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研究从根本上缓解居民消费持续下降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最终，课题组将通过比较两种情景下的政策模拟结果差异，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政策模拟结果分析
其次，投资方面，两种情景下，无论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抑或是房地产投资增速，都要高于基准值。但相对而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对投资的激励作用会更大一些。其中，情景一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6．4%，略高出情景二时的增速0．3个百分点；而情景一下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则要较明显地快于情景二，二者增幅差额约为2．0个百分点（见图4）。不过，情景一下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为－
2023年，在欧美经济衰退、通胀高位运行的背景下，外需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甚至会由“优等生”转变为“劣等生”，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基于CQMM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2023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将为2．12%，较2022年下降5．35个百分点。因此，实施消费优先的扩大内需战略已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十四五”规划及远景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目前来看，提振住房消费是决策部门开出的一大“药方”。然而，考虑到当前现实背景，提振住房消费可能并不会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效应。同时，以往的研究表明，制约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的根本因素是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速。为此，课题组借助CQMM模型，通过两种反事实情景的设定，评估提振住房消费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就扩大内需的政策目的而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措施要优于刺激住房消费、增加住房贷款规模。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前者会产生更大、更直接的正向居民消费激励作用，在重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要好于后者；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住房库存的存在，
增加住房贷款规模只会小幅改善当期的房地产投资，而无法整体扭转房地产投资进而全部投资的增长颓势。要改进投资增速，短期内还是需要在民间投资以及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方面下功夫，而不是在房地产市场。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认为，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引致的消费增速断档以及消费贡献率滑坡必然是短暂的，其并不是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主导因素。现阶段要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以实现扩大内需的最终目的，可以有以下一些措施：
循环，必须防止继续向居民部门加杠杆，提升居民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潜力，带动投资增长和结构调整。只有切实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负债率，才能真正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健性。拆东墙补西墙，势必左支右绌，顾此失彼，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性。在控制总量居民债务杠杆率的同时，对待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债务杠杆率，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新兴出口的带动力显现。1－5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增长8.1%，好于市场普遍预期。新兴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新市场对出口支撑作用增强，前5个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2%。产业升级背景下，以新能源为代表的出口竞争力上升，1－5月，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充电桩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7%、53.6%、57.7%，5月份，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50%以上。
消费延续结构性修复态势。疫情防控转段后，随着居民出行意愿回升、物资流动的正常化，加之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实现较快增长。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扭转了上年负增长的局面。疫情期间受到重创的场景类、聚集类消费快速恢复，可选消费如汽车消费月度波动较大。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有所好转，收入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总体增强，居民消费倾向有所修复。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保持总体平稳态势。
三大类投资总体平稳。2023年年初以来，在“项目优质、资金充足、进度前置”的要素保障推动下，1－5月固定资产投资实现4%的较快增长。其中，三大类投资中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5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7.5%和6.0%，2023年以来的三大类投资月度增速保持总体基本平稳的态势。
工业修复结构性回升。1－5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较1－4月份持平。工业修复行业分化明显，消费需求回暖拉动服装、食品制造等消费品链条行业有所好转；基建投资高速增长带动原材料行业、金属冶炼业、设备制造业等基建链条行业保持较高增速；家具、家电制造业等相关行业有所恢复；纺织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外向度较高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基本平稳。
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首先，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低迷。据最新IMF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其中发达经济体放缓或更为明显，预计增速仅为1.3%。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低迷，波罗的海货运指数年初以来跌幅达到50%，我国出口集装箱运价年初以来跌幅也达到30%以上。其次，主要经济体动荡不安。硅谷银行破产引发全球对流动性风险的担忧，主要经济体高通胀、持续加息、经济修复乏力，加之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海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工业产能利用率有所降低。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4.3%，较上年同期和上季度分别下降1.5个和1.4个百分点。分行业看，15个主要行业中除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外，13个行业产能利用率较上年同期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
CPI小幅上涨、PPI低位运行。1－5月，CPI同比上涨0.8%，低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其中5月CPI环比下降0.2%，环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处在负值区间。工业领域价格低位运行，前5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6%和2．3%。一方面，就业、收入等领域增长不佳背景下，内需市场对于产品的消化能力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当前企业库存水平总体偏高，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数据表现不佳，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低迷。
出口稳中回落。首先，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海外需求疲软。全球经济景
气度持续低迷，全球货物贸易量指数同比增速低位徘徊，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其次，出口增长存在新的增长点。新兴经济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新市场对我国出口支撑作用上升。产业升级背景下，我国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中高端产业出口竞争力逐步上升。
2022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0.5%，为2012年以来第二高水平。
投资平稳较快增长。首先，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逐步向常态化回归，复苏的确定性逐步增强，企业经营预期改善，加之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低碳化等目标带动，相关投资需求上升。但企业利润增长回落、行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等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制造业投资扩大。其次，基建投资增长总体较快。各省2023年重大投资项目规划总金额高于上年，伴随6月份新一批专项债下发使用，叠加下半年大概率使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有效撬动社会资金，预计基建投资实物工作量形成将会再度加速。
工业增长压力不减。首先，内需结构性恢复对工业增长的拉动性减弱。当前消费恢复结构特征明显，服务消费恢复较快，1－5月餐饮消费两年平均增速
达到12.2%；商品消费恢复相对缓慢，1－5月商品零售两年平均增速为7.1%，其中地产后周期消费包括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建筑装潢类消费呈负增长，压低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其次，外需回落压力加大。年初以来，出口增长波动下行，预计未来受到全球经济贸易复苏迟缓、部分产能外迁等因素影响，工业增长的外部动力将持续减弱。
价格形势总体平稳。
（一）主要经济体复苏动能不足
一季度，囿于动能不足、通胀固化、风险增多等因素，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普遍放缓。受存货投资回落拖累，美国经济环比折年增长1.3%，增幅较上季度下降1.3个百分点，但是私人消费明显回暖，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欧元区②经济同比增长1.0%，增幅较上季度下降0.8个百分点，已是连续4个季度增速下滑，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自2021年二季度以来首次陷入负增长。在超预期国内需求扩张的拉动下，日本经济有所企稳，同比增长1.9%，增幅较上季度提高1.5百分点；其中，私人消费拉动GDP增长1.4个百分点。受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复苏步伐有所放缓。一季度越南、马来西亚同比分别增长3.3%、5.6%，增幅分别较上季度下降2.6、1.5个百分点。总体看，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尚显不足，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二）全球通胀压力依然不小
由于供给持续改善，叠加加息效果显现，全球通胀压力有所减轻，能源和食品价格下降较为明显，但是受工资等成本持续上升影响，通胀消融速度比预期中的要慢得多。2023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指出，2023年一季度，大宗商品价格已下跌14%，较2022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降低32%。主要经济体物价涨幅趋缓，但核心通胀水平尚未见顶。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4.0%，涨幅连续11个月下降，但2023年以来核心CPI涨幅依然保持在5.5%附近；欧元区HICP同比上涨6.1%，涨幅较上月收窄0.9个百分点，核心HICP涨幅为5.3%，较2022年末扩大0.1个百分点；日本CPI同比涨幅呈逐月回落走势，4月稍有回升至3.5%，核心CPI涨幅升至3.4%，均较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部分新兴经济体恶性通胀依然严峻，4月委内瑞拉、阿根廷CPI同比涨幅分别为436.3%、108.8%。
（三）国际贸易下行压力增大
受经济预期转弱、全球需求不足、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影响，国际贸易复苏动力减弱。在通胀持续、利率高企、需求疲软的拖累下，美国月度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速下降明显，4月出口同比下降1.5%、进口同比下降4.5%；其中，货物贸易下降更为明显，出口、进口分别下降4.9%、6.7%，服务贸易增速仍处高位。
欧元区4月货物出口同比下降3.6%，为自2021年3月以来首次负增长；进口同比下降11.9%，连续2个月负增长。类似地，日本货物出口增长也在减速，5月增幅仅为0.6%，为2021年3月以来最低增幅；进口同比下降9.9%。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拖累下，新兴经济体货物贸易减速明显，1－5月越南货物出口、进口同比分别下降12.3%、18.4%。与此同时，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供应链近岸化等因素影响，跨国投资也持续疲弱。
（四）主要金融市场有所回暖但震荡依旧
股市方面，受加息预期转弱影响，2023年以来主要股票市场出现回升。2023年年初至6月16日期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3.5%、30.8%、14.8%；英国富时100指数虽近期有所回落，但较年初上涨2.6%；日经225指数近期上涨较为迅速，较年初上涨29.2%。债市方面，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高位震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8%附近波动，同时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倒挂，差值约为90个基点；德、法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保持在2.5%、3.0%附近波动；受进一步加息预期影响，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所走高，一度达到4.4%的高位。汇市方面，多重因素导致主要货币汇率持续震荡。年初至6月16日期间，美元指数“W型”波动，与年初基本持平，保持在100以上；欧元兑美元汇率有所回升，累计上涨2.2%；日元依然疲弱，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贬值7.6%。
（一）我国外贸韧性持续显现，但是压力不容小觑
2023年1－5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6.77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出口9.62万亿元，增长8.1%，进口7.15万亿元，增长0.5%，贸易顺差2.47万亿元，扩大38.0%。受基础较高、外需疲软、量价下跌等因素影响，月度外贸进出口下行压力增大，5月出口同比下降0.8%、自2023年1月以来再次陷入负增长；进口同比增长2.3%，虽扭转上月负增长的态势，但增速位于低位。从国别看，东盟、欧盟、美国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1－5月，我国对东盟、欧盟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6.4%、2.4%，对美国出口下降8.5%；进口分别增长1.4%、5.8%、3.9%。其中，5月我对三大贸易伙伴出口增速均转为负。从产品看，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新动力。1－5月，受“新三样”出口快速增长拉动，我国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9.5%，占出口的57.9%。此外，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CEP）利好的持续释放和共建“一
带一路”的走深走实，ＲCEP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将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增长点，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将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兴领域。但也需要注意，国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际需求收缩还在持续，我国外贸促稳提质仍然面临压力。
2023年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48.1亿元，同比增长0.1%，折合
（一）全球制造业复苏面临多重制约
（二）私人消费继续恢复的后劲不足
整体来看，消费复苏是2023年以来主要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各国消费者信心趋于上升。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月达到近期高位后小幅下行，5月为59.2；欧元区消费者信心长期为负，近期有小幅回升，5月为－17.4，较上月提高0.1个点；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月的31.3增长至5月的36.0。就目
前情况看，主要经济体私人消费有望继续恢复，但受多重因素制约后劲不足，能否继续发挥经济复苏主引擎的作用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一个因素是，前期消费复苏的主要动力来自受疫情压抑需求的集中释放，在2023年剩余的时间里，这种效应是边际递减的。另一个因素是，高通胀短期内难以根除，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通胀率将从2022年的8.7%降至2023年的7.0%和2024年的4.9%。若通胀水平持续高于收入增速，不但导致实际收入下降，而且使得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将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消费继续复苏。
（三）高利率环境短期内难有明显转圜
当前，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各国核心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说明此次全球性通胀的成因复杂，工资—价格螺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在通胀依然顽固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利率乃是小概率事件。美联储部分官员表示，通胀和经济的放缓程度不足以证明结束加息是合理的。欧央行明确表态，下一步货币政策将确保促使通胀水平尽快恢复至2%的中期目标，在通胀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加息周期仍将延续。在面临稳增长和控通胀两难的情况下，主要央行把握政策操作力度、节奏、时机的难度加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将上升，给世界经济继续复苏蒙上了阴影。高利率环境不但制约消费和投资复苏，导致下行压力加大，而且使得经济基本面较差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汇率贬值、资本外流、信心下滑等风险，容易触发新的区域性经济金融危机。
（四）各类风险因素层出不穷
（一）走势展望
2023年以来，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的制约预计进一步减轻，我国经济的强劲反弹也将带动全球供需恢复。但是各类风险挑战不少，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并不光明。主要机构对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普遍在3%以下。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2.8%。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将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由年初的1.9%上调至2.3%。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则由年初的1.7%上调至2.1%。综合判断，202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比较艰难，2024年可能出现小幅回暖，摆脱长期低增长态势任重道远。
（二）对策建议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新发展的起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当前不仅要珍惜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脱贫以后怎么办？乡村振兴怎么干？干部群众怎么看？”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基层如何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共同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脱贫以来，基层一线进行了哪些探索？干部群众怎么想、怎么干？有哪些困难和瓶颈？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深入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称“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以下称“积石山县”）柳沟乡阳山村、刘集乡河崖村和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以下称“东乡县”）高山乡布楞沟村等脱贫村，蹲点调研，以微观视角观察思考脱贫村乡村振兴。
“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临夏”。甘肃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临夏州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是甘肃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临夏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全州8县市均为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2013年底建档立卡人口12.8万户、56.32万人，贫困发生率32.5%，建档立卡贫困村649个，其中412个被甘肃省确定为深度贫困村，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难中之难。2021年2月，临夏州与全国一道，全州56.3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4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调研发现，脱贫攻坚让贫困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两不愁三保障”落实，群众生活基本需求短板补齐，消除了吃水、住房、看病、上学、出行等困难。贫困村交通设施空前改善，偏远封闭的小山村连接了城镇，群众出行大大方便，也为产业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基础条件。贫困户有了基础产业，有了保证基本生活的收入，个别极端困难家庭由政府托底。贫困村集体收入从无到有，促进了村级公益事业发展。
此次蹲点调研的阳山村、河崖村、布楞沟村都曾是深度贫困村。下面的数字，有助于对三个村脱贫前后的变化形成基本认识：
积石山柳沟乡阳山村2013年建档立卡贫困户231户1096人，贫困发生率62.8%，全村人均纯收入2810元，75%的农户住在危房里。2018年阳山村整村脱贫，到2022年村民人均纯收入8251元。
积石山刘集乡河崖村2013年识别建档立卡人口300户1296人，贫困发生率54.7%，全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2019年河崖村实现整村脱贫，当年村民人均纯收入5684元。2023年河崖村脱贫户人均纯收入8633元，十年来人均纯收入涨幅307%。
东乡县高山乡布楞沟村2012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624元，全村仅351人，贫困面高达96%。在甘肃省和帮扶单位大力支持下，2014年布楞沟村就实现了整村脱贫。2021年底，布楞沟村村民人均纯收入8862元，是2012年的5.46倍。
基层干部群众说，短短几年时间，贫困村快速完成了蜕变，“猛踩油门跑起来了”。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势能，从短期来看，脱贫村的这种势能还要强于其他村。他们认为，贫困地区、贫困户“脱贫”填平了洼地，补齐了短板，“乡村振兴”才是贫困地区正式起步跑。
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增强了贫困地区群众对党的感情。脱贫目标实现后，群众物质生活改善明显，产业发展带来实际收益，干部下沉入户给群众带来了关爱感，这些都极大鼓舞了群众的干劲，提升了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认可度，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感情。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当前基层干群关系、党群感情都达到了空前的良好局面。在蹲点调研期间，受访群众积极主动用朴素的语言表达“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认识和感情。柳沟乡阳山村一位老人说：“共产党是巍巍的泰山，是咱老百姓生活站稳脚跟的靠山”。脱贫群众主动变身为宣传员，基层党的相关主题宣传形式朴素，氛围浓厚，深入人心。
乡村治理水平、基层干部工作能力提升。调研走访发现，经历了脱贫攻坚
艰辛、复杂任务的锤炼，脱贫村村级事务的组织化水平、村两委的决策科学化水平、村干部群众工作的水平都获得了很大提升。脱贫村风气改善，邻里纠纷减少，赌博、酗酒恶习基本消除，全村齐心协力谋发展，村民一心一意谋生活成为主基调。脱贫村已经完全从“自然状态”发展到村两委带领下的“治理状态”。
脱贫村发展快，增强了村干部的信心，绝大部分村干部精神面貌好，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培养了一批热爱农村工作、擅长解决农村基本问题的干部，他们能够运用现有政策解决群众基本的生活问题、产业发展问题。村级党组织发挥了堡垒作用，能够积极落实党中央、上级组织的工作部署，很受群众认可。整体来看，脱贫村已进入良性发展。
培育特色产业效果明显，产业奖补政策引导力强，群众发展愿望强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在贫困村的驱动效应明显，脱贫村出现一批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和劳务输出的组织者。临夏州各县出台特色农业奖补办法，引领农户、合作社和企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重点支持“牛羊菜果薯药菌花”八大产业，目标是要实现每个村有主导产业、每户有致富项目。这些政策重点是利用产业奖补资金，对种植、养殖、庭院经济产业的各个环节进行奖补。以积石山县引导养牛为例，企业当年引进繁育母牛10头以上，农户引进3头以上，每头可以补助3000元；当年繁活犊牛1头，补助1000元；农户每年向养殖小区提供犊牛1头，补助300元；企业和农户到县内屠宰场屠宰1头肉牛，也奖补100元。这些奖补政策大大缓解了农户发展产业的启动资金缺口，带动效果十分明显。
积石山县是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地区，2023年对全县86.12%的涉农项目进行了整合，整合资金5.66亿元，其中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2.97亿元，占61.01%。牛羊养殖本就是积石山、东乡等地的传统产业，在产业奖补政策的带动下，养殖业发展很迅速。数据表明，积石山县现有各类种养大户9434户，其中种植409户，养殖9025户。统计显示，通过政策激励，积石山牛羊存栏分别从2020年底的6.13万头、24.28万只增长至2022年底的9.67万头、37.93万只，分别增长57.75%、56.88%，外来投资者“掘金”，帮助脱贫村发现并发掘了本地资源优势。调研中，干部群众介绍了当地种植业的“两次结构调整”，颇能引发思考。他们介绍，上世纪80年代当地主要作物是小麦，亩均收入600元，本世纪前十年当地种植主要作物调整为旱作玉米，亩均收入1500元，近两年，政
府引进企业建大棚种植赤松茸，亩均纯收入可以达到2.4万元。虽然规模还不大，但给农村种植结构和农民传统观念带来了很大冲击。
受访的干部群众表示，脱贫地区慢慢脱离政府帮扶“断奶发展”，关键在于发现优势要素。调研发现，引进外来投资对脱贫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受访的一家农业投资企业介绍，积石山种植四季豆、菌菇、中药材的地理、气候优势很明显。积石山种植的四季豆用以加工预制蔬菜，产品质量比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提高近50%。基于这种条件，这家企业2023年把积石山的种植基地扩大了一倍，投资建了加工厂。
东乡县达板镇沿洮河经济带工业园是为了巩固东乡县脱贫成果、实现脱贫群众稳定发展而建设的工业园区。2019年7月以来，已引进方大丽明纺织厂、厦临轻工业产业园、金银花产业园、牛羊加工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25家，可直接提供1万余个就业岗位，引导群众下山入川、出山进城，加工消化当地牛羊、中草药、农特产品，延长产业链，尝试打造品牌，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2022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严重，工业园的产值也达到了16亿元。
年轻干部、年轻创业者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调研中发现，在调研组走访的乡镇和脱贫村，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全是“85后”“90后”干部，一些亮点项目的创意、操盘者也都是年轻人。这一方面是地方党委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有意识把年轻人充实到一线重点岗位，另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本身也吸引年轻人投身其中。调研交谈中，年轻干部群众更愿意在“传统产业+”、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数字产业上着力，这让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呈现出前沿气息。
2021年，积石山县引进一家企业，打造“AI豆计划”数字经济产业园，重点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和电子商务，承接蚂蚁集团、阿里巴巴集团等互联网金融服务企业的业务，为解决大学生就业、拓展农产品网上销售、促进群众增收搭建了新的平台。这是积石山县第一家从事数字产业的企业，吸收当地345名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企业员工也成为了积石山第一批“数字白领”，月均工资4000元以上，部分岗位的月工资超过1万元。2022年受疫情影响，该企业也创造产值1000多万元。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是1名出生于1993年的年轻人，企业员工绝大部分也是“90后”“95后”。
脱贫村发展乡村旅游初见成效。2022年，临夏州“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建设完成，这是一条环临夏州旅游公路网线，连接临夏州康乐、和政、临夏、
积石山4县的28个乡镇、4个国有林场，线路全长286公里。调研中，积石山县刘集乡年轻的干部们对利用这条旅游大通道发展乡村旅游十分积极。刘集乡河崖村十社位于旅游大通道附近，生态环境好。乡镇干部动员群众，创造性地把易地搬迁到此的群众的住房、菜地、水塘等“生活资料”改造成“生产资料”开办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并在积极谋划“花儿谷”“大山庄峡”“垂钓休闲区”“滑雪场”等项目。
调研中一些干部群众认为，从脱贫村的微观层面来看，乡村振兴取得了初步成绩，但从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来看，加快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存在系统性缺乏、自驱力不足等问题，多重短板仍然存在。
县域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带动能力较弱。积石山、东乡县是传统的农业县，县域内二、三产业一直比较弱，县城和城镇发展落后，带动能力不强，这是脱贫地区农村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受访干部群众认为，乡村振兴看似任务在农村，其实城镇也是主战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必须同步统筹，农村和城市必须同步发展，农村的产业和城镇的产业必须形成链条和互补优势。一些种养殖户向调研组表示，当地的乡镇还停留在农村集市水平，仅仅是村民低水平的日常消费场所，对产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即便是县城，对农村产业经济的支撑也很有限。
当地干部认为，县域经济带动能力差是脱贫地区的共性，也是脱贫县在乡村振兴中需要破解的难题和重点任务。积石山县积极实施“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是以县城为重心，打造一批能为农村产业发展服务的企业。为此积石山县政府共拿出1032万元，对引进东部企业进行奖补。依靠东西部协作，积石山县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入驻企业4家，带动劳动力151人。
2021年以来全县引进东部企业落地8家，落实奖补资金593万元。这是近年来积石山围绕乡村振兴进行招商引资最好的成绩。
主打产业优势不明显。乡村受访干部群众认为，虽然当地传统种养殖业近年来发展较好，但只是发生量变，产业链条化、规模化、现代化、市场化依然停留在起步阶段，形不成较为明显的“龙头”，包括良种繁育、牛羊屠宰、存储、冷链运输、食品加工在内的现代农业环节还不够成熟。
临夏州已意识到这个问题。2023年2月，临夏州组建了州级实体企业临夏州丰登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承担牛羊产业全产业链的投融资、开发、建设，围绕
推进现代牛羊全产业链发展，通过资源整合、资本运作、兼并重组等方式，推进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带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户加快发展，提升全州牛羊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受访干部群众认为，这是当地在提升主打产业优势方面的重大突破。
脱贫村村民收入结构还没有彻底扭转，“空心化”“老龄化”突出。调研组发现，在我们走访的村子，外出务工收入在村民收入中的占比依然达到60%以上。村干部说，脱贫攻坚期间，各贫困村都大力进行劳务培训输转，以餐饮、驾驶技术、建筑等为主，简单实用，出路好，在短期内增收效果很明显，村民积极性很高，连续多年培训输转后，部分村民能够稳定就业。
“乡村振兴，谁来振兴？”当地干部不无忧虑地说，连续多年劳务输转带来的尴尬是，基层推广产业项目参与者中年轻人的比例很低。调研组走访中也发现，当地从事种养殖产业的年轻人很少，50岁以上的老人占绝大多数。当地干部坦言，他们希望把年轻村民输转出去，又担心他们都出去，村里没人了。脱贫以后，脱贫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仍很突出。
产业发展人才缺乏。与脱贫村“空心化”相关的是农村发展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另一方面，与乡村振兴任务要求的能力相适配的、熟悉农村产业发展和市场经营的干部匮乏。基层群众向调研组表示，现有的乡村干部综合素质好，他们的特长是落实上级指示、动员组织群众和一般事务性工作，当前乡村振兴第一位的是产业振兴，需要熟悉产业、熟悉市场，能够组织农村经济活动的干部。而对脱贫地区来说，这方面人才普遍缺乏。
本地资本的活力激发不够。调研中发现，在积石山、东乡县，参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企业中，东西部协作投资企业比较多，且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临夏也是西北地区经商传统非常浓厚的地方，当地干部群众认为，临夏本地经商传统、民营资本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统计显示，到2019年年底，临夏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总数达91818户，注册资本817.7亿元，从业人员30.7万人，民营经济占据全州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甘肃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数十年来，外出的临夏人在餐饮、建筑、商品流通等领域从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当地干部群众认为，与此形成反差是临夏乡村振兴的另一个问题：乡村民营资本空壳化。笔者此前在临夏调研发现，即便是一些贫困村，也有不少村民在外地是“大老板”，但回乡创业没有形成潮流和规模。原因主要是本地产业
薄弱，发展机会少。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如何吸引、动员本土民营企业家回乡参与产业发展，进而逐步壮大本地民企和本地资本，应成为临夏州一个特殊的任务，也应该是发展潜力。
产业刚起步遭遇耕地保护红线。在调研中，种养殖规模扩大遭遇土地红线是受访干部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积石山县刘集乡河崖村一位村民2014年建档立卡后贷款5万元养了8头牛，2015年就实现了脱贫，现在他建了3个牛羊棚，养牛60多头，是本村的养殖大户。他计划把养牛规模扩大到500头，但在本村和附近村子都找不到建棚的土地，随行的乡村干部也表示，限于基本农田、林地保护政策，他们对村民的诉求无能为力。积石山县小关乡一个食用菌产业示范基地负责人也告诉调研组，通过大棚种植食用菌，土地产值可以翻好几番，但扩大面积同样遭到了耕地保护红线限制。当地干部说，基本农田保护是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执行。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宜宾考察时指出，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要求。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
览三江合流，眺大江东去。在四川宜宾合江门，“长江起点”碑清晰地标注出三江口的坐标。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的金沙江和穿成都平原蜿蜒而来的岷江在此汇流，拉开了滚滚长江向东奔流、恩泽大地的序幕。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宜宾考察时来到这里，驻足江边，眺望三江六岸，听取情况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要求。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
四川省内96.6%的水系汇于长江，上游责任重大。四川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以务实举措抓好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用心守护着绵延后世、惠泽千秋的一江清水。
近日，光明日报调研组来到四川，深入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沿线开展调研。
风车草、美人蕉、芦苇、香根草调研组来到眉山市仁寿县城南综合污水处理厂，穿过厂区，便步入一个湿地公园，这里水草丰美、绿意盎然。清冽的流水从公园尽头源源冒出，流向远方。出水口并排陈列的几个透明量筒里，厂区出水、湿地出水和自来水同样透明澄澈，从外观上难辨彼此。
“污水经过厂区处理后，再经湿地净化，出水水质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仁寿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吴建华说，该污水处理厂采用“水平潜流湿地+硝化湿地+高效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的处理工艺，湿地出水水质优良，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仁寿是四川的人口大县，用水多，来水少，沱江支流球溪河长期处于容量
小、负荷重的状态，多年前，水质长期为劣Ⅴ类。
2018年以来，仁寿县在球溪河流域建设了95座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形成污水处理能力15.84万余吨/天，建成配套主管及支管网约600公里，球溪河流域城市、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95%、76%。
沱江流经四川城镇集中、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区域，承受着高强度的开发，一度成为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2018年，四川打响了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四川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芮永峰介绍，四川细化20项整改任务，制定具体措施189条，同时编制实施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将流域划分为15个控制单元，分年度、分单元明确考核目标，力促沱江水质稳定达标。
2019年9月，《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四川首次以立法方式推进单独流域污染治理，对沱江干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园区、化工项目、高污染项目作出严格规定。
“‘十三五’初期，沱江16个国考断面只有1个达标，到‘十三五’末只有1个不达标，2022年已经实现了全流域达标。”芮永峰说，常抓不懈治污，使沱江入长江口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居四川主要河流之首，沱江流域水质实现根本性好转。
调研组了解到，长江在四川的另一条重要支流岷江，也实现了水清岸绿的“逆袭”。随着下游航电工程建成，岷江在眉山市青神县形成了2万亩平湖，成为开展水上运动的理想之地。6月22日，2023全国桨板暨桨板球公开赛在此开赛，不仅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家俱乐部、近600名运动员在青神湖上激烈角逐，还吸引了6.7万名游客慕名前来观赛、游玩，带动旅游消费3000余万元。
在泸州，老鹰
闲打卡地。眼前的景象告诉游客，这个曾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作为典型案例曝光的地方，作出了不少改变。
“2018年10月被通报，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整改，2019年11月完成整改销号。”泸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晓琼说，老鹰
干流与支流联动努力，四川水环境大为改善。2022年，四川全省203个国考水质断面中有202个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优良率达99.5%，全面消除Ⅴ类和劣Ⅴ类水体，达20年来最好水平。
有着“中国酒城”美誉的泸州，已经建成以白酒制造为主导的专业化、集约化、全产业链的白酒产业园区。园区建成区面积已达12平方公里，入驻企业290余家，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270亿元。
“酿酒会产生污水吗？是怎么处理的？”“有专门的污水处理厂！”泸州酒谷清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万春带领调研组穿过酒业园区连片的厂房，进入一个小山坳，一个草木葱茏的公园映入眼帘。
“想不到吧，这是一个污水处理厂！”张万春介绍，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设备深埋地下，杜绝了污水暴露、臭气外泄，地面还建有群众喜爱的开放式休憩乐园。
张万春说，该污水处理厂针对酒业污水的特征，采用先进的膜工艺，确保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园区企业的污水经过各自预处理后，全部汇集到这里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保障长江生态环境安全。
问题不只存在于长江及其重要支流，四川有大小河流8000多条，治水任务艰巨。四川如何扛起上游责任？
“当前，四川治水主战场已转向小流域。”芮永峰说，如果说大江大河是生态系统的大动脉，那么，小流域就如毛细血管一般，分布在广袤的乡村、城镇，小河清才能大河净。
2023年四川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重点小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启动入河排污口整治，推进县级城市城区黑臭水体整治；四川2023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也提出，以小流域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重点，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
四川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2816条小流域河流，许多未设国省考核断面。四川针对场镇生活污染控制、面源污染防治和河道岸线生态修复等重点难点，统筹推进流域深层次治理和水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走进眉山市丹棱县齐乐镇龙滩社区，瓜果之香扑面而来。蜿蜒的硬化道路串起家家户户，路旁草木繁茂，鲜花盛开，穿村而过的龙鹘溪清澈见底。随意走进一户农家，前庭后院绿意盎然。
院舍的主人掀开菜园里的一块水泥板，正从池子里舀水浇菜。
“我们在农户家建设无动力五格净化池，生活污水处理后能达到四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可用于果蔬灌溉。”丹棱
县生态环境局水股负责人蒋汉勇说。
农村居民居住分散，生活污水处理是个老大难问题。丹棱县采用五格净化池，以“格栅沉渣池—调节池—厌氧发酵池—沉淀池—生态湿地”的工艺，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分散处理。净化池占地很小，上覆水泥板，无异味溢出。
“一个容积4立方米的净化池造价约3500元，可以有效处理5口之家的生活污水。除了定期清掏之外，不需特别维护，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蒋汉勇说，丹棱通过政府补贴一部分、农户自筹一部分的方式，使绝大多数分散居住的农户都建成了家庭式净化池，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处理。
“我们因地制宜，采用纳管治理模式、集中治理模式、分散治理模式等三种模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眉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骆仕明说，眉山对靠近城镇、有条件的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就近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纳管治理；离城镇较远、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建设集中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地形地貌复杂、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鼓励农户采取家庭式净化池的模式处理。
截至目前，眉山累计建成350余座集中处理设施，24.3万余座分散式处理设施，实施28.5万余户农户生活污水纳污接管或综合利用；648个行政村（含涉农社区）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占比90.6%，受益农户累计达52.8万户，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截至2023年6月底，全省66.34%的行政村（含涉农社区）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调研组来到宜宾的三江口长江公园，映入眼帘的是岷江与金沙江。两江在此“相聚”，长江一路奔流，出三峡、过平川、入东海，将沿线城市串珠连线，形成了我国经济的“金腰带”——长江经济带。
“我们是起点，要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强化上游担当！”宜宾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玉为说。以前的长江岸边，有不少渔民捕鱼为生。如今，渔船早已不见踪影，渔民的生活从江中转移到岸上。
“我从捕鱼人变成守护者。这几年禁止钓鱼、捕鱼，守护是值得的！这里，一米多长的青鱼常常现身。江里游泳的人常开玩笑：‘游泳的时候别撞上大鱼！’”长江护渔人唐胜容感触颇深。
就在不久前，长江鲟野化繁殖试验取得突破性成果：时隔23年后，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长江宜宾江安段天然水域实现自然繁殖。这意味着长
江鲟栖息地修复和野外种群的重建跨出关键一步。
站在三江口远眺，对岸白塔山下有一幅醒目的标语：“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如今，这句话早就变成了共识：不是不要大的发展，而是要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长江起点向北5公里的地方，曾是宜宾沿江工业区，化工、热电、水泥、造纸等老工业企业一度“围江”布局。宜宾先后投入60亿元专项资金，对数十家企业进行整体搬迁、分步入园或关停。
曾经，西南地区最大的氯碱化工企业天原集团，原厂区距离长江岸线不足百米。“我们主动全面永久关停老厂区，并实施了老厂区整体搬迁‘退城入园’‘腾笼换鸟’。”该企业环保管理总监唐昌运告诉调研组，该企业从氯碱产业切换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2022年成功上榜“石油和化工上市公司销售收入前500家排行榜”。
宜宾，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传统优势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小苗成大树”。其中，以动力电池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实现从无到有。
调研组来到位于三江新区东部产业园的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一片繁忙景象。
“2019年签约后，四川时代6个工厂已建成投产，在职员工1.5万人。”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外联部部长杨伟平说，四川时代已拥有世界一流技术水准的锂电池制造基地和绿色零碳产业园区。截至5月，四川时代累计产销动力电池72GWh，占全国动力电池产量的15.5%、装车量的24.4%。
相关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宜宾已集聚正负极材料、铜铝箔、隔膜、电解液、结构件等六大组件和回收利用项目110余个，投资额超2700亿元。
有这样一组数据：宜宾动力电池产业整体规模迅速壮大，规上工业总产值从2020年不足20亿元，迅速发展到2021年160亿元、2022年近900亿元。短短几年间，宜宾落户100多家动力电池产业企业、近20家光伏产业企业、150多家数字经济产业企业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宜宾的实践证明，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会为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宜宾的华丽转型，是四川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面向未来，四川将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更好统筹产业发展质量、规模和效益，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四川切实肩负起保护母亲河的重大政治责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扎实做好生态系统治理，坚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2022年全省203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202个，占比99.5%，优良率位居全国第二。四川的实践，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树牢上游意识，层层夯实治水责任。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主要水源涵养地，在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四川强化使命担当，坚决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体系，省委书记、省长共同担任总河长，省级领导任13条主要江河级河长湖长；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要求各级河长既“挂帅”又“出征”，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落实、统一督查、统一考核，实现河湖治理“九龙治水”向“一拳发力”转变，切实推动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解决。
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系统推进流域治理。河湖治理保护需要系统思维，精准找出制约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问题和症结所在，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运用管理、技术、工程手段，解决河湖治理中的瓶颈问题，以坚实的法制保障，筑起江河保护的法律屏障。四川制定主要江河“一河一策”保护方案、水污染防治规划及小流域水质达标方案，实施枯水期和汛期污染控制；组建专家团队，建立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建设驻点跟踪研究机制，深入地方“解剖麻雀”找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制定岷江沱江排放标准、水产养殖排放标准，陆续出台沱江、嘉陵江、赤水河等流域保护条例，为流域治理保护奠定法治保障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以美丽河湖支撑美丽四川建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水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强烈。四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城乡黑臭水体治理与水景观打造相结合，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相结合，提高流域治理水平，完善美丽河湖建设制度体系，在解决群众身边用水问题的同时，实现水生态价值转化和水文化价值挖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深层次的需求。
坚持绿色发展，为河湖治理保护提供不竭动力。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四川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美丽四川建设纳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战略部署进行整体谋划，多措并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积极推进清洁
能源示范建设，深入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城市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秸秆全域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努力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核心区、绿色发展先行区、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和协同发展样板区，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完善投融资机制，长效保障流域治理成效。这些措施，为生态治理保护提供了动力，为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牢牢记在心上、时时抓在手上，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街道是社会治理中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特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枢纽。南京市把建强街道“治理枢纽”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基层治理到底到边。各街道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实施网格化党建引领、“吹哨报到”、集成改革、保险赋能等强化基层治理的创新探索，推动城市街道从“行政末梢”向“治理枢纽”转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主题教育中我们走进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尧化街道和鼓楼区湖南路街道、小市街道开展实地调研，挖掘总结基层的做法经验。
曾经的边郊农牧场，如何一别过去的散乱无章，逐渐发展成为祥和文明的宜居新城？13年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用“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的网格化办法，书写了基层治理的“仙林答卷”。其网格化党建做法被中组部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在全国推广，并入选中宣部等部委主办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创新网格化机制。街道在辖区内构建一张社会管理网，把10个社区划分为90个综合网格、195个专属网格，将街道内2668个单位都纳入其中。坚持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难在网中解、情在网中结，一个个单位走访服务，一个个单位征求意见，“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交越深”，把驻街单位、全体居民与街道社区紧紧聚拢在一起。在实行网格化治理后，街道城市管理工作逐步由原来全市第23名跃升至第1名。
织密建强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最根本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健全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基层治理一贯到底、有力有序。探索建立“1+3+N”组织架构：“1”是街道党工委；“3”是在街道党工委下设3个基层党组织，分别为“七
部一局一中心”党支部、社区党委（总支）、综合党委（统筹负责街道辖区内两新组织、微小单位、流动党员等党建工作）；“N”就是“七部一局一中心”党支部下设若干个业务工作的党小组。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辖区内各个角落，稳稳托住基层治理基本面。
凝聚共驻共建合力。发动街道辖区内单位成立“仙林一家亲”协会，每年评选表彰仙林“最美的人”。出资单位冠名，做公益开心；党员群众获奖，受表彰也开心。整编组建“万家欢”等56支志愿服务队，有6000多名居民志愿者活跃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流动的“治理站”“服务站”。开展“星级物业”评比，实行交叉兼职。近年来，仙林街道所有小区物业、业委会、业主、开发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小区服务好了，矛盾少了，居民满意了。
街道处在基层治理第一线，有不少群众的诉求单凭街道自身力量是办不了的。通过“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是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做法。鼓楼区小市街道地处鼓楼、栖霞、玄武三区交界地带，毗邻火车站、汽车站，是传统老工业区、城郊接合部，基层治理面临诸多复杂矛盾、跨区事项。对此，小市街道以“吹哨”为切口，充分运用“吹哨报到”机制和优势，把群众急难愁盼的诉求当“哨声”，以“哨”为令，相关部门闻“哨”而动、现场办公，合力破解一批基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
—十字街—红山公园”片区流动摊贩乱摆卖、“小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迈皋桥”地铁站周边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确保街道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道向企业、社区延伸，街道作为“报到”部门，高效解决飞线充电、管道堵塞、私搭乱建等涉及民生的实事，提高居民幸福感满意度。鼓楼第二实验小学旁边的双安巷因长期人车混行、车辆占道停放，导致高峰期拥堵严重，群众反映强烈。通过社区“吹哨”，街道启动了集中整治，经历拆违、移车、拓路、整治、美化等5个阶段，校园周边环境“旧貌换新颜”，群众出行得到明显改善。深入企业走访，及时响应企业在搬迁入驻、项目发展、政策应用方面的“吹哨”诉求，有力保障了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群众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栖霞区尧化街道是南京市典型的经适房集中区，辖区内常住人口的70%为征地拆迁安置居民，社区结构复杂、弱势群体较多、管理难度较大。近年来，尧化街道用好党建“绣花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先后启动全科政务服务、老党员工作室等多项改革试点工作，街道多项改革实践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培养全科化队伍，一张“全能网”温暖民心。一名全科社工办理所有业务，推出“一口清导办、一门式受理、一条龙服务”的全科政务模式，为民服务效能在动态中提升；一支综合队伍行使执法权限，122名综合执法队员及社区网格员履行城市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十大类1313项行政检查职能，积极探索基层执法有责无权的破解之道；一个全能网格融合服务管理，将全科政务、综合执法等工作向网格赋能，用一张“全能网”守住平安，关怀民生，温暖民心。
启用信息化指挥，实现基层治理数据共享。从碎片化到集成化，统筹数据资源管理，让个人、企业、公益、党建、人才等分层次、无屏障、不设限的数据共享成为现实。从需求侧到供给侧，探索居民需求智能匹配，形成线下服务、议事协商、项目生成的治理链条，找准需求点，优化供给侧，打通服务“最后一百米”。
运用标准化手段，推动基层治理规范化。立足群众需求，从实践中总结，再形成标准化指导实践。全科政务服务获得全国首批标准化试点及南京市标准化项目一等奖，居家养老连锁服务获批江苏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姚坊门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中心被评为全省民政标准化示范单位。综合执法形成了内部标准，垃圾分类、社区协商治理、信息化等工作正在进行标准化探索制定。
推进系统化改革，实现基层治理倍增效应。横向集成，街道改革从六个方
面十个项目进行了横向打通、串联融合、集成发展；纵向集成，改革项目向下延伸，激活从街道到科室、到社区、到网格的全链条集成。改革项目纵横交错、集成推进、持续创新，通过项目之间的融合实现“1+1>2”的倍增效应。
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多重挑战，鼓楼区湖南路街道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保险赋能、兜底保障”基层治理新路径，以试点“社区共建综合保险”推动治理到底到边，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治理不疏漏、服务不缺位。
试点“社区共建综合保险”，是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利用市场化手段来协商化解社区内部矛盾的一次有益尝试，主要内容可以用“一领四保”来概括。
“四保”即保概率事件防损、保敏感群体稳定、保社工队伍无忧、保风险隐患控制。其中，保概率事件防损，主要针对目前民政、人社、住建等条口没有政策保障的拥挤踩踏、高空坠物伤人、窨井盖事故、危房危墙倒塌、传染病
（不含新冠病毒感染）等13项常见概率性事件投保，并对未列其中的意外事故明确了兜底保障条款，确保发生任何意外都能得到保障。保敏感群体稳定，主要针对精神病人、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进行投保，一旦发生伤人或者被伤害情况，由保险公司负责给付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医疗费用，解决因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带来的各种问题。保社工队伍无忧，指的是为社工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自身意外伤害致身故、伤残以及造成第三者意外伤害提供保障，让社工“轻装上阵”。保风险隐患控制，不同于上述三项意外发生后的保险救助，风险隐患控制就是要确保不发生意外。该项内容主要是由保险公司作为“风险管家”，为社区出具风险隐患清单，有职能部门负责的交由政府部门处理，其他则由保险公司组织社会力量进行防控。
试点“社区共建综合保险”，是一项社区和市民都叫好的新动作。街道党工委坚持依法依规、坚持问题导向，在摸索中稳步推进。在解决“钱从哪来”问题上，街道坚持从办公经费中挤压一点，从同类经费中整合一点、从爱心企业募集一点。在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上，保险公司主导建立市场化队伍，作为经常查找问题的“啄木鸟”，发现风险隐患后，由社区联合职能部门和保险公司各司其职予以化解。在解决“精准施策”问题上，建立工作扎口机制，街道定期对社区出具赔付证明进行审核；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定期面向社会公开概率性事件赔付情况；建立赔付评估机制，每年评估保险公司风险防控情况，根据“不赔付率”调高或降低下一年度保额，推动保险公司更好履行风险防控职责。
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名师辈出的教师队伍，是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1]实现这一目标，既要调查研究、摸清差距，也要寻根究底、追本溯源，更要因情施策、精准发力。2020年9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延续2017年第一轮国家义务教育德育状况监测的基本设计，组织开展了第二轮监测工作，对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教育教学情况进行调查。基于监测结果反映的突出问题，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展开了基层调研，以期切实了解教师的呼声和期待，探求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的优化路径。
此次第二轮监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的一些突出问题：
在深入解读监测结果报告基础上，广州市荔湾区教师发展中心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复查复诊”：在常规到校视导调研基础上，开展了“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发展需求”专项调研、“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联合调研和“中小学思政课协作创新工程”调研回访，与广大任课教师一起进一步剖析问题，探寻解决途径。总体上，用教师的朴素话语可表达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道德与法治专任教师队伍建设需多方通力支持
全国小学道德与法治专任教师只有7.9%这一数据，暴露了一些学校“兼职任课”“临时顶课”甚至“无人授课”的实际情况。在当前教师管理体制和课程安排下，如何解决道德与法治“无人授课”的窘况？一线教师有诸多建议：招聘增员，定岗定编招聘专任教师，新增新鲜血液；校内转岗，动员本校有志之士转岗任教思政课，实现师资内部转化；区管校用，道德与法治教师全区统筹，跨校授课，发挥专业、专职教师的最大效用。如何实现“有人上课”向“能人授课”的转变？一线教师见解精辟：竞争上岗，实现在职在岗教师优胜劣汰；全员轮训，实现任课教师理念、知识与能力更新换代；技能展演，发挥思政课名师示范引领作用。
总之，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离不开教育、组织、宣传、编制、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
（二）道德与法治教师综合素质要求高亟待专业支援
从监测结果报告和区域调研的信息都不难看出，道德与法治教师“心力交瘁”的工作现状相当普遍。究其原因，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高，不仅要“教得了”更要“教得好”。一方面，道德与法治课程涉及心理、道德、法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知识，涉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史、国际共运史等多层次史实，涉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等多方面常识，“教得了”并不容易。另一方面，道德与法治课程性质决定了其教育教学不仅要促进学生的知识认知，解决“知”与“不知”的矛盾，还要引导学生实现情感态度认同，解决“信”与“不信”的矛盾，更要在生活实践中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解决“行”与“不行”的矛盾[2]，“教得好”更难。
相较于其他课程，道德与法治兼具政治性、思想性、综合性、实践性，承载着铸魂育人的课程功能，对任课教师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教师要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乐于修身成己达人的“人师”的统一者，专业支援必不可少，强力支援刻不容缓。
（三）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热爱”亟需动力机制激发
在区域调研中许多任课教师提出，“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特别侧重人的思想工作，思政课教师与班主任应同工同酬，享受专项津贴”“思政课富于中国特色，对任课教师的考核评价也要体现独特性”“思政课是专业课，需要专业教
师，教师的专业付出应‘被看见’，课堂内外都应该计算课时”等意见和建议，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行政决策者、教育管理者深思。实行激励机制、提高福利待遇等措施，是提振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精气神”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最直接的途径。福利待遇是教育教学工作劳动价值的一种体现，发展前景是教育事业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心理预期。让教师对当下有“获得”，对未来有“期待”，才能激发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汇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爱是教育的前提，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思政课更是如此，首先，需要教师对学生的热爱。道德与法治教师面对的是未成年人群体，这一群体情感丰富但情绪不稳定、思维活跃但思想欠成熟、自我意识强但自理能力弱、自尊心强但自制力弱，教师心中有学生，自发地以理晓之、以情动之、以爱感之、以行导之，方可发挥人生导师的作用。其次，需要教师对教育的热爱。立德树人是爱的事业，道德与法治教师眼中有教育，自觉做到比母爱多一分严谨、比友爱多一分慈祥，方可展现专业导师的价值。再者，需要教师对课程的热爱。道德与法治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修养和人格修养的培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践行课程理念，自觉以德育德、以身示范，方可彰显学业导师的魅力。
专任师资不足、专业支援不到位、考核评价不科学、教学热情消退等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导致道德与法治教师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理念等方面力不从心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师资的期望尚有一定差距[3]。主动回应道德与法治教师的呼声，解决其专业发展困境势在必行。
基于以上监测结果和基层调研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拓宽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以期优化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建设。
（一）度身定制专项培训，稳定持续提供专业发展支持
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是教师法赋予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等文件通知，均明确了思政课教师培训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基本路径、保障措施，绘制了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培养的新蓝图。
“建立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轮训制度”“每3年对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至少进行
一次不少于5日的集中脱产培训”“每位思政课教师每年参加实践教育活动不少于2次”[4]等“硬指标”，既是思政课教师不可或缺的责任，也是不可多得的专业福利。各地党政机关、各级教师培训机构、各学校均有责任为思政课教师参加专项培训活动出谋划策、通力合作。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行政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专项培训活动，有制度保障、物质保障、学时保障、经费保障，可针对“教师专业背景不强”“专业知识不能满足教学需求”“专业能力不能满足教学需求”等痛点，稳定、持续地为道德与法治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支持，助力其师德培育、专业补偿、知识更新、能力提升。无论是专任、兼职还是转岗道德与法治教师，都能在岗必学，上岗即学，实现平稳、持续成长。
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为例，与第一轮国家质量监测相比，道德与法治教师认为其专业知识不能满足教学需求的人数比例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国情、安全、心理健康、历史、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比率明显低于全国比率（见表1）。这一转好势头与持续开展的思政课教师全员轮训有直接关系。
（二）完善网络研修平台建设，精准提供个性化专业学习资源
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一些地区的智慧研修行动大力推动着教师的专业发展，资源共享、线上培训、联合教研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新常态。但是，国家监测报告中“教学资源不足”“研修机会不足”等问题，反映了广大道德与法治教师“看得见、摸不着、用不上”的专业学习困境。各方各界应尽快完善网络研修平台建设，消除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提升教师研修的普惠性、实用性和便利性，才能使一线任课教师全面感受互联网信息丰富、搜索方便、互助便捷的优势，突破资历、人数、时间、空间等限制，较好地满足教师“教学观摩”“课例研究”等研修需求。
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为例，其提供了免费线上学习的新空间，创建了资源共享的新生态课堂，创建了“自主—群际研习”的教研新模式。[6]平台还设置了德育、课程教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后服务、教师研修、家庭教育、教改经验、教材和地方频道等版块，其中，德育版块的“思政课程”内容、教师研修版块的“学科研修”内容、教材版块的“统编版电子教材”内容，都是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备课、教研、研训的重点关注领域。据一线教师反映，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教师研修网、中国大学MOOC慕课等网络空间均可以实现自主研修，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如果这些平台能对
接各地区的教师继续教育管理平台，实现账号统一、资源共享、学分互认，不断完善网络研修平台的资源、服务和功能，让其更加实用、便利、个性化，将会更好地造福广大思政课教师，成为其专业发展“高速前进”甚至“完美超车”的新赛道。
（三）大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协同联动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探索胜任思政课教学的党政管理干部转岗为专职思政课教师机制和办法”“积极动员政治素质过硬的相关学科专家转任思政课教师”等具体要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校长、德育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等可在培训合格后兼任小学思政课教师”等明确规定，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是教育发展新征程中“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历史选择，是建设大规模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现实需要，也是制度创新之举。如期实现“到2025年，小学专职教师配备比例达到70%以上，初高中配齐专职教师，绝大多数教师具有比较扎实的思政教育相关专业知识”[7]这一宏大且艰巨的目标任务，必须落实上述政策精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动协同联动机制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昆山市在全面振兴乡村中，积极探索发展都市农业、践行做强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取得了群众满意的阶段性成果。
（一）顺应统筹农村资源禀赋和秉承农耕历史的时代要求
昆山原是一个单纯的传统农业县，也是江南地区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誉称苏州“天堂里的半碗饭”来自昆山。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全国县级市中独领风骚，加之县域地处沪苏经济走廊之间，城乡一体化融合程度水平较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突出反映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从事农副渔牧业的人员总数呈现“双下降”趋势，尤其是农业全面实行规模经营后，农村中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体质偏弱的劳动力变为留家看守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共同致富。据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36.4%、1992年的12.6%、2012年的0.89%、2020年的5.6%下降为0.62%；2022年从事农业的人员由1984年的25.36万人下降为10909人。因此，早在新世纪初，昆山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将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快速转型，以赋能资源优势，拓展农民增收之道。顿时，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也就呼之欲出。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后昆山市各级党委根据变化的新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在守牢基本农田和端牢百姓饭碗的大前提下，齐心协力拓进以农业生产要素结构不断转型重组、升级为核心的农业结构改革，实施新一轮的农业产业革命，因地制宜倡导扶持多元化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特色农产品，从而催生了一批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迅速崛起，包括乡村农旅业、湿地旅游业等新业态，拓宽了农民就业门路和增收渠道，一大批50、60人员就地就业。“一业兴旺，百家受益”，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产品，既是时代所需，农民所求，更是未来所向。
（二）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和丰富满足城乡居民多彩生活的内在要求
随着城乡居民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多样化、特色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现代化，各级各部门不负众望，依托农业农村资源，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创新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品文章。近年来在全面实施振兴乡村
战略中，昆山聚合乡土资源、地域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农业优势产业延链、短板产业补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及就业链延伸提高，发展了一批绿色生态低碳和赋予文化知识的特色农产品以及高质量的农旅休闲产业等，基本达到城乡居民渴望对现代生活的内在要求，普遍反映“收入多多，购得称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不少沪苏等地游客走进昆山，都感到耳目一新，村村看到“水乡风光”，处处听到“田园牧歌”，人人觉得心旷神怡。例如，地处阳澄湖畔的巴城镇，近几年千方百计打造推出“蟹逅阳澄，寻鲜品味”和“传承非遗良渚文化，欣赏高雅昆曲艺术，寄情乡野田园之旅”，吸引八方来客，做强特色经济，适应生活需求，致富一方百姓。
（三）加快科技兴农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迫切要求
随着先进的农业科技迅速发展，汗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升级，以数字赋能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装备农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成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昆山近年来立足本地资源，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开展乡村振兴“五百行动”（百村共治、百村共兴、百村共美、百村共富、百村共享），奋力打造具有时代特征、江南特质、产业特色的现代农业示范样板。同时，依托中国农科院、南京农学院等科技力量，聚焦产学研一体化，构筑科技兴农高地，稳妥推进传统农产品向“新特精异”农产品、低端价值农产品向高附价值农产品转变，从而塑造保障供给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强市。最为突出的是昆山著名的阳澄湖大闸蟹、柏芦大米、梅山猪等三大特色农产品创新集群，以及历久弥新的昆山奥灶面、周
庄万三蹄、周市太和
亮，产业链越来越长，门类越来越宽广，附加值越来越高。正因为如此，昆山虽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耕地面积锐减，但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却持续增长。2022年农业总产值达52.93亿元，比1992年的7.83亿元增长675.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583元，比1992年的1844元增长2417.7%。
（一）阳澄湖蟹产业蓬勃兴起
昆山境内湖泊纵多，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23%，宽阔、底硬、草盛的阳澄湖素来盛产阳澄湖大闸蟹。过去只是渔民和少数农民筑簖或晚上点灯零星诱捕。改革开放后昆山市镇两级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和发展力度，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才形成庞大而热销的特色产业。巴城镇为加快提升“金爪、黄毛、青背、白肚”
为特色的大闸蟹质量与产量，近年来依托中科院水产研究院和江苏网进科技有限公司，为大闸蟹量身定制构建的生态链“元宇宙”服务体系，设置互联网感知其从幼蟹到成蟹的生长演变规律，蟹农或经营主体可以足不出户高质量养好大闸蟹，闯出了一条由传统粗放式养殖向现代化科技精细养殖转变的新路子，该镇被国家列为“中国阳澄湖大闸蟹之乡”“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江苏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同时，为做大做强蟹产业，挖掘蟹文化、保护蟹品牌、繁荣蟹经济，推进大闸蟹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到了稻谷飘香季节，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正值成熟期，肉嫩膏黄，购销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如今，蟹产业越来越兴旺，惠泽百姓越来越丰厚。截至2022年底，该镇湖边围网和开塘养殖面积高达26548亩，年产正宗大闸蟹2730吨，分别占全市总量的82.4%和80.7%，拥有养殖户1250户、经营户2450户，餐饮蟹舫280艘，涉及渔家灯火、春秋水城、巴城湖、巴解蟹舫苑等五大购销餐饮为一体的蟹经济板块，拉长了养殖、交易、餐饮、度假休闲产业链，就业人员3万多人，其中50、60以上当地农民占二分之一，蟹经济总收入达40多亿元，业主年收入超百万元的比比皆是，一般养殖户年收入在二十万元左右，一般辅助劳力月工资二三千元。
（二）昆山稻米产业轰然再起
昆山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称号。改革开放后，上级确定昆山保留30万亩基本农田，其中10万亩水稻、10万亩水产、10万亩果蔬及绿化等，至今水稻面积年年守住10万亩红线，并全面实行规模经营，全面推行先进农技农艺，全面施行全程机械化操作，从而全面稳住亩产千斤以上优质水稻产量，昆山品牌特色大米产业由前一时期冷落一阵子而轰然再起，令人赞口不绝。为卓有成效推广先进栽培技术，全市先后建立了3个稻麦示范基地、39个稻麦新品种示范基地，稻作试验15项、示范施行新技术30项，近年来还建立智慧田园、温室工场，打造稻麦生长环控体系和农业数字标杆。为达到国际三级稻米品种要求，昆山大米生产在历经籼改粳、劣改良、良改优的基础上，全面选用产量高、米质优、黏性强、价值高、吃口好的南粳系列特色品种，其中“南粳46”占水稻总面积二分之一，“南粳3908”“宁香粳9号”（含少量“常香粳1813”）各占四分之一。良种加良法配套，施肥、防治病虫害及水浆调节等环节全面实行绿色标准化管理，从源头上确保稻米高质量发展。据市农科推广站反映，一般亩产1200至1300斤左右，每斤价格3.5至4.5元。肩负种植与养殖共生共养试验的锦溪镇盛云村，依靠科技创新，实行稻鸭、稻蟹种养共生实验获得成功，所产大米质
量独特，前年被评为江苏省名特优产品，市场供不应求。
（三）瓜果特色产业声名鹊起
过去昆山农耕传统是“一熟水稻一熟麦，种到头发白”，瓜果产品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随着种植业结构大调整，瓜果产业历经碎片化种植到成片成块发展。如今，全市瓜果蔬菜产业的栽种管理、运营销售均由汗水型向智能型、数字化转型升级，产品基本达到优质、高产、安全的要求，优质品牌林林总总，声名鹊起。在生产方式上，由极少数龙头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承租经营外，大多由新型职业农民在科技人员指导下自主经营，承包面积少则一二十亩，多则上百亩。根据大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经营者往往是“种一个、吃一个，备一个、育一个”，十分重视不断选育瓜果新品种，目前收入也较可观。张浦镇引导经营主体强化品牌质量意识，加大“二品一标”认证力度，持续壮大全镇叫得响的1200亩脆香梨、500多亩“上昆氏”黄桃、300多亩蓝莓、800多亩早春红玉西瓜等产业，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国家级名特优新产品等荣誉，亩均收益一般在3万至5万元。巴城镇5000多亩葡萄园和淀山湖镇500多亩黄桃及水蜜桃园，经过十年如一日科技创新，苦心经营，品种不断更新，产业链不断完善，亩均效益高达七八万元；淀山湖镇红星村、巴城镇茆沙塘村等分别被评为省市“美丽果园”示范村。
（四）乡村农旅产业异军突起
昆山农旅产业发展连续跨越“从零星起步到连片启动，再到全面开发”的三个台阶时至今日，全市拥有各类观光休闲农旅基地122个，包括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个、省级主题创意园6个、共享农庄13个，乡村农旅精品线路8条。花桥镇近年开发建设的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花桥国家级天福湿地公园，包括500多亩稻麦示范基地、特色瓜果采摘、珍稀鸟类观赏、桥苑（聚建各类仿古桥）及餐饮等园中园等景点，上海慕名而来的顾客深有感触地说：“多姿多彩，大饱眼福。”淀山湖镇在20公里长的沿湖创新发展的漫步行道、珍爱码头、闲逅咖啡馆、露营以及观赏的花海、古银杏树等新颖别致的农旅业态，上海、苏州过来的游客无不赞叹。巴城镇发挥阳澄湖大闸蟹优势，发展了沿湖旅游线路，湖鲜特产供游客品味。锦溪镇的计家墩村、高新区的大渔湾等景点通过设施现代化改造提升，亦成为游客好去处。据不完全统计，全市2019年接待游客2298.3万人次，旅游收入325.3亿元，乡村旅游约占80%左右。后因疫情影响，2020年接待游客1127万人次、收入166.27亿元，2021年接待游客1770万人次、收入
（五）历史文化产业悄然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昆山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历史文化遗迹舍得投入，发展古村古镇旅游业，焕发了历史遗存的生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庄镇率先开了一个好头，悄然崛起成就“中国第一水乡”的美称。而后，锦溪、千灯、巴城等古镇，把明清的古屋老宅的保护利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分别邀请上海、南京等地的有关专家专题研究论证，随即这四大古镇结合建设小城镇更新布局，通过年复一年修复提升，不仅使具有江南韵、古镇味、现代风的旅游业火起来，而且将沉睡的历史遗存成功挖掘保护。搜集整理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故事等作品视为“时光记忆博物馆”。还有市域内的千百年遗存的歇马桥、武神潭、徐公桥、六如墩、杭上八卦村的一些古村落，以及锦溪镇的地标性12孔石眼桥、一桥驾两湖的庆丰桥和玉山镇的玉龙桥、半山桥，陆家镇的龙王庙桥，千灯镇的吴家桥等数十座著名的古老石拱桥，还有全幅寺、聚福寺、华藏寺、慧聚寺等数十座古寺庙宇，加之历代皇帝赋役之地和近现代烈士园陵，保存修复完好，与古镇古村落旅游相匹配。这些古遗存虽饱经历朝历代风雨沧桑，但都隐含着犹如不息的流水、不绝的阳光的世代变革的希冀与未来，许多海内外游客无不深感讶异。
昆山在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产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22年全市164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总收入达18.9亿元，比2012年10.89亿元增长42.38%，其中集体经济超千万元的村有84个，占51.2%。但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诸如“智慧农业”“装备农业”尚未全面铺开，“专精特新”农产品开发推广相对滞后，农业深加工龙头企业缺乏，品牌效应不够高，“双线”一体化营销体系不够完善，农业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发展需求等，尤其是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我们通过调研特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
（一）要审时度势，凝心聚力打造“国家级东部沿海地区现代都市农业标杆”
当前，要抓住昆山入选国家农业现代示范区建设契机，全力稳住基本农田“三个十万亩”的基本盘，着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特色农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及
改造提升，进一步提高农业全程机械化耕作管理水平。要本着“富规划、巧开发”的精神，加强市镇两级财政投入农业特色产业产品的研发推广力度，管好用好农业设施建设资金，防止好大喜功，一哄而上，切忌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把每一笔资金用在刀口上。
（二）要科技赋能，切实搞好农业特色品种选育工作
实践证明，良种出高产，品牌增效益。要着重加大良种选育力度，既要防止现有品牌退化弱化，保持常盛不衰，又要千方百计争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品牌领先地位。要加强品牌宣传力度，深化完善品牌激励扶持政策，鼓励业主开展绿色认证、有机认证和国内外参展评奖、专业机构品鉴等工作。同时，要强化良种繁育推广力度，力求化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能，以加快形成一批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专精特新”的农产品，构建特色产业和块状经济新格局，以促进业主和农民共同增收致富。
（三）要拓宽思路，做强做优农旅、农文旅产业新业态
要充分发挥昆山邻近沪苏区位优势和经济综合实力连续18年在全国县级市中名列榜首的知名度，不断探索践行“产业融合”“品牌带动”“农旅结合”“城乡一体”等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挖掘“农业＋”多种功能，持续推进与昆曲、文创、康养、休闲等深度融合，有序制订出台鼓励创办民宿、农家乐、农旅休闲、露营等产业相关扶持政策，做大做强江南水乡特色的乡村休闲农业和农文旅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加快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农旅产业现实优势。
（四）要重视人才，强化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关键在人才。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本地实际，坚持以政策为导向，着力扶持引进培育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对重点产业和项目的领军人才和为农村基层服务的专业人才应给予政策倾斜，使他们在农业农村第一线蹲得下、留得住、用得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采取综合措施，进一步提升在职在位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政治、业务、道德素质，各展其长，各施其计，各得其所，以适应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产品的需求。要不断健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的管理，从多方面关心支持他们工作，激励他们不负使命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新时代“昆山之路”建功立业。
2023年，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上半场”。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关键动力。企业的感受关系着下阶段宏观政策发力的方向、节奏、力度。
上半年，企业的经营形势如何？企业自身在经历哪些新的调整和变化？企业经营者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波动与前景？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困难和诉求？下阶段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广东、浙江、江苏、重庆、湖南、江西等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调研了百余家企业，并与30余家企业、多位经济学家深度对谈。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起“百家企业上半年经营形势问卷调查”，问卷共涉及半年度企业运行情况、全年生产经营形势预判、当前企业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四个方面共42道问题。
截至发稿，共收集到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江西等10余个省市的115份企业答卷。从企业规模看，参加调研的115家企业多为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行业遍及生产制造、建筑业、农林牧渔、批发零售、物流运输、外贸进出口、住宿餐饮、文旅娱乐、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其中，生产制造占比最高（69.57%），其次是信息技术服务业（8.7%）。
从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占据绝大多数（76.52%），其次是股份制企业
（14.78%）、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5.22%）。
《中国经济周刊》调研发现，行至半年，在复苏进程中不同类型和行业的企业分化态势明显。
传统产业企业面临市场需求不足、回款难、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等难题，而依托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是另一番景象：订单增长迅猛、提薪扩产能、加大科研投入
分化倒逼转型。不同产业“冰火两重天”的现状，使得企业家们追求“动力转换”的紧迫性大为增强，他们或调整结构，或开辟“新航道”。更有企业家果断抓住机遇，在原材料、土地价格较低时大胆投入，等待需求回暖。
企业经营者们普遍认识到，如果不向高附加值价值链攀登，就只能陷入存量博弈困境。大家迫切地感受到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增长动力的必要性和紧迫
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增长模式变革、增长动力转换，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阵痛”，当然，也必将酝酿新的机会。
企业普遍期望实实在在的惠企政策，减少税费负担，破除隐形“门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财政金融支持等方面制定政策，采用相对积极的经济政策，以合适的方式拉动经济稳定复苏增长，增强企业信心。
“信心”是企业经营者频频提到的关键词。正视问题、直面挑战是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表示，要扭转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推动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依靠宏观政策发力助力经济更好复苏，在迈向高质量发展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回款难、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这是2023年上半年很多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生存现状。硬币的另一面是，依托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呈现了另一番景象：订单增长迅猛、提薪扩产能、加大科研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通过调研百家企业发现，在纺织、陶瓷、钢铁、有色等传统制造业面临需求不足、营收和利润下滑明显、形势严峻的同时，以医药、信息、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势头较好。
《中国经济周刊》百家企业调研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有所增长的企业共50家，整体占比43.38%；44家企业表示上半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整体占比38.26%；另有21家企业表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整体占比18.26%。
一需求面临“内忧外患”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市场加速复苏。而相比餐饮、旅游市场的火热，主攻外贸的企业却感到了一丝“寒意”。
“今年上半年订单比去年同期降了10%～20%。”在佛山经营陶瓷企业的王婉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公司的内外销比例已经由4∶6调整至5∶5，“整体出口大概降了20%，其中越南市场掉得最多”。
这使得公司的库存压力陡增，王婉蓉预计“增加了起码20%”。库存压力大，公司不得不考虑提前停产，“估计我们很快就停窑了，以前要到10月、11月才
会停窑，今年如果库存还是这样，就考虑提前停掉”。
“我从来没想过，今年市场行情比疫情期间还差。”王婉蓉叹气道，感觉市场疲软，订单稍微有一点量，客户就会压价。一来缺少大订单，二来客户压价，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0%～20%，利润则同比下降了近10%。
对于深圳一家主营风扇等生活用品的外贸企业经理刘俊而言，上半年的行情也有点出乎意料。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下降得很厉害，经营困难很直接，面临着订单和收款的两大难题，很无奈。
4月，在广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俊对市场前景很有信心。时隔3个月，他却表示：“情况比预计的还麻烦。前几天我去伙伴工厂，去年美国订单占他们收入的80%，今年上半年他们基本没有来自美国市场的订单。另外，而刚刚我得知本来要合作的一家配套工厂倒闭了。”
刘俊表示，风扇这类季节性产品，一般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生产周期。也就是说，当年夏天销售的风扇，应该在前一年12月至当年3月完成出货。当前就处于去年订单已经消化完、新订单比较少的时候，有些配套厂商就撑不住了。“如果以此推断，3至6个月之后，也就是说9月至12月，可能也会有部分厂商经营出现问题，甚至倒闭。”
订单萎缩，是上半年不少外贸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对于另一些企业来说，则面临着“内忧”——内卷带来的价格战。
“国内产业太卷了，价格战不打不行，低价抢订单只为养活工厂。”6月中旬，中部一家PCB（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9年前，该公司PCB大部分产能在国内，但随着消费电子砍单、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他将公司PCB产能逐步向东南亚转移，目前留在国内的产能只有30%左右，且这部分订单都是薄利或者亏损。
肇庆一家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玩具厂商，上半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公司订单断崖式下滑，就算有也是零散小单。”该公司负责人陈小小向记者介绍，在出口板块，一两年前，客户订单动辄可达10万套/单，而从去年下半年至今，订单量下降至2000套/单的水平。而内销板块，国内竞争激烈，价格压力很大。
“以前很多工厂是用出口利润来养活内销，而现在出口业务下滑，这条路行不通了。如果只做出口不做内销，就更没生意了。”陈小小说，许多同行和同片区企业也面临同样情况。
佛山一家聚焦储能市场的上市公司，多年来布局打造从锂矿、碳酸锂、电池材料、电芯、储能系统到电池回收的全锂电产业链。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蒋霁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企业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传统业务、传统市场面临外需下降、内需不足，总业务收入增长乏力。而面向新能源储能市场的业务尚未启动，公司面临动能转换问题。”
二产业链上透出的“丝丝凉意”
经济链条环环相扣，还有一些企业从产业链上感受到丝丝凉意。
与造船业务相关的原材料供应，让东江实业的周琢看到了上游的挣扎。东江实业主营业务为邮轮旅游与邮轮制造。在船的原材料中，钢材的价格反应比较典型。周琢说，由于需求下降，钢材的价格上半年都处于低位。“但近期我们还是能看到上涨的预期，所以趁钢材价格不高，提前签了钢材供应的大单。”
需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下游企业订单的减少，可能传导到产业链上游，致使整个市场景气度都不高。
张锦程是浙江一家经营了30余年的铜加工企业负责人，其下游客户多为机械制造、电子零部件制造业企业的配件工厂。这些配件工厂生产的电子元器件最终流向富士康等电子制造业企业，或是宁德时代等新能源企业。
2021年底，因为疫情，外部需求暴涨。彼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张锦程还表达了“增长的烦恼”。现在他直言，与当时相比，形势大变，“比那个时候情况恶劣得多，产销量跌了50%”。
张锦程说，龙头企业的产业转移对于需求造成的打击很大，并且不可逆。手机、电脑等个人电子设备的散热片等基础零配件需求，已随龙头企业一同外迁。
“我们的下游反映，富士康的需求相比5年前下降了70%～80%。”张锦程说，作为上游原材料的铜产品，势必受到影响。他自己企业长期供货给富士康及其周边产业链企业，此前供应量约为500吨/月，如今已经下降到了20吨/月。而这部分销售收入，曾占总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们有家苏州的客户是富士康的供应商，最近刚去马来西亚建厂。如果他们一走，他在我这里的订单就流失了。”张锦程说，“他们可能会给国内市场带回来一些订单，但对我们来说于事无补。”
对于许多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和地区来说，痛感可能更为强烈。
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亦认为“，整体市场行情不容乐观”。
蒋斌的公司从事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领域，下游客户主要是电厂、化工厂等企业，“上半年企业没什么盈利，但也不亏”。
蒋斌向记者介绍，企业长期为一家德系日资注塑机企业提供零配件。从供应情况可以看到，对方的产量已经同比下滑了近50%。
服务于注塑机行业，蒋斌看到，整体产业链上下游都在衰退。从上游来看，一些化工厂生产的塑料ABS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上半年，塑料ABS已由高峰时期的约15000元/吨下跌至约10000元/吨，即便如此，“市场的需求反而更少了”。另外，从货款延迟的情况来看，客户的资金链也很紧张。
“外需减弱的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的迹象。”张锦程说。三企业的焦虑：需求需求需求
有个比喻非常形象，把经济看作是一艘膨胀中的巨轮，企业都在甲板上。巨轮每年都在膨胀，所以甲板一直可以容纳新人。如今，巨轮膨胀的速度在放缓，甲板不同结构、位置的面积开始调整，被调整的区域，不但无法吸纳新人，旧人还得往船下掉。
广东江门一家主要生产叉车、搬运车、起重机等设备的机械制造企业上半年虽然保持盈利，但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外销订单下降。
“我6月份去了一趟越南，当地的经销商都说现在需求量少了。我去他们仓库看，还有很多货没卖完。”该公司负责人曹虎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这种趋势从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三星、富士康等大厂都减产了，越南做电子加工、做鞋子的也都减产了。”
曹虎表示，该公司主要的海外产能集中在越南，当地的订单下降幅度达30%。从海外看，全球订单都在减少，中东、南美市场也在减少，俄罗斯市场稍有增长。国内的需求则下降了约10%，“说实话，现在国内的需求除了新能源及其相关厂家外，其他都很平淡”。
曹虎盼望着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世界把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上，这样的话，欧美的那些需求量就会多一点，公司今年生产经营形势可能才会好些。
“2023年上半年是盈利的，但盈利水平逐渐下降。”某国产高端美妆品牌企业负责人董琦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回顾过去数年，2019年该企业盈利水平达到最高峰，2022年该企业利润水平大幅度下降。今年该企业比往年更加努力，但盈利水平依然下降，“每个月都处在亏损的边缘”。
在董琦看来，零售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在下降，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进口品牌也从高端市场开始进入中低端市场竞争，内卷非常严重，整体营销费用在大幅度提高。线上线下都是这个状态”。
贸易摩擦不断、逆全球化抬头、通胀风险加剧 在多重因素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都在萎缩。
飞盈供应链是一家从江苏南通迁移至重庆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娴告诉记者，一季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服装外贸出口同比下降了12.3%。该公司主营对美业务，王娴说，美国客人今年下单比较谨慎，订单量同比去年下降40%左右。
在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看来，需求减弱的根源还在于海外，“美国的订单越来越少，制造出来的商品没人要了，自然原料没人要、设备也没人要”。
四别样洞天：订单猛增，供不应求
也有一批企业讲述了另一番景象。多位产业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上半年，尽管一些传统产业遭遇订单需求下滑、内卷严重的挑战，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内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科技型企业正在快速崛起，他们正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我们现在产品供不应求，尤其海外市场订单需求非常大。”6月下旬，一家从事光刻胶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宁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公司有一款产品技术在国内比较领先，在国内市占率超过30%；海外市场销售也很不错，“现在就是原料进口手续有点繁琐”。
宁丰说，他们生产的光刻胶还属于较初级的产品，正在考虑往高端市场布局，研发和设备都已经开始在筹备。
安徽一家集成电路研发生产企业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公司今年上半年业务增速尤为迅猛。
“2023年持续加大投入，上半年销售同比增长约50%，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我们根据2022年的经营情况，全体员工薪资进行了普调，平均薪酬上涨，2023年公司新增人员约70人。”这家企业的董事长陈泉告诉记者。
目前，陈泉的企业已经启动IPO申报，同时还在建设新的产业园，总投资11亿元，预计2025年建成后的产业园将推动公司生产规模快速增大。
陈泉预计：“公司2023年生产经营会保持较高增速，预计销售额、利润将同比增长超过50%。政策层面，希望政府对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研发费用投入、税收等给予一定支持，做大做强企业。”
江西医为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医为特”）是一家专注于泌尿外科结石领域新技术成果转化的创新型高新医疗科技企业。
上半年，医为特营运指标向好，同比2022年盈利有增加，该公司透露，“人员薪酬会有所增加，无裁员计划”。医为特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公司有计划扩大投资，并将产品出口欧洲。他们预测，未来市场需求会有向上增加的空间，会加大产能投入和新品研制。
“今年公司要实现全年销售额比去年翻一番，这是我们年初的目标，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上半年已经快要赶超去年下半年最旺的时间了。”广州一家专注研发听力防护等产品的公司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调研，该公司负责人胡军称：“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这几年发展还不错，未来预期也比较乐观。”
江苏一家不愿具名的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负责人朱樊向记者介绍，2023年一季度经济复苏趋势较为明显，与民生相关的电梯、家电、电力电气等行业市场需求形势良好。该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净利润同比增长20%。二季度以来房地产、汽车等重点行业需求持续走弱，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压力。但该公司上下团结一致，克难求进，基本保证了产销规模的稳定。亿航智能是一家载人自动驾驶航空器的创新企业，主打低空通航+智能制造。今年一季度，在新客户订单和交付量持续增长的推动下，该公司总收入2220万元，环比增长41.6%，同比增长283%。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亿航所在的城市空中交通（UAM）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从技术到产品都是“从零到一”的创新，这也为政府的管理以及企业的扩大发展带来一定挑战。近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正式发布，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的发展路径更加明晰。
五企业的“隐忧与自救”
从调研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信息技术产业，都更加迫切地感受到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增长动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面对眼前的困难，企业普遍“迎难而上”，或积极开拓内外市场，主动推动转型升级；或延伸产业链，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们企业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工业品的需求上不来，我们还有军品和民品，可以做一些冷暖设备、地暖、空调的配套。”蒋斌向记者表示，面对当前形势，只能更努力地开拓市场，进行多元化转型探索，但为了降本增效，该企业已经开始裁员，“上半年已经裁了两人，估计下个月还要裁两人。”蒋斌说，“现在一个人就忙得过来，多留人也没用。原来薪酬一人一万，成本是3万。现在一个人干，给他提升个三四千元他也愿意，企业还省了1万多元。毕竟是私营企业，实在挺不过去，就只能裁员了。”
虽然身处自动化行业，但蒋斌也经常担忧“人”的问题。自动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制造过程更加精准，产品更加标准化，安全事故也极大地减少。“机器代人”后，企业经营者管理也更加容易。
“那么问题在于，人往哪里去？以前工厂需要300人，现在可能100人就够了，剩下的200人如何分流？”蒋斌感叹道。
销售少了、利润低了，怎么办？在佛山经营陶瓷企业的王婉蓉说，该公司在市场投入方面变得更加保守，同时将聚焦发展东南亚、南美、国内的华东这几个重点市场。企业用工也存在工资、社保、人才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等压力。她表示，暂时没有降薪或者裁员的计划，但如果再过两个月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有动作了。
陈小小则向记者表示，除了订单下降，公司还面临着厂房租金上涨、用工成本上升、新产品研发的资金太高无法支撑、企业断贷风险等压力。玩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工人。工人薪酬水平随着市场水涨船高，每个月七八百元的社保也是一笔支出。此外，厂房租金也在上涨。
“其实就是因为没订单，才会去纠结这些东西。”陈小小说，不过公司并不打算降薪或裁员，无论有多困难都会坚持维持下去。
“有天我们在市政府开会，有家企业负责人对我说，你们企业搞了30多年，
来的首次，“从八几年建厂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主动裁员几乎没有。”但企业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上半年已经如此亏损，未来作何打算？张锦程说，该企业也在考虑向下游延伸，做深加工，但这还需要一定的投入，但不能太多，因为“下游本身的利润也不高”。
是依靠成本价格优势“卷赢”其他同行，还是另辟蹊径，寻路高质量发展的赛道？在“存量”逻辑下，传统企业可能并没有太多选择空间。
先锋软件集团执行总裁汪志坚同样透露，虽然没有做调研，数字方面不好说，但是主观感受不是很好。该公司在软件行业做了30多年，依靠自身多年的沉淀还能保持一定增长，但很多同行却并不好过。“尽管现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很多软件企业都在经历裁员、减薪、拖欠工资，大量的IT企业实际上没有享受到这一轮数字经济发展的福利。”
一些现象也让汪志坚感受到隐忧：“从我们这半年收到的简历就能看出，经历裁员的软件人员增长迅速，并且从当地主管部门对我们关心的程度也能感觉出，经济承压应该很重。当地主管部门几乎每季度都会来问我们经营数据，看有没有增长。”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经济保持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创业创新的关键主体。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有隐形门槛高、融资难、“一刀切”等问题阻碍着企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企业的“急难愁盼”，不可等闲视之。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帮助企业稳住阵脚，才能更好帮助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
《中国经济周刊》调研发现，企业们期盼的主要政策支持依次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出台扩大消费政策；提供纾困资金；自动延期到期贷款，延长还款期限，提供短期应急贷款；提高出口退税率，提供出口信贷支持，稳定企业出口；加大基建投资规模。
其他个性化诉求包括：稳定政策，杜绝“一刀切”；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一定的补助；减少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形式主义的检查督察；
希望政府能督促开发商及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政府部门要有育商政策等。如何才能帮助企业闯关破壁？且听一线企业“掏心窝”。
一中小企业隐形“门槛”待破局
在广州一家专注研发听力防护等产品的公司负责人胡军看来，当前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在一些领域中小企业面临多种“门槛”，影响到了企业的积极性。
胡军向记者表示，一方面，中小企业规范化运营的成本一点也不比国企、大公司少，小微企业曾经的“弹性、灵活”优势越来越弱，但享受待遇方面却难以相提并论。“比如退税，国企、大型企业很容易获得退税，但对我们就是各种限制。”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往往会遇到各种资质要求门槛，“比如国内有些生意，明明用了我们的产品，但我们没有卖的资格，需要通过有资格的中间商去销售，被赚差价”。
胡军透露，公司在广州、佛山的工厂都是租用厂房，虽然一直很想投资拿地建立自己的产业园，“但我们民营企业就算有销售额，愿意出钱也没资格去做一些类似的投资”。
另有从事系统开发的民营企业负责人直言，该公司开发的系统在某些特定专业领域数一数二，过去多与国企用户合作。但现在不行了，欲向国有背景机构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常会要求找一个国企背景的企业出面洽谈合作、签订合同，否则免谈。而出面的国企什么实质技术工作都不用做，就可轻松获得收益的30%。
飞盈供应链从江苏南通迁移至重庆，该公司总经理王娴多少感到有些“水土不服”。
她举例称，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重庆从事服饰外贸的人才较少，员工需要从零开始培养，或者从江浙沪等地招聘引进，如此一来人力成本不降反增，“迁入西部后人力成本增加了30%”。此外，物流不畅、产业链供应链等配套不完整也是困扰企业的问题，“我们需要的面料、辅料都要从浙江、广东等地长途运输过来，物流和时间成本都有增加。”
王娴直言，一直听说政府在出台纾困政策，但并没有享受到相关利好的经济政策，甚至没有获悉政策的渠道，“并不知道有哪些好政策，有哪些企业可以享受”。
另有企业向记者坦言：“国家出台对企业利好政策，等我们企业知道信息以后再去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政策已经过期作废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帮扶一家国企好过帮扶10家中小民营企业。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帮扶中小民营企业可能需要耗费精力，但真正需要解决就业、刺激
消费，还是得靠中小民营企业。”胡军说。二融资老问题和新挑战待破解
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中小企业的老问题。
西部某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淼认为，民营企业在融资贷款时无论是息费还是额度都依然得不到满足，与国企比显得非常困难。他举例称，民营企业拿林权证很难融到资，即使能贷下来，1000万的资产只给100万额度，但国有平台公司用林权证贷款就很容易，“我们中小企业很难遇到银行给降费减息的政策”。
属于工贸一体的飞盈供应链管理资金需求比较频繁，王娴表示，工贸一体的外贸企业账期都要3～6个月才能回款，这期间就需要垫付原材料钱，工人工资需要按时支付，再加上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渠道少、需要抵押物，贴息补贴难以及时到位，长年都会出现流动资金困难。
王娴说，目前一直在关注融资政策，但感觉落地效果不好，企业融资门槛依然很高，“希望对我们这类实实在在做业务，解决大量就业岗位的企业进行金融支持，开通以订单、设备等抵押形式的融资渠道”。
肇庆的玩具厂商陈小小则希望，银行及各大金融机构能够保证企业不断贷，合同到期可以无条件免本续签，不用整天“找人过桥”付出额外的成本；政府可以集中有效调动工业厂房的分配；大力扶持制造业实体，给予各项特别优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融资难的问题不仅在中小企业常见，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同样遭遇融资难。在软件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江西先锋软件集团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便
是融资问题，其执行总裁汪志坚透露，先锋软件集团去年与井冈山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井冈山地区拿了1000亩的地，并计划总投入30亿元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这30亿中就有一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
汪志坚说，截至目前银行的息费依然很高，“我了解到现在很多国企的融资利息都降到了3%左右，而我们依然在5%以上。民营企业在这块压力很大。降息的政策，并没有落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利息也能降到3%的话，每年的资金成本可以节约近亿元”。
不过，在融资问题上，不同地区企业的遭遇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融资现在还是不错的，我们企业税收较好、产值也还可以，银行经常来访。不过我们没有需求。”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向记者坦言，“但这其
实是个恶性循环，银行钱贷不出去是不正常的。”
浙江铜加工企业负责人张锦程则表示，目前企业对于融资没有需求，“现在贷款利息很低，手续也很简便，银行‘变着法子让企业贷款’。以前需要担保，现在可以纯信用，各种评估价值还有调整空间，‘反正各种能开的绿灯都给开了’。”
“我们这边的银行鼓励我们去买各种工业用地，花一个亿买地，他给我两个亿贷款，很夸张。”张锦程坦言，与前两年相比，融资成本几乎降了一半，“现在拿两个亿的利息，可能比前几年拿一个亿的利息还要低”。
然而，面对这样的诱惑，张锦程表示：“不动心，以前吃过亏，也这样拿过钱，后来利息涨到10%，你受得了吗？”
从事美妆行业的董琦则称，目前融资需求较小，集团有较好的现金流和信誉，银行愿意主动贷款，“但对于其他很多真正缺钱的企业，融资能力弱、困难很大”。
长三角某高电压测试领域的制造企业负责人王明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半年受益于疫情结束后的需求反弹，企业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实现了盈利。但与往年同期相比，利润明显下降，主要是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上涨导致。
“企业目前并没有融资打算，有几家银行给我们的贷款额度还没有用完。”王明表示，企业的困难不在资金，希望政府能够协助解决发展用土地问题。企业有意扩大产能，但没有土地，很多产品只能存放在户外，想在工厂附近建设人才公寓和研发中心也遇到土地指标的困难，“希望政府下决心支持，让存量土地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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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调研荟”系列№33（50篇）2023年7月调研报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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