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伟大建党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党课：伟大建党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形成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
党课：伟大建党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党课：伟大建党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形成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百年后才首次郑重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是对历史认知深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研究往往如此，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其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知往往需要经过一个理性判断和实践检验的过程。考察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其重要密码就是有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撑。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是伟大实践孕育的，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和坚实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理论来源的论断，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这一问题，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深入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及传统文化观的演进
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从而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锤炼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铸就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人民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厚沃土和丰厚滋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质言之，伟大建党精神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华。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积极主动实践，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建党实践和建党精神。他们大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其卓然超群的天资禀赋，早起点、长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濡染，使他们练就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童子功”。良好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他们接受新思想的文化基础。青少年时期的他们，以传统文化为知识背景，建构起了朴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同理想、民本思想、拼搏奋斗等更成为最深层次的信仰，成为日常而不觉的价值观。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经世致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价值理念，深刻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品格和行为规范。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吴玉章曾回忆道：“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两个例子都映射着先进的中国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影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的生动景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镌刻进党的创始人心灵，积淀渗透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观念世界。他们同时负载着新文化愿景和传统文化情结，新文化寄寓着未来中国的梦想，传统文化又是割舍不断的精神家园。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也曾激烈批判过传统文化。这种批判主要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人物高擎民主、科学的大旗，集中火力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思想和旧礼教、旧道德，尝试构建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并显示出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坚定姿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有过火、偏激之处，这也是历史事实，无须隐讳。如何理解这种激烈批判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呢？这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和思想演进的轨迹。
第一，“五四”时期批判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近代以降，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ArthurWilliamRussell）所说，“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泱泱大国具有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国人是充满文化自信的。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国先进分子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屡遭失败后，他们将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与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观相抵牾的旧文化。于是，批判传统文化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应该说，没有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彻底性，就难以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也难以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
第二，“五四”时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科学分析，因而没有很好地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继承性问题。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没有文化的传承也不会有创新发展。1942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肯定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明确指出：“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好，一切皆好。”很显然，毛泽东也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是“矫枉过正”带来的偏差。这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