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余爱民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 目 录 一、公文写作 2006年 学写农村调查报告的一段经历和几点体会 14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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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日，我从监利县委办公室调到湖北省委政研室工作，报到的路上我诌了这么一首顺口溜：我辈本是蓬蒿人，未曾奢望进省城。寸草春晖何以谢，汗流浃背报党恩。来了两个多月，发现没有地方要我汗流浃背，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写作，坐在空调房里，自然是不会出汗的。但新的领导和同事多是教授和博士，有些还是改革家和理论家，我这个天天走村串户汗出如浆的农村基层干部，一下子找不到感觉了。一阵惶恐之后，我回过神来
我读书的那段时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实际上以劳动为主，兼搞点学习。我记得在杨林中学读书那两年，我们经常挑担粪桶或扛把锄头上学。暑天里下洪湖帮生产队插秧，一插就是半个月，累得同学们晚上回校后常常在井台上洗澡时就睡着了。冬天里还要到洞庭湖边为学校砍割芦苇，每次二十来天，每天每个学生要完成砍割一百捆芦苇的任务，学生个个满手都是血泡。也搞点学习，语文课学写大字报和批判稿，物理课学开柴油拖拉机，化学课学用甘蔗熬糖，外语课压根儿就没开。
我14岁那年，大队党支部把正在上高二的我要了回去，让我担任联盟大队二小队队办小学老师，兼二小队出纳。队办小学设在一个废弃的猪棚里，分一、二两个年级，8块水泥板是课桌，16个拖着长鼻涕的小娃娃趴在上面望着我。第一堂课就把我给难住了，汉语拼音我没学过。看着二年级的小学生在黑板上熟练地写出“红小兵热爱党”的拼音，我真的傻了眼，新老师还不如小学生呢。
我的学习
很快我就学会了拼写和朗读，还很有心计地把一些拼音容易混淆的字词，用大白纸抄下来，贴在房里，起早贪黑地背，编成歌曲背，倒过来背，后来索性把新华字典拿来背。嘿，那个暑期全区小学老师统考，我的汉语拼音成绩名列第一。
我那时年纪小，特别爱学习，就是不知道应该学什么。除了向老教师们学教书外，我几乎是乱学一通，或者叫乱背一通。汉语成语小词典我一条条地背，唐诗宋词我一首首地背，《古文观止》我一篇篇地背，就连乡里孝歌师傅唱的《十
月怀胎》《薛仁贵征西》等民间演唱脚本我也一本本地背。我跟附近一些老先生们学做古体诗词，甚至还跟一些民间艺人们学打渔鼓等。
因为不断学习，我渐渐有了一点才气和名气。区里新来的文教组长看中了我，破格推荐我参加荆州师范专科学校首届函授招生考试。当时报考资格有三个“硬”条件：公办教师身份、中专以上学历、初高中教师。我是一条都不沾。我们区里去了四十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呢，中文和数学专业各录取一人，中文专业录取的是我。全县录取的八十多人中，我是唯一的小学民办教师。文教组的那个干事专门跑到我们小学祝贺我，说我“麻雀有幸夹在雁行里飞”。
从此，我从饥不择食的盲目学习中走了出来，走进了虽是函授但也是正规的学堂，有人引导我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因为我是那批函授生中的特例，我经历了特别的艰辛——经济艰难：公办教师有工资，我是民办教师，拿的是工分。一年500个工，每个工两三毛，年底才结账。每次去参加面授，我的父母亲就忙着卖黄豆，卖芝麻，卖稻谷。有一次家里没有卖的东西了，就把刚买来的两只小猪娃卖了筹学费路费。有的同学夹在皮夹里的是一叠新崭崭、挺括括的大票子，我攥在手里的是一把汗渍渍、皱巴巴的角分儿。更紧张的是时间：我当时带毕业班的课，当班主任，还兼其他班的一门主课老师。我走了没人顶替。学校校长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反对我学函授，后来竟使出一记狠招，把我的面授通知压下来，锁在抽屉里，不告诉我，致使我有两次面授未能参加。荆州师专按学籍管理条例把我开除了。当校长幸灾乐祸地告诉我这个坏消息时，我气得眼睛冒火。
后来，我们县进修学校的校长拿了我在荆州师专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和我几次考试的优秀成绩，领着我去找荆州师专的领导，陈述我学习的勤奋和艰难，恳请“法外开恩”。师专的领导不仅当场表态恢复了我的学籍，让我继续读下去，还号召同学们学习我刻苦求学的精神。区文教组长看我在联盟小学不好再呆下去了，就让我到中学去任教。
再后来我就比较顺利地读完了师专函授，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专文凭，还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优秀青年。毕业时，师专专门约我写了一篇《奋斗万岁》的体会文章。20年后，荆州师专向教育部汇报函授成果的大会上，我作为特邀代表发了言。函授毕业后，监利县政府特别看重我这个自学成才的人，把我从民办教师特转为公办教师。多年以后，我在《监利报》任总编期间，兼任监利电大教师，忍不住和我的学生一道，参加湖北电大本科学习，拿到了本科文凭，全国电大成
果展示文集中，收录了我写的《读书的感觉真好》一文，好像还评了个二等奖呢。
我在白螺中学教书的时候，有感毕业生迎考学习的紧张和考场失利的痛苦，写了一首长诗《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没想到《中国青年报》给发表了。那真是不得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解放军战士，纷纷给我写信，他们一个劲地夸我讲真话，说实话，是学生的代言人，是老师中的英雄。有个长沙的高中生搭火车，转汽车，一路问过来，找到白螺中学，找我为他“指点迷津”。真是一不小心便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
没过几天，学校校长被提拔到白螺镇当党办主任。当时党办缺一笔杆子，尤其是缺能到报纸上发文章的“硬笔杆子”。校长眼珠儿一转，很自然就转到我头上来了，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长诗啊。于是就把我从学校抽调过去了。从此，我告别了熟悉的讲台，走向了一个陌生的天地，我又一次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党办分给我两件事：一是写新闻报道，二是写材料讲话。这两样我都不会。记得刚开始写新闻报道时，总是散文笔调，总喜欢用几个优美的词语，或者来两个排比句，好像不如此就显摆不出“大专水平”来。写了一段时间，寄出了好几十篇稿件，篇篇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眼看快过年了，还不能出成果，主任急我更急。我找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王科长是个热心人，把我带到报社去当面请教编辑记者们。真是“学莫便乎近其人”，新闻入门的那张纸一捅就破了。回来后，我照着编辑老师说的写，果然就出成果了，上了一篇两篇三篇，我就琢磨着要提高一下，不光把消息写好，还要把通讯写好，把言论写好；不光只在地区报上发，还要在省里和中央的报上发。我那时口里经常哼唱一句自编的歌：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哪里有报纸我的稿子就往哪里发。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那一年，我在全国的大报小报上发表了新闻稿一百多篇，成了多家报纸的特约撰稿人。
我的另一项工作也做得很出彩。我写的材料讲话比较生动，领导们都还认可，我还能将材料和讲话稍一修改，就让它们在报刊上登出来，领导们特别高兴。因为我在党办秘书的位置上成绩突出，镇党委书记让我兼任镇团委书记。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团的工作中去，没日没夜地工作，一村一村建班子，一周一周搞活动，一项一项抓落实。那一年，我们镇团委被评为全县先进团委，我在全县作了经验介绍。我把那份经验材料改成散文样式，取了一个标题《卒子你大胆往前拱》，以卒子为线，串联共青团工作，内容分三层：一写卒子的目标
棋拱活；二写卒子的职责
参加团的十三大会议回来，党团组织又给了我三个“很实在”的关怀：一是县委书记亲自发话，一周之内解决了我拖了四年的教师身份转行政身份的难事；二是提名选举我当了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也就是“官升一级”吧；三是借调我到团地委工作。
从乡镇机关一下子到了地委机关，中间跨了好大一坎，我又不适应了，我又一次需要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团地委安排我的工作是管宣传。这方面我有点优势。除了组织发动新闻媒体和团的宣传机构开展宣传外，我带头写新闻稿件。那时刚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我单身汉一个，这两天时间就用来学习和写稿。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周一小稿，半月一中稿，一月一大稿。我把全国所有的知名报刊，全部标在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我把那张地图贴在房间的墙上，在哪个报刊发表了一篇稿子，我就在哪里贴上一面小红旗，以示“拿下”。我经常对着这张地图举掌宣誓：一定要像解放全中国那样“占领”所有的大报大刊。当时，我着力主攻的是三个堡垒：《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知音》杂志。不出半年就全“拿下”了。很快，小红旗就几乎把大地图插满了。共同努力下的团地委宣传工作，成绩也很显著。我借调的两年时间里，我们推出了7个国家级典型，其中，全国十佳少年何蓉、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徐永富的影响特别大，中央电视台投了一大笔钱
为这两个人物拍系列片，在黄金强档播放。团委的宣传工作得到了地委和团省委的充分肯定。我个人在收获一叠奖状、证书的同时，还收获了一叠稿费单，这对我当时两地分居的艰难生活也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补贴。
两年借调期满，我回到了监利。刚好那时县委要创办《监利报》，于是，我走上了人生又一个新的岗位。
创办《监利报》，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原来写点新闻稿，也算是给报纸送过一点农家小菜，而今却是要做厨子了，要办出一桌桌酒席。种菜和做菜
报纸开办的前两个月，我带了一帮人到邻近的《洪湖日报》社去跟班学习，从收稿、改稿到校稿、定稿，从一版、二版到三版、四版，从征订、发行到广告、印刷，什么都从头学。学了7天。回家后，用了15天，出了第一期试刊号。我们捧着试刊号向县委汇报，就如同捧着刚出生的孩子那样高兴、那样激动。
1998年，长江发洪水，百万监利人民和十万解放军战士一齐上阵，坚守了88个日日夜夜，刚满一周岁的《监利报》也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战役，在第一时间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其中我撰写的抗洪英烈杨书祥的事迹报道《队长倒在团旗下》，《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了一个整版，并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青春方阵看头雁》。接着，《人民日报》发了我写的后续报道《接过丈夫那面旗》，也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永远飘扬的旗帜》。后来杨书祥夫赴妻继的英雄事迹，写进了江泽民同志的抗洪总结报告，成为一个时代的先进典范。
2004年3月，《监利报》停办后，我调到县委政研室当副主任，兼税改办主任，后又兼土地延包办主任，继而又兼乡村化债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反正涉及农村那档子事都是我的。
从办报纸转行搞农村工作，我又进入一个新领域，又一次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先要学政策吧。我从事的那几方面农村工作，涉及的政策性很强。政策不熟，无以立足。一如古人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熟悉政策跟农民是讲不好话的。另一方面还要理论联系实际。这还好，我兼任四个办公室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下乡进村入户，宣传检查督促。一年365天，我总有300天在村里转。我把政策和实际结合起来学，写出了10多篇关于农村政策的讲稿。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下来后，
我都要写一篇生动详细的解读。至今在监利有些农民家的大门上还贴有我写的政策解读读物。我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学习上下的功夫更多一些，写有上十万字的讲稿和体会文章。在监利，我很快成了农村政策方面的“土博士”，经常有基层干部和农民上门来找。大凡是农民来县里上访，大都是我接待，我的同事总要这么向他们介绍说：“老余是国家级的政策专家，找到老余了，就不要再往上找了。”这话多少还起点作用。
农村工作有我学不完的东西。在学习和实践如何把工作落实到位、如何做得更优秀的同时，我也学着写一些农村调查报告，因为我手头摸到的情况太丰富太鲜活了，而农民包括基层干部又迫切需要我们去为他们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一个月研究一个课题，写出一篇报告，解决一点问题。怎么样把调查报告写好，我首先向毛主席学习。我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重新通读了一遍，所有关于调查报告的文章更是一遍遍细读。这一读，就学到了一点写文章的方法。我把新闻写法和材料写法结合起来，用材料的框架，用新闻的笔法，多写典型事例，掺以生动细节。我把它叫通讯式的材料写法，因为我写得比较散漫自由，不大合乎一般规则。有朋友套用现在流行说法，叫做“原生态材料写法”。实践证明，这种改进还比较受欢迎。
今年，我调到省委政研室工作，县里的同事和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这个进步，特别是像我这样一小把年纪已经不指望提拔的人。也有人问我跟省里哪个领导熟，找了谁。可我从来没进过省委大院的门，一个领导都不认识，我想，应该是“学习”带我进门的吧。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我从一个农民，先后转为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再转到行政，最终成为省委机关的一名秘书工作者，我靠的就是不断学习。可以说，学习让我既快乐又痛苦，让我既甜蜜又苦涩，让我既充实又空虚，让我既有为又无为，让我既自豪又自卑。这么多年，学习既是我工作中的帮手，又是我生活中的伴侣；既是我拥抱世界的会客厅，又是我品茗孤独的后花园；既是我投入最大的一项工程，又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块土地。我会终生敬重学习，感谢学习。
2月14日下午，我正在伏案赶写《监利新农村建设十点建议》，手机振动，翻盖接听，原来是《秘书工作》杂志社约我写一篇秘书工作怎样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文章。
编辑同志解释说，不久前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写的关于怎样做好“三农”问题调研的文章，看得出我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所以约我写这篇文章。但是，我对秘书工作怎样服务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怎么想。其实，这事应该想。今年我们县委办公室领导班子分工有点小调整，我在分管两科一室的基础上，由兼抓农村政策落实这一块，扩大为联系大农业这一片。2006年的大农业，最大的事情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公室如何服务这项新的事业？秘书工作者应该有些什么作为？有必要作一些思考。
毛泽东主席有句著名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的事业，秘书工作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建设者之一，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和任务，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下面根据我这两年农村工作的经历，谈3点体会。
欢送的酒局上，有朋友调侃我：“离了报社从了政，少了拍板多了听；一正七副你老八（我在政研室排名第八），恭喜成为散淡人。”“散淡人”就是没事做、没心操、悠哉游哉的那种人。上班第二天，主任安排我陪省里调研组到乡镇去跑跑，主要调查土地承包方面的事。陪着跑了几天，跑了几个乡镇，发现土地承包方面的问题还不小呢。我意识到，税费改革之后，农民土地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应该更深入更详细地调查，并且应该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省里调查组走后，我向办公室请示，继续调查二十多天，找了好几百人，把问题弄清楚后，就开始动笔写文章提建议。后来就有了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第一次在我的调查报告上批示。有一次，老家乡亲找上门来，说是村里当家的桥断了，没钱修，可不修又不行，乡亲们进进出出不方便，找农民筹资又不允许，请我去想想办法。随了乡亲们回去一瞧，发现类似的“有事要办又不能办”的问题还不少呢。于是我又着手搞“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的调研，18000字的调查报告经俞正声同志批示后全文发表在《决策参考》上，并被《湖北日报》转载。就这样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去调查、去研究，忙了近两年，写了25篇调查报告。我说的这种调研的事，还只是我这两年办公室工作的副业呢。我兼着税费改革办公室主任和土地延包办公室主任，正事更是忙不赢呢。眼下，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事业，作为秘书工作者，尤其是县市区一级，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县的秘书工作者，要做的要想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新的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秘书工作者去参与、去建设，秘书工作者更需要在新的伟大事业中去锻炼成长。
我兼任税改办、土地延包办主任，很多与两办相关的小问题，就是由我主持解决的。不说别的，在监利但凡有农民上访，处理问题都少不得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我们税改办、土地延包办被人称为监利农民问题疑难杂症专家门诊，我们的电话号码全县25万农户家家都知道（农民负担明白袋上印有我们的电话号码），
一些上访农民就是指名道姓地来找我们，半夜三更都有农民打电话来，过节过年都不能放心休息。老婆有时候有点烦，我笑着说：“这说明你老公还有点用呗。”
不知道我在县委领导心目中有没有地位，但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凡有中央、省、市农村工作调研采访的专家记者来监利，县领导总是要跟他们说：“你们找余爱民吧。”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他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几次提到并表扬“写调查报告的余爱民”，并且号召全省办公室系统学习我的做法。我们税改办2005年被评为全省税改先进单位，俞书记、罗省长亲自颁奖。新华社记者两次来监利采访我兼任主任的两项工作。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来监利，请我当向导，录制两期专题节目，每期45分钟，在去年6月5日至19日连续播放半个月。去年9月下旬，中国社科院等4家单位在广州举办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会上为我颁发中国“三农”研究创新奖，让我在全国众多“顶尖级农村问题专家”面前作了两场演讲，我们一群基层农村工作者一直坐在会场最前排，我们的照片被刊发在许多报纸的头版和显著位置上。我和我的同事们只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小事，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却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位置”。我想，新农村建设这项伟大事业不仅是农村发展、农业进步、农民富裕的历史机遇，也是我们秘书工作者寻求作为、争取地位的历史机遇。只要珍惜机遇，努力工作，开拓进取，我们秘书工作者一样有地位，一样有威信。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官不在大，有为就
行；虽是秘书，建功留名。
我还是结合自己的情况，谈谈我正在做的事，谈谈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优势与劣势分析的基础上，我才提出监利新农村建设的25件具体工作和10件重点实事。10件重点实事是：建自来水厂、办有线电视、修乡村公路、推进合作医疗、发放粮食两补、兴修农村水利、统一粮种供应、打击赌博公司、清理乡村债务、培训打工农民。我同时提出，监利新农村建设要有“10个反
对”的纪律：反对一刀切整齐划一搞；反对脱离群众包办代替搞；反对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命令搞；反对只讲速度不顾质量搞；反对不切实际追求过高标准搞；反对伤害农民利益加重群众负担搞；反对破坏耕地牺牲环境搞；反对有始无终半途而废搞；反对追求政绩而非实事求是搞；反对装样作秀而非真心实意搞。刚刚写完这《十条建议》，马上要开全县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估计应该起点参考作用。
3月上旬召开，相关工作正以办公室为主紧锣密鼓地筹办。我负责的这一块正在起草文件，准备讲话。
（农口系统每家为全县农民办一件大实事），媒体宣传建（宣传部门长年开展宣传），干部联村建（每个行政干部联系一个村）。
新农村建设刚刚开始，谈准备，我也有些仓促。不过我认为，想要有作为，起码应该有以下几个准备。
争取有作为，就要有激情。要主动而不可以被动。被动也要动，为何不主动？要主动地去做去想每一件该做该想的事。要出色，而不能失色。有个成语叫“黯然失色”，失色就是比不上人家，默默无闻，暗淡无光。那可能也是一种境界，但我还是觉得要搞就搞出色些，争取让点子出色，让事情出色，让文章出色。不追求出色，何必要建设新农村？
既要创在对上对下，又要创在对内对己。要有敢于创新的意识，不要以为办公室的活多是被动性的服务；要有敢于创新的勇气，不要以为办公室的我总是在人领导之下；要有敢于创新的胸怀，不要以为办公室的性质老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要有敢于创新的毅力，不要以为办公室的成长只能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创新是办公室工作的灵魂，也是争取在新农村建设中有所作为的法宝。我们应该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可能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对我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批示较多（16个月内批示8次），加之有些媒体朋友跟着一热闹，一些兄弟县市包括外省办公室系统的领导同行和有些“三农”问题的学者学生便陆陆续续“来信来访”。我不好推辞，又不好接待，写了个稿子，既作交流，更想求教。
说来惭愧，我虽然有了一小把年纪，但在办公室系统还是一个“新兵蛋子”。去年3月18日，我从《监利报》总编辑位置上调到县委政研室任副主任，屁股冒坐热，县委又安排我搞中心工作。5月上旬，县委重新组建税费改革领导小组，要我兼任办公室主任；9月份，县委开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又安排我再兼任延包办主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各单位抽调的正副局级干部二十来人），两辆小车，每天的工作就是下乡、进村、入户，指导、检查、督促。要求一周一碰头，向分管领导汇报，一月一小结，向县委书记县长汇报。一个月下来，我跑了上十个乡镇，跑了几十个村，调查了上百个农户，砖头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得“满栋打”。我寻思这是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哪一个专家学者、哪一个领导和办公室的同志能够像我这样有专车有专门时间天天跟乡村干部跟老百姓直接打交道？这个机会让我获得一笔很大的财富，那么多的农村故事，鲜嫩得如早晨闪着露水的麦苗儿，丰富得如秋天禾场的谷把子，到哪里出钱买得到？这笔财富不能闲置和浪费，闲置可惜，浪费可耻，应该利用，并且可以开发利用。于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每天有访必记，每周双休整理，每月围绕一个问题调查并完成一篇调查报告。
毛主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我把我的调查一
开始便定位在“从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和寻找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上。我调查的方法是：从税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入手，比较深入地沉下去调查，或者比较广泛地开调查会，这两种方法也是从毛主席那儿学来的（毛泽东选集《农村调查》序言和跋），去寻找基层干部群众首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辅之以个人思考。
我的调查主要是围绕我工作范围内的问题进行，这可是个大问题，当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一些配套问题便冒出来了，用一位村干部的话说：“新的问题随着新的政策哗啦啦地降下来，过去潜伏着的问题也不断地咕噜噜地冒出来。”要调查要解决的问题真的太多了。我的调查直接作用于我手头两项大的工作，同时比较直接地服务县委、县政府的农村问题决策，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可以跟上级领导提供一些参考，于是，我也把有些带共性的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寄给省市办公厅（室）。没有想到，第一篇寄出去不久，省委办公厅来电话，告诉我俞正声书记、邓道坤副书记在我的文章上作了重要批示，俞书记肯定“此文很好”，邓副书记表扬得更具体，夸我“文章花了功夫，情况清楚，思路清晰，方法实在。”
两位领导这么一批示，你说我的调查还可以停止吗？紧接着，我写的第二个长篇调查报告《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1万8千字，寄出后的第五天，省委办公厅又来电话了，说俞书记又批示了，省委办公厅《决策参考》全文刊发，《湖北日报》也准备登出来，俞书记还问我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湖北日报》分三期连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加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编者按，编者按有三段，第三段这么写：
“编者感到，他的调查报告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敢于正视矛盾，深怀忧患之心和爱民亲民之情，紧紧抓住了税改后农村工作的一大热点和难点；在于以严谨朴实的作风，走百村，串千家，打捞到第一手鲜活的材料；在于作者远离“八股”，不饰雕琢，以朴实无华的文风，为我们奉献了一道真正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精神食粮。”
这样的编者按让我读得脸红耳赤，按得太重了，按得太过了，“羊皮太薄，经不住销”。在这样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只有“豁出去了”，用我们乡里干部的话说，“听党的话，拼死命搞”。
我一个劲儿地往底层跑，一口气接着往下写（当然，我的主业是督查税改政策落实和指导督促全县土地延包工作。2004年，监利县的税改高分通过省里验收，
2005年6月，我们税改办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税改先进单位”，省委书记省长亲自颁奖。调研只是我的副业。），中途有一次，让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了一想。那是俞书记在我后来写的《百名种田大户现状调查与思考》上批示（第6次）：“此材料虽长，但易读，可发到县。”省委办公厅《决策参考》加编者按：“根据批示意见，对余爱民同志的长篇调查报告做了文字压缩。”看了这个有点不一样的批示和按语，我愣了一下，发现自己的文章确实写得太长了，每篇1万多字，好几篇1万8千字，这么长谁愿看？这不是存心不让领导看吗？除长之外，我觉得还应该去考虑另一个问题，调查报告如何写的问题，这好像并不完全是个技巧性的问题。
我原来也是个写文章的，写新闻写散文，累计发表文章500多篇，已经结集尚未出版有三本书，获省级奖励20多次。不过写农村问题调查报告，还是新姑娘上轿头一回，我通过学习，尤其是拜读毛主席他老人家关于如何写调查报告和毛主席写的农村调查报告，通过与那么多来信来访的老师们朋友们交流，通过这一年多写作实践，结合原来的写作经历，我有一点小体会，那就是要想写好一篇调查报告，是不是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看准“两点”，即：看准下面一个“点”，上面一个“点”。下面一个“点”是老百姓正在着急什么，上面一个“点”是领导们正在考虑什么。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两句话：急百姓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倘若能急在未急时，想在刚想间则更有价值。“一线”，是“两点”之间的连接线，不同于几何里面任意两点都能连成一线，我要作的连接线，是指我的工作责任之内可以连接“两点”的线条。我觉得，脱离了本职一线，纵有千万个两点也不容易连接，而如果我们每一个行业的干部，都能自觉地连接属于自身责任范围内的上下两点，那我们的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很多情况就不一样了。两点一线连接起来，就找到了问题，也就是找到了我要调查的课题——有价值的课题，可以决定调查一半成功的课题，一炮就能打响的课题。
我写第一篇《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成因及解决办法》，那还是刚进税改办下乡调查，哎哟，老百姓为这事扯皮太多了，汴河镇平均每村5起纠纷，全镇100多起；白螺镇有个女农民为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喝农药；尺八镇有个种田大户为保住自己“规模经营”的土地也喝农药，矛盾是这样的普遍而又尖锐。往上一看，中央和省委正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税费改革负担减轻后带来的
问题，正是我这个税改办主任应该“管”的问题。两点一线，应该调研，应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完成这份调查报告的时候，要比湖北全省大规模地开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早半年，文章先在本县发，后被俞书记、邓副书记批示全省发，我的情况分析和相关建议，好像对省市决策起了一点参考作用，我们县有的党委书记还以为是我的文章引发了全省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大行动呢。
我接着写第二篇调查文章《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我在县委办公室分管文书，有机会最早接触中央和省市文件，那天我读温家宝总理到湖北考察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是对俞书记讲的：“有一件事你们考虑，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我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打了一个破折号，此事怎么办，请让小余去调查。我写下这句话当天下午，我们老家联盟村的干部找到我，说村里的一部当家桥子撞断了，必须修，但又没钱修，又不能违反政策找群众集资修，怎么办？听他们说这样的新问题下面还多着呢。嘿，这个问题我又抓定了，党中央有要求，老百姓有呼声，我正管着这些事，我不调查谁调查？我不解决谁解决？于是我便着手，广泛而深入地调查。我单就这事跑遍了全县21个乡镇，每个乡镇选5个公益事业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村或者特别急切要做又做不了的村，找他们的村支书和老百姓座谈，我接触了105个村支书和几百名农民兄弟，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调查中发现，税改后的公益事业确实是个大问题，好多事你不去做，老百姓不满意；你去做，税改政策不同意。怎么办呢？调查发现，虽然不好办，但老百姓和村干部也有一些大胆而成功的探索，有一些可用又不违规的办法，可以推广，应该完善。文章发出来后，不少外地领导来监利“参观取经”，很多专家学者找我“研究探讨”。我去年7月份进行的这个课题调查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比较早的。今年国庆前夕，我的这篇文章获得中国社科院等几家联合颁发的全国三农研究创新奖。参加颁奖大会时，东道主广东省的领导当场表示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广东省的县市委书记学习呢！
烧熟“六菜”：相关法律要熟、相关政策要熟、相关领导讲话要熟、相关专家研究成果要熟、相关历史情况要熟、相关的现实问题更要熟。现代人写文章，法律政策不熟，提不了笔，甚至说了违法违规的话还自以为是呢。领导讲话和专家成果不熟，有可能人家早就讲清楚了，研究透彻了，你还像个跟屁虫样跟在后面乐颠乐颠的呢。历史的情况也要熟一些好，从源头上找原因，有深度有力度，
毛主席在谈到怎样写调查报告时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看来，毛主席也很重视问题的历史调查。对比这五道菜，第六道菜是最大一道菜，那就是要把你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广泛更深入更细致更准确地调查清楚。
我写第一篇土地调查报告前，我找了《宪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合同法》等7部法律和几十个中央省市县文件、领导讲话来学习，监利21个乡镇我个个跑到，完了之后我写出了3.5万字的《法律解读监利农村土地问题》一本小册子，应邀到几个乡镇几个部门去宣讲，效果特别好，我自以为确实把这个问题搞熟了，这才提笔写《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成因及解决办法》。上个月，我写《监利百村化债调查》，我把这些年中央和省市县所有的化债文件和我能找到的调研文章都找出来学习，分乡镇分类别整理出41份专题报告，资料积累三个档案袋，然后，花了三个月跑了全县三个类别的村200多个，一类是长期以来无债或少债的村，一类是税改后化债效果明显的村，一类是债务沉重无法化解的村。我自以为这份调查下的功夫最多，钻研得也比较深。一年多时间我写了20多篇调查报告，共计25万字，积累的资料两大柜子，也为此跑遍了全县500多个村。我有时候想我的这个办法太土了、太苦了、太累了，但是，不这么辛苦地做，我不敢动笔写，看的材料越多，跑的地方越多，写起来就越有底气。
酒席宴上最后一般应该上汤，调研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往往是结论，是建议，也是最后一道“汤”。这道“汤”弄不好，整个“酒席”的效果可能都会受影响。要把这道汤熬好熬出味来，让人喝了特别爽，让人喝了难得忘，这要下很大的功夫，下很深的功夫。我的20多篇调查报告一直不敢写成调“研”报告，就是欠缺这种“研”的功夫，也就是“熬”的功夫。我记得作家陆文夫好像写过一篇小说
《美食家》，说一群美食家有回品尝一桌盛宴后都夸最后一道汤最好，厨子闻讯一惊，他做菜做得太累了，竟把最后的洗锅水当汤盛着端上了桌子，洗锅水能成美味，因为它综合了锅里残留的几十道菜的余味。我不会做汤，像洗锅水这样的汤不敢做也做不来，不过，我的调查文章观：汤肯定要尽力去熬，但每盘菜都要做好，吃饭并不一定硬要去喝汤，把问题弄清楚、把原因说透彻、把政策搞明白，即使结论不出彩，这篇调查报告也成功。可不可以这样比，写调查报告如同医生看病，能对症下药绝对最好，能把病断明白、把病因找准确也算不错啊，而今好些个新鲜病，像非典、禽流感什么的，找到引发根源还难呢。
我写的《60件土地上访件综合与分析》，没有写结论，也就是没有写建议，
只对这60件土地上访件作了分类整理，作了直接的、间接的、本质的和当前工作上的原因分析，后来发了荆州市委2005年中途出版的《领导参阅》第一号。我写的另一篇调查报告《九条政策不理解，十个方面受影响——农村土地延包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些问题》，只写了十九个涉及政策的问题，没有分析没有建言，这篇文章引起省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书记、省长、副书记、副省长四位领导在上面作了批示，省有关厅局会同报社电台电视作了近半年的宣传引导工作。
我举两例的意思是想说，六菜一汤，每道菜都要做好，能够做好其中一道菜也有价值。当然，有汤的酒席是完整的，我们应该更尽力地去做好最后一碗汤。
我对写文章（不独指调查报告）有一个“擅自确定”的“七有标准”：即文之有识（见识）、文之有理（道理）、文之有趣（情趣）、文之有物（事例）、文之有情（感情）、文之有文（文采）、文之有句（妙句）。
“七有”如同一个人。“七有”中的前“三有”（有识、有理、有趣），是灵魂性的东西。我以为，第一境界为有识，第二境界为有理，第三境界为有趣，三者兼得为最佳境界，能有其一都算上乘境界。第四有（有物）为躯体，躯体要强壮、健康，事例要丰富、典型。第五有（有情）为气质，无感情之文有如无气质之人，此情应当是亲民爱民之真情，而不应该是吹牛拍马之伪情，应该是实事求是之真情，而不应该是哗众取宠之虚情。第六有（有文）为外表，我这里多指语言之外表，外表可华丽可朴实，酌文而定，写农村问题调查，以朴实自然为美。我以为朴实生动最难得。第七有（有句）为闪光点（外表与内在的都可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倘有一妙句，全文自风流，调查报告能出精彩的观点，经典的句子，或者能有让人记忆深刻、引用经常的一两个事例，那也就成功了。这种成功，常见妙手偶得，也可刻意磨得。
我于第六有“文之有文”多说两句，因为这好像是我的调查文章语言方面的一个小特点。什么特点，下里巴人的特点，土里土气的特点，山药蛋式的特点。不过，我认为，这种土里土气也是一种文采。当年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懂，柳永写词达到百姓能歌，我不敢拿了牛屎比麝香，但我好像也有一种追求，那就是我写的农村调查报告，要让种田的和当官的都能读懂，都喜欢读。因此我写文章特别多的乡村俚语、俗话、顺口溜、歇后语，我一连两年专为老百姓写了《中央一号文件通俗读本》，农民争相传阅，都说写得好，有的还把它贴在房门上，我写的调查报告经常送给老百姓看，或者讲给老百姓听，我写的和我讲的一样，都
是百姓语言。比方说，我写《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开头一段这么写：“最近一段时间，我借工作之便，就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这个问题，走访了监利县21个乡镇105个村，‘故事’听了几百个，笔记录了两大本，想用一两句话提炼调查结果有点为难，不过，有位村干部编了一段绕口令，倒是可以帮我这个忙。他说税改后的农村公益事业‘有些事情急需搞，因有政策不好搞，可让群众代表搞，但要监督规范搞，不搞群众要你搞，乱搞税改就白搞，农民应该出钱搞，国家更应主持搞。’”再比方说，俞书记第8次给我批示的那篇文章，标题就是农民的问话：《乡镇财政所，不收税了干什么？》最近我写的《农民两工何去何从》，我把监利县逐步取消两工后，群众自发地进行生产性公益性建设模式，概括成这么几句话：“大伙都说干，选出代表办，过程请人看，搞完从头算，干部靠边站。”这几句话本身就是老百姓“原创”。这次参加全国农村发展论坛，因为我一口“土话”“实话”“故事话”，人民网记者撰文称我“是一个善于用乡村俚语汇编而成的顺口溜表达观点的基层干部。”
我说的敢于“一无”，就是敢于无视文章套路的意思，文有定法，文无定法，有可以变，无就是变。用“变”字可能更恰当一点。毛主席是调研文章的导师，我细读毛主席的经典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个体会就是文无定法，变即为法。他的这个报告好像与过去包括现在的调研报告写法不大一样，至少有两个地方可能在我们有些办公室主任那里通不过，一是写得太细太碎，一项项的事写得清清楚楚，详细生动；第二是结构不够匀称，8个段落，第8段竟比前7段之和还要长，这不是“尾大不调”吗？说来可笑，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竟是带着不太崇拜甚至不大服气的挑剔眼光去读的，竟觉得“大有改头”，可以把8段合成传统写法的3段，并且应该把第8段调上前来；另觉得“大有删处”，太
一套“迷踪拳”呢？我有几个想法，其中之一，就是能不能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呢？我琢磨，这种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主要是把通讯里面生动活泼的事例包括传神点睛的细节的描写手法引过来，第二是把通讯里面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引过来，第三是把通讯的灵活多样的结构引过来，三引之下，调研文章是不是就变得活泼而不呆板了，变得生动而可读了呢？我这么想着，也就这么写着。回头看我的调查报告与传统的办公室调研文章确实有点区别：办公室文章特别讲究出新观点，并且排列整齐，语言铿锵，办公室人员对此也津津乐道，而写到事例并不讲究，一般是泛泛地写，淡淡地写，浅浅地写，生怕写多了写长了，只当个药引子，只当个大桥味精。我却不敢苟同，我是尽量把我知道的生动的故事当然是能够反映主题的典型的事例多写、详写、大写、特写，拿它当大菜，当主食
（写过了也容易进入毛主席指出的“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的故事”这种误区）。至于观点，我也讲究（讲究实在实用），也努力去提炼（力求准确明了），但我觉得并不特别的重要，因为我想，领导们大都不缺乏比基层更深刻的思想，因此不缺乏比基层更精彩的观点，但有一点缺乏，那就是相对缺乏对基层的了解，把基层的故事多一些呈上去，让他们催发领导更深刻更精彩的思想与观点，这是我们基层调查报告应该也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们基层工作者硬要送领导已经比较丰富地占有的东西，而吝啬多送一点领导比较少有而又特别需要的东西呢？
文法之变，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我们基层小笔杆子，不敢为大，为点小吧，从小处变起。我写《农民两工何去何从》，文章已印出来了，我一看又是一万多字，想起俞书记那次“虽长但易读”的批示和办公厅压缩处理的作法，我心头一紧，眼前一亮：把最后一段“几点建议”提到最前面来如何？这样既节约领导时间（后面可以不看），又能把作者的调查结果端出来。我想，今后的稍长一点的调查报告都可以来一个“提后上前，结果优先”的处理，或许这也算一变吧。
十于：饥于学、渴于问、惯于思、勤于写、敢于言、淡于功名、薄于应酬、肯于吃苦、甘于寂寞、乐于奉献。
说其中两点。先说勤于写。我原来当报社总编辑时经常鼓励通讯朋友勤写文章，我说勤作文有“八利”（或叫“八有”）：有名（名分大小）、有利（利有厚薄）、有业（可作事业）、有绩（总有成绩）、有友（以文会友）、有趣（高尚情趣）、有位（单位上有地位）、有提（坚持写的总有提拔）。写文章不失为
基层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无后台无门路无其它手段的基层工作者争取进步的一条途径。而今，我到办公室工作，我也这样劝我的同事们和乡镇同行们，多写调研文章，有益于民，有助于事，有功于世。能把自己写成领导更好，写不出来也不要紧，大路朝天，各有一边，有人驾驭人，有人驾驭文，各驾各的马，各驭各的场。我们不能建三峡、造神六、成超女，我们可以写点有益的文章，不指望留芳千秋万代，但希望作用一时一事。再说敢于言。因为想写的有作用，难免会写出副作用，有可能哪一事例哪一观点或者哪一句话冒犯了领导，不要紧，相信领导们英明开明，也不要在乎有的领导发脾气甚至给你穿小鞋，只要观点站得直，只要事实坐得稳，不必担心一点小风雨，大风大浪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怕这怕那别去写文章，写调查文章有时也需要勇气和胆略的。
以上十于，应属老生常谈，所谓“前人之述备矣”，不须详说，但须常做，坚持一生，必有所成，信不信？
调研工作如何创新，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恰逢《秘书工作》杂志搞“创新激发活力”的专题策划，约我写一篇稿子。借此机会，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有人说“这个世界不缺乏美，只缺乏发现美的眼睛”，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调研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找准了，调研就成功了一半。要想在调研中有新的发现，就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再说老问题需要挖掘发现。乡村两级债务是个老问题了，上上下下似乎都拿之没办法。我于去年下半年把这个老问题认真地调研了一番，用了3个月时间。深入挖掘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通过调研发现，基层还是有一些处理债务问题的土办法和好办法，行之有效，用之很灵，仅我们监利县清债减负较明显的村就有上百个。我把挖掘的这一成果上报给了县委，县委非常重视，组建了107个专班下乡进村清债，目前清债进展势头非常好。
说到小事中发现大价值，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去年上半年，我做常规税改调研来到周老镇大李村，村主任家门前有一座小桥是新修的，我问村主任这桥是谁出钱修的，他说是老百姓出钱修的，我问谁收的钱，他说是头人（群众选出来的代表），他还当场来了几句顺口溜“群众都在盼，选个头人干，搞了算一算，以防税改办（调查）”。村主任随口就来的几句有点挖苦我的话，虽不中听却很有价值。税改后村里无钱做公益事业，找群众收钱违了规，不收又做不成，乡村干
部两头为难。大李村群众代表带头进行公益事业的探索，既不违规又能办事，这个办法好。我把附近几个村的村支书都找来合计，又到全县上百个村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最后形成了一个税改后村办公益事业五句话模式：大伙都说干，选出代表办，过程请人看，搞完从头算，干部靠边站。这五句话解决了全县好多村办公益事业难的问题。
都在搞的工作要发现个性特征，单个搞的工作要发现推广价值。监利县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是全省的先行试点单位，试行一年后，省委主要领导来监利验收，肯定改革工作“下了真功夫，取得了真成效，真是不容易”。县委领导要我写一篇详细报告，我正求之不得，一个人一辆车跑了15天，写成《农村基层政权的一次大手术
回头看看我所做过的调研，方式方法实在是太传统太土老帽了。不过，相比有些同志的调研，却有些区别，区别在哪？那就是我调研用的时间长一些，找的人多一些，得到的情况实一些，我要反映的问题准一些。这种区别让我觉得，我的土做法是有点创新的。
自己还去复查一遍。不是不相信朋友，而是自己去了心里更踏实，写起调研报告来底气更足。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两年时间内到监利县调研十多次，累计住了三十多天，最长的一次呆了6天。他深入细致的调研精神让我由衷地敬佩和感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报告写好很关键，文章创新有必要。我的体会是：
它也可以有个人的风格存在。我写调研报告不敢奢谈有什么个人风格，但我喜欢“我手写我口”，我的调研报告如同我的口头讲话一样，怎么写的就像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就成怎么写的。我比较喜欢在报告中讲故事，比较喜欢写生动的细节，比较喜欢引用老百姓的话和用乡言俚语介绍，比较喜欢短句子和多分段，比较喜欢就事不就文。我的调研报告长于调，短于研，因此我的这篇小文章应该写却不敢写研上的事，这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叫扬长避短吧。我们本县的人，看我的调研报告，不署名也知道是我写的。
《游走在城乡之间
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提高政策水平，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落实好”。笔者针对工作实际，有以下几点启示。
不愿下水。这种人别说沉不下去，他是索性“不沉”。我把这种人叫做不肯下水的“鸡子”，或者叫很少下水的“旱鸭子”。鸡子和旱鸭子不下水，只在坡上琢食吃，只在门前屋后刨食吃，或者更多的是在等着别人喂食吃。为什么不下水呢？
下基层是去解决问题的，下基层总是有任务的，总是要吃点苦的，下基层也会给基层带去一些麻烦和负担的。有的干部同志担心没钱带下去基层干部会不高兴，解决不了矛盾和问题老百姓会不同意，增加基层负担基层会不喜欢，任务完不成上下会不满意，吃苦受累自己连同老婆孩子都不愿意。
沉不到底。这种领导干部下了水，但沉不下去，这种肯沉但只能半沉的人我把他叫沉不下去的鸭子：只在浅水里捞食，一在深水里就漂着浮着的鸭子。为什么沉不到底呢？
沉不到底不是水深了，是水浑了，是调查研究者自己有心把水搞浑了，是底下的人着意把水搅浑了，其间有上头的问题，也有下面的问题，有工作方式方法问题，也有体制机制问题。实质上沉不到底还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作怪。
抓不到鱼。沉下去了，沉到底了，但捉不到鱼。我把它叫假沉，叫吃饱了的鹭鹚。为什么捉不到鱼？
那么，如何沉下去呢？就是深入基层，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
班组，亲自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责任和感情是调查研究的根本问题，有了对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责任和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我们才能积极迈出调查研究的脚步，才能真正解决沉不下去的问题，也才能主动探索调查研究的科学的方式方法。
孔子说：“敬其事而后其食”。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这不仅是政治素质，更是职业道德。即使不在其位，也要学古代论战的曹刿先生，主动参与，积极参与，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了这种责任感，调查研究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就有了沉下去的压力。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查研究有四个字的特点，
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公务繁忙，比那些说没空沉下去的干部肯定要忙，但他每年都有150天左右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1988年，88岁的费老外出调研166天。九十三岁的时候，还去了7个省调查。他一生三访赤峰，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二十八次访问江村。费老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他有一个十六字的座右铭：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求真务实的作风，对于调查研究至关重要。在课题选取上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急事、难事、好事、实事，抓住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事、疑点事，抓住具有发展趋向的倾向事、苗头事，抓住当前中心事、抓住本职工作事。在行程安排上要少一些成群结队，多一些单枪匹马；少一些前呼后拥，多一
些轻车简从；少一些隆重接待，多一些自找吃住；少一些匆匆忙忙，多一些从从容容。在具体调查中要少一些书面汇报，多一些口头交流；少一些提前安排，多一些随机抽样；少看一些路边花，多找一些里面差；少一些干部包场，多一些群众参与；少一些主持演讲，多一些基层节目；少一些坐，多一些行。
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和任何事情，都有把真理和实际结合的过程，而实际总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的实际必须是通过调查研究才可能摸清楚弄明白的。党的领袖，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结合，需要调查研究；省市县乡及其部门要把中央和上一级的决策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同样需要调查研究。如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尤其是决策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层领导的话，那么，部下一级，部门一级，特别是基层一级，要做好党中央国务院和各个上级党委政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正确决策的落实工作，仍然离不开深入的周密的调查研究。那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以会议落实会议，并且上面怎么说，我就一字不漏照着说，不敢修改，不敢补充，不敢完善，这样的落实只能变形走样，或者说根本无从落实，根本落实不了。毛泽东同志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可以这么说，调查研究是决策者的第一要务，也是落实者的第一要务。那么，就可以提倡这么一个口号：没有调查就没有参谋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在最近召开的湖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我有幸第一次参加大型会议简报工作，经受了一次“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竞争激烈”的历练，收获颇多。会后，湖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宋育英同志在我的会议简报工作小结上这样批示：高度负责，严谨细致。大会简报组在进行专题总结时，还特意安排我作典型发言。我把这次会议简报工作体会整理成两句顺口溜：“大会简报不简单，从细从严不从宽。”
接到参加省第九次党代会简报工作的通知时，我想自己当过报社总编，写过长篇大论，编个简报，还不是小菜一碟？但在筹备会上听完省委副秘书长的动员报告后，我才意识到从事会议简报工作并不那么简单。
省委副书记、大会秘书长杨松同志给大会服务工作提出了8个字的要求：“严而又严、细而又细。”荆州代表团团长、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同志对简报工作很重视，专门提出12字工作要求：“严谨细致、及时准确、优质高效。”我把各级领导的指示作了一番消化，具体为“10个不”：中途不请假、记录不开手机、编辑不变味、校对不出错、送审不辞难、报送不误时、数量不落期、质量不输人、简报不简单、工作不平庸。我还把工作标准定在“四个满意”上，即领导满意、代表满意、编校满意、自己满意。
我被分在荆州代表团简报组服务。我觉得这个简报组其人也强，其器也利，可以概括为“4321”：4个人，个个精干；3台电脑、2台录音机、一部小车，装备精良。
虽然我们简报组只有4人，但分工明确。我把它叫做“五项分工负责”：领导与代表的发言分工负责；上午与下午的发言分工负责；记录整理与编辑审签分工负责；省领导联系与市代表联系分工负责；努力写好与争取发好分工负责。经此一分工，便有了“三快两前”的效果：记得快、编得快和签得快；报送名次在前、编发位次在前。
大会简报无小事，稍不注意就出事，出事就会出大事。简报质量一直是我们最关注的事，我们都生怕出错。为此，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个“五关四查”措施，确保简报不出错。
“五关”：
泉省长要来荆州团讨论，我提前到场做准备，没想到罗省长也提前来了，我主动上前向省长报告有关情况。省长听后，好好地表扬了我一番，还说读了我不少文章，并赞扬写得不错。随后，省长还关切地问我从监利县委办公室调到省委政研室后的工作情况。这份关怀和体贴，让我很受感动和鼓舞，工作的热情和激情更加高昂，编好简报的信心也更足了。
过而误了发稿。我以为，大会简报除基本格式外，也可以有适当的创新，如，标题可以活泼一些，不必全是“某某代表团×月×日讨论情况”；语言也可以生动、活泼一些，因为所编都是口头发言；编排方式也可创新，可以围绕一个主题来编，也可以围绕一件事情来编；内容可以是代表发言集锦，也可以是代表点题领导解答，甚至还可以编点花絮，代表们有作诗的、写散文的也可以少量地来一点，点缀点缀，活跃活跃。我想简报如果创新地编写，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文稿写作的秘书工作者，不仅要会写汇报材料、经验总结和工作计划等“材料性”的文章，有时还要写一些新闻稿。大凡新闻稿写得多、写得好、写得驾轻就熟的同志，他们草拟的文稿质量也都比较高。我在基层工作过多年，一直喜欢写新闻稿，写新闻稿对我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可能是因为本职工作和写新闻稿件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天，我把自己在通讯写作方面的肤浅体会整理出来，和同行们作些交流。
什么叫通讯？通讯的书面定义是综合运用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报道客观事物的新闻体裁。通讯分人物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事件性通讯和问题性通讯等。以报道人物事迹和人物思想为主的通讯叫人物通讯。我喜欢写人物通讯，但我从来不随便写人物通讯。我所写的都是我觉得值得写的。值不值得写实际上要看有没有写的新闻价值。我曾经写过《大山里藏了个微型小学》，开头有这么一段直白：“大山深处，一个18岁的女子，教5个年级6个学生。这是一种诱惑，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它让我不顾一切地去跋山涉水寻找她。”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个女老师的理由，准确地说是感觉。我把这类感觉叫最初的冲动，就是说，我第一次接触你，不管是面对面的接触，还是道听途说的接触，你有让我冲动的东西---故事或者成果或者影响，反正你要让我平静的感情之弦怦然而动，或者平静的感情之湖荡起涟漪。
有个手掌残废的考生叫李桢荣，那年高考成绩全县第一，比清华大学录取线还高出20多分。可是，因为残疾没有一家大学肯录取他。我们《监利报》发现后为他开了一个专栏：《关注李桢荣》。这一关注就有了效果，湖北大学愿意录取他。可他家太穷了，拿不出一分钱来让他上学。我们的报纸就继续开专栏，面向社会募捐。县委书记知道此事后，组织单位募捐，一下子给他捐了6万元，不光上大学的钱解决了，连读研究生的钱也有了。在半个多月的活动中，我始终没有写作的冲动，只觉得这只是一般的扶贫助学。后来，县委书记把捐来的巨款递给这个学生，他也并不是很激动，更不是电视记者所期待的那样感激涕零，我有点惊讶。后来，我用车把他送到湖北大学，一路上闲聊，令我更加惊讶。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余总编，我确实感谢你们，也很感谢社会。但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们呢？我凭成绩能上清华北大，却无人录取，还要你上下呼吁，我才录个湖大。都在说关心残疾人，我不需要关心，我只需要享受正常考生的待遇。”“马路上尚有一条盲道，高考怎么无人修一条残道？”就这几句活，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年轻人。从武汉回来，我按捺不住，连夜赶写了一篇通讯《无掌状元李桢荣》。
写人必写事，这是写人物通讯的常识。人物通讯要用事实说话，而我的观点是：人物通讯必须以事实的细节为支撑。我写《无掌状元李桢荣》时，李桢荣的一个女同学跟我介绍了这样一个细节：李桢荣因穷没钱买菜吃，只能天天吃白饭，他生怕同学们笑话他，每次打饭出来，他总是急急地离开食堂，蹲到墙角下，用那只无掌的手臂托着饭盒，狼吞虎咽地几口就把饭扒下去，脖子一伸一伸地往下硬咽。眼泪咽出来了，他就用袖子一擦，吃完了，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食堂，和同学们一边逗着乐，一边洗碗洗筷。我说的细节就是这样的细节---真实的、感人的细节，烘托文章主题、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典型的细节，成组的细节。这些典型的细节，是在较多的细节中筛选出来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而成组的细节，是指在一篇通讯中要有一组典型的细节，而不只是一个。一般来说，两千字以上的通讯应有3个以上的细节描写。
我写人大代表杨凤玲的通讯，一开篇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先说。”主持人话音刚落，杨凤玲边举手边站了起来。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小声问主持人：“她是谁？”杨凤玲马上响亮地回答：“湖北省监利县农民杨凤玲。”主持人请她上台讲，杨凤玲伸出两手拢了拢齐耳的短发，放下手整了整前后衣襟---这是江汉平原农村妇女在人前露脸时的习惯动作。然后，微笑着走上主席台，对着话筒“呼”了一下，开始了她的发言。文中有一段这么写：杨凤玲为本村农民讨说法到广州找到那个骗子，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人大代表，我代表本村农民找你讨回被骗走的3000块钱”。那骗子很不客气地说：“你人大代表，只在湖北做代表，还管起我广东来了”。杨凤玲“嗖”的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红本本来，“啪”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拍：“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的事我都管！”，那人听了一怔，通红着脸，不做声了。这样的动作和语言，完全是杨凤玲独有的，熟悉杨凤玲的读者说：这篇文章真把杨凤玲写活了。
我之所以偏爱通讯，多少因为通讯可以来两点：议论与抒情。而我又是一个喜欢爬出文章说话的人，比较直白，不会含蓄。我知道这是一个缺点，也知道通讯以叙事为主，议论与抒情只能属于“插花”，只能当调料，而绝不能当菜吃。但我总是忍不住要从长长的叙事中挣扎出来抒一下情，议几句论，我时常为我的一些议论、抒情而自鸣得意，有时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我写杨凤玲，有这么一段：是的，杨凤玲怎么会是原来那个种田、养猪的杨凤玲呢？ 她的那双脚，虽然还在同周围的农民们一起下水田，下鱼塘，下粪坑，但它经常要上轮船，上火车，上飞机，走在金色的地毯上；她的那双手，虽然也还在不停地拌饲料，切猪菜，扯田草，但它经常要翻文件，写材料，帮助主人在庄严的大厅里作报告搞演讲；即使是在同一块稻田劳作，她的姐妹们可能为一块两块稻谷的丰收而喜上眉梢，而杨凤玲却会把无数块稻田的收成和无数姐妹的喜悦装进眼底记在心头，她的眼里，常有四海的风云舒卷，她的心头，总有民生的忧乐翻腾。类似这样的议论、抒情加上描写三合一的句子与段落在我的每一篇人物通讯中都有。
好标题是文章成功的一半。无论写文章还是编文章，我都特别讲究做标题。我认为通讯标题曲尽其妙最好。我说的曲是“题似看山不喜平”的曲，是美女婀娜之曲，是文采三叠之曲，而绝不是故意绕弯子，有意卖关子，让你费解甚至不懂。
我写人物通讯不少，自己特别满意的标题不多，有几个印象较深。我自认为写杨凤玲的那个标题上了档次：《人民大会堂：静听农妇说国是》。一看题目主题就出来了：老百姓当家做主，新中国民主文明。一看题目场景就出来了，一个“说”字好，一个“静”字妙，三组对比出新：“说”对“静听”，“农妇”对“国是”，“农妇说”对“人民大会堂听”。这个场景是一种政治境界、文明境界，同时又是一种美的境界。再比方说《大山里藏了个微型小学》、《盲人夫妻：爱是拐杖情是路》、《一个千万富翁的女设计师》等都还觉得可以。有的标题别人有异议但我认为也还可以，如《儿打天下老子坐》，说的是儿子获得亚洲散打冠军，老子拿儿子的金杯压阵办起一个武术馆，自任馆长。看着这个标题，某报编辑同志有异议，建议改。我说：“太恰当了，改不得。”最后还是照原题发出来的。
承蒙《秘书工作》杂志的厚爱，陆续刊登过我的几篇调研体会文章，今天我再和广大秘书工作者聊一聊我从监利县委办公室调到湖北省委政研室之后写调研文章的几点做法和新的感悟，与大家交流。
我对写文章（不独指调查报告）有一个自己总结的“七有一无”标准：“七有”即文之有识（见识）、文之有理（道理）、文之有趣（情趣）、文之有物（事例）、文之有情（感情）、文之有文（文采）、文之有句（妙句）。“七有”如同一个人。“七有”中的前三有
我说的“一无”，就是敢于走出文章套路的意思。毛主席是写调研文章的大师，我细读毛主席的经典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个体会就是文无定法，变即为法。他的这个报告与过去包括现在的调研报告写法不大一样，至少有两个地方可能在我们有些办公室主任那里通不过，一是写得太细太碎，一项项的事写得清清楚楚，详细生动；第二是结构不够匀称，8个段落，第8段竟比前7段之和还要长。说来可笑，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竟是带着不太崇拜甚至不大服气的挑剔眼光去读的，竟觉得“大有改头”，可以把8段合成传统写法的3段，并且应该把第8段调上前来；另觉得“大有删处”，太罗嗦了，可删一半。后来仔细又读几遍，愈读愈觉毛主席文章绝妙。妙在哪？妙在变，形式服从内容，文章服务革命，打破戒律，自成一体。毛主席写文章挥洒自如，浑然天成，进入了
一种化境。
时下，党政机关所作的调研与报告存在着一种“八股”现象，我总结了一下，前“四股”是：任务多是领导指派，调查多到县、乡，研究多是网上下载，意见多合上级口味；后“四股”是：文章多是报告式，结构多为三段式，段落都是数字式，语言多是社论式。工作流程的稳定和公文样式的固定，是必要的。但如果死搬硬套，不去创新，我们的调研和调研文章便缺少了活力，也降低了效益，还让人生出厌烦。对这种“八股”现象，有人总结为一首打油诗：一项任务下来，两三个人下去，四五千字文章，六七条建议，八九上十天时间。这种“八股”似的调研和调研文章有点像街头快餐，规模化生产，程序化操作，批量出产品。这种调研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怎样改进？大家见仁见智。我的做法是“沉到底，访个遍，一个月才出一件活”。我这种有别于“八股”的调研方法和调研文章虽然太笨、太土、太慢，像传统的手工作业，却很有实效。
记得我刚调进办公室的时候，同事们指导我，说办公室写材料与报社写新闻是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我一下子不清楚，可我想，能不能让二者相融相通呢？说实在的，办公室传统形式的那些调研材料我还真的不大喜欢看。我琢磨，能不能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呢？第一是把通讯里面生动活泼的事例包括传神点睛的细节描写手法引过来，第二是把通讯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引过来，第三是把通讯的灵活多样的结构引过来，这样，调研文章是不是就变得活泼而不呆板了，变得生动了呢？我这么想着，也就这么写着。回头看我的调查报告与传统形式的办公室调研文章确实有点区别：办公室文章特别讲究出新观点，并且排列整齐，语言铿锵，办公室人员对此也津津乐道。而对写事例并不讲究，一般是泛泛地写，淡淡地写，浅浅地写，生怕写多了写长了，只当个“药引子”，只当个“味精”。我却不敢苟同，我是尽量把我知道的生动的故事
查报告应该也可以做到的。为什么我们调研工作者总要把领导已经拥有的很多信息资料送给他，而吝啬送给领导拥有比较少而又特别需要的信息资料呢？
《建设平安和谐的湖北新农村》，用了几十个农民说的“段子”，比方说写到有些地方六合彩泛滥：“七点钟人人都在商量，八点钟个个人心惶惶，九点钟家家打儿骂娘”；写到偷盗特点：“城里偷在下半夜，乡里偷在上半夜”；写到什么是宗族房头：“同姓湾里大房压小房，杂姓湾里大姓欺小姓”；写到迷信活动抬头：“有物为证，一家一神台，一村一神堂，一方一庙宇；有人为证，马脚师傅比赤脚医生多，道士比村干部多，信徒比共产党员多”，这些语言都是老百姓的原创，生动形象，特别有说服力和表现力。
办公室写公文，总觉得标题太格式化、太呆板，我们平常写的调研报告大都是“关于什么什么的调研报告”，我试图让它活泼一些，当然准确肯定是第一位的，最好是准确到像有经验的护士打针那样一针见血。我喜欢用反问设问作标题，比方说我写的《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税费改革、土地延包之后，种田大户怎么样了？》、《乡镇财政所，不收税了干什么？》、《信访形势怎么看？信访工作怎么干？》，这些标题都比较抓人眼球。我作的较多的是一主一副两题式标题，主题尽量作得“美”一点，比方说《建设平安和谐的湖北新农村
调研报告最重要的着力点还是在调查与研究上。《文心雕龙》上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文章的形式需要讲究，但根本点还在于思想和感情。我理解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能准确地反映最真实的情况，二是在解决问题上有个人独立的思考和看法。好像这两点与创新不大沾边，实际上，相对党政系统调研报告的“思想框框”：“看领导眼色行事，按上级口径说话”，这种创新更显难得珍贵。我感觉我在第一方面可能做得稍好一些。我刚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写自来水厂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和我在十七大前给省委书记写的信，都得到了领导批示，都充分肯定我反映的情况符合农村的实际。好像领导们比较相信我像崔永元一样喜欢“实话实说”。反映真实情况和坚持独立思考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定过一个标准
务员。我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和建议，也包括其他同志提的意见都对这件事起了促进作用。
我听同事们说，省委领导一直鼓励政研室的同志要敢于发表个人不同看法。我曾当面感受过一次。去年底省政府召开农村政策座谈会，在午餐时，省委领导起身下位敬我的酒，表扬我的文章有三个特点：一是大量地占有材料让人信服，二是语言朴实生动有表现力，三是有个人观点。这个评价使我深受鼓舞。
功夫在诗外，积累在平时。我总结文章功夫有“十于”：饥于学、渴于问、惯于思、勤于写、敢于言、淡于功名、薄于应酬、肯于吃苦、甘于寂寞、乐于奉献。我只细说其中两点。
有篇村级调查报告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肯定，自己觉得很难得，还觉得过程有点嚼头，写下来向朋友们交流请教。
当天晚上讨论稿子怎么写，前面来的三位都是我的领导和老师，都是本室调查研究“一等一”的高手，我从基层调来时间不长，加之我没有参与当天的调查，所以轮不到我说话。讨论分工，报告分三部分写，一写作法，二写经验，三写体会，我负责写前两部分，另一同事负责写第三部分。我知道此来就是写稿的，大凡一大帮人马下去调查研究，排在最后的就是写稿的，当然排在前面的大多是写出来的。
我们先到镇里开了一个会，请书记镇长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讲了一些面上的情况和他们掌握的双丘村的情况。双丘村党支书罗太平也作了情况介绍，他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已经破格提拔成国家干部，兼职镇党委委员。有人问“罗支书来了还需要下村去吗？”我说一定要去，总结成绩和经验不能光听干部说，还要听老百姓说，兼听则明嘛。
应该说这一次调研活动时间短，效率高，任务圆满完成，活动胜利结束。但我觉得这事没完，觉得还有文章可做，觉得有个重大机遇在前面等着，我
也说不太清楚，只是一种直感。
我请赤壁市的同志帮忙弄了一套“特别资料”，就是贺国强同志在赤壁市的讲话（可公开发表的），我想作一点研究，看双丘村这个典型有无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作调研的一贯作法，那就是既要吃透下情，还要吃透上情。而这一次不是一般的上情。可惜前面的调查我们没有能拿到这份资料，只是听相关同志简单说了说，这种“二传”往往是不到位的。据我的经验感觉，得到中央领导在一个地方的讲话“原版”，尤其是“内部版”，就等于得到了某种重大机遇。我曾干过几年的报社总编记者，记得当年陈锡添记者能够写出新闻名作《东方风来满眼春》，就是抓住了类似历史机遇。
果然，我在得到的资料上读到，贺国强同志有一段关于双丘村支书汇报工作时的插话。贺国强同志感叹地说：“把一个穷村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村，不容易啊！一个村能搞上去，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是至关重要的。”贺国强同志在包括双丘村支书在内参加的赤壁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会讲话中上有一些很重要的观点，比方说，如何以人为本，如何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贺国强同志的
讲话极为重要和珍贵。
通过学习，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重新打造，就是把贺国强同志的重要思想和双丘村的实践结合起来再写一遍。我的调研习惯，与其“成群结队”不如“单枪匹马”，我的调研经验，有的时候独立作业比团队作业效果好，可以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见解，而只要人一多，就不可能有我的思想主张存在，甚至只要人一多，我写的稿子经常被翻来覆去地修改得“体无完肤”，用宋丹丹的小品语言是“太伤自尊了”。我当时只是想把调查报告写好，写好了又能怎么办也没去想，我认为写调研文章不能过于瞻前顾后，先写再说吧。
产品销给谁？我在重新写作中就已经找到了“新客户”，那就是联系赤壁市的中央专班。中央政治局常委联系赤壁，决不仅仅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赤壁这个小市，而且是为了更好地试点示范指导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该多出经验，多出成果。而我所作的正是帮助总结经验成果。这应该是好事，是帮顺忙。为中央首长的联系点上总结经验，为湖北新农村建设树典型，为我们单位出成果，也为自己“挣工分”，好处多多，何乐而不为？主意已定，我不再犹豫，把材料寄给联系赤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同志。
完成了一桩心事，心里这才真正踏实了。接下来的调研很多，我也没把寄出去的材料放在心上了。我的习惯是：只管耕耘，不等收获，收获会有，无须去等。
那天我正在恩施农村调查，接到中纪委的干部打来电话，说领导同志看了材料，作了批示，肯定报告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要求适当压缩后上报。我迅速赶回来把报告作了压缩处理发了过去。
贺国强同志于2008年12月2日批示：双丘村是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好典型，应总结推广。
既是经济地位，更是政治地位。因此我们的调研工作也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平常都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到我们调研工作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的调研上。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调查研究为党出主意当参谋，一方面要通过调查研究更好地执行党的既定路线方针，所以我们的领导经常强调，调查研究必须讲党性、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如果我们把这一条丢掉了，我们就失去了调查研究的生命或者灵魂。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对此重视不够或者忽视这一点，以为调查研究不过是一般性的工作，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而已，没必要与讲政治扯到一块。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的调查报告就事论事说事情，头痛医头开药方，既不能准确深刻地反映问题分析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从宏观上长远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引不起领导的注意，得不到领导的重视，也就产生不了更实更大作用。
这次我们到赤壁市双丘村调研，更是与平常的乡村调研大不相同，因为赤壁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当时是我们党的重大政治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挂点联系是重大政治行动，双丘村的作法为贺国强同志充分肯定，省委书记亲自安排我们去调研总结，这本身就是一次重大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讲政治，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必须有敏锐的政治觉悟，必须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我的理解，政治责任体现在高标准而不是一般标准、高质量而不是平常过得去的质量、出色效益而不是满足于获得批示能够发表的效果层次上。
政治觉悟体现在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全面理解上，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挂点联系活动的深刻领会上，对贺国强同志讲话精神的准确把握上、对双丘村这个典型的正确解读上。政治热情体现在接受任务上、深入调查上、认真研究上，甚至体现在对报告观点的反复研讨上、对报告语言的仔细推敲上、对报告文字的认真校对上等等。
比方说全室同志利用双休赴江西婺源考察，我就写了《江西新农村建设的九点启示》；再比方说参加省委九次代表大会简报工作，我也写了篇简报工作研究体会文章，并且这些文章都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遇到重大机遇更要绝不放过。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联系监利县税费改革，我曾担任县税改办主任，两年时间里，我认真研究税改工作，撰写了多篇调研文章，获正声同志批示10篇，9篇发全省市县区领导干部参阅。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在群众最着急的事情和领导最关心的问题上，调查研究一定要有的放矢而不能无病呻吟，一定要找准群众的“痛处”和领导的“痒处”，“解痛止痒”是调查研究的本质功能也是机遇所在。我的体会是功夫下得有多深，机遇的回报价值就有多大。
这次双丘调研，我本来是半路加入，我又是新兵一个，我和同事们一同获得了省委书记的批示肯定，我不满足，继续努力，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示肯定。说实在的，我当时就有迎接新挑战、争取新高度的激动和亢奋。成如容易却艰辛，艰辛更在于不一定能被领导和同事理解认同，虽然在我看来是一件大好事，但办事的过程不一定恰当，或者有“操作不当”的地方。
深入的研究非常必要。所谓研究，我认为就是学习、综合、比较、提练和创新的过程。以双丘村的报告为例，至少下了五个方面的功夫，
清泉的讲话，研究湖北省情，研究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情况，
这种细节照应我把它叫做“写文章要用点心计”，也叫“细心作文”。再比方说开头结尾。开头怎么写，我也用了点心，我把第一稿的开头舍弃了，重新开了一个头，开篇写“10月29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参加了湖北省赤壁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干部代表座谈会。该市官塘驿镇双丘村总支书记罗太平作了汇报发言，贺国强同志认真倾听，中间感叹地插话：“把一个穷村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村，不容易啊！一个村能搞上去，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是至关重要的。”结尾呢，我仍然采用贺国强同志的一段很重要的讲话：群众利益无小事，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大事。针对这个问题，贺国强同志在赤壁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干部代表座谈会上，结合代表们的发言讲了自己学习的体会，他说：“科学发展的核心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我体会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失实，避免领导介绍的夸大，甚至避免村干部“过年只管说好话”和群众代表“当着干部面、不能说鬼话”。我写的作法和经验是我通过理论学习、通过实地调查、通过全省比较而形成的我个人的见解。我写的启示，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贺国强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以双丘村的实践为范本，针对全省乃至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来的，这里面肯定有我的三农认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水平低，但不影响我坚持发表个人意见，而我更坚持追求的，是为农民兄弟干点实在活，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做点实在事。
省委政研室是省委的直接参谋助手机构，调查研究是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的主要途径，我是一名新兵，从基层调来，分在农村处，我给自己有个大致定位：参谋专为农民谋，助手就是调研手。这几年我写了100多篇农村调查报告，获得中央领导和省领导批示肯定60多篇，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肯定22篇，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肯定1篇。多数报告刊发在《专送参阅件》和《内部参阅》、《决策参考》上，有些意见建议被吸收到省委主要领导讲话和省委重要文件中，有一篇被批转到省委党校作“主体班教材”，有一篇被收藏到省档案馆作永久史料。跟同事们比，我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用我们老家的话说：丝线穿豆腐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参谋权。江总书记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理解，当参谋助手的更要搞好调查研究，这叫谋之有基、参之有道。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分析存在问题时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对农村改革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是对全党同志的普遍要求，更是对我们这些当参谋助手的特别要求。
政研室是干什么的？我体会三个字“谋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作为参谋助手应与它服务的同级党委政府“齐心协力谋发展”，我们之谋是给领导当参谋，围绕发展出计谋。
区是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部署，是省委书记罗清泉亲自拿在手上抓的一件大 事，从去年5月开始建立以来，清泉同志每月主持召开一次会议，亲自部署安排，经常检查督办，抓得非常紧也非常实。我们积极投身进去，一年时间，我沉在试验区，跑遍了14个乡镇办事处，走访了上百个村、上千个基层干部和群众，写了20多篇调研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13篇，平均每月有1件批示稿。清泉同志批示肯定“余爱民同志关于新农村建设几个问题的探讨很有深度”“调查报告的有关意见很好”。最近写的一篇调查报告获省领导较高评价，昌尔同志批示：“作风深入，总结很好，概括全面深刻，抓住了创新这个灵魂，有许多独到的认识。”春明同志批示：“大作水平很高，读后深受教益。”有关领导安排“稍加修改后以省委办公厅名义，报回良玉副总理”。
出的“农村安全饮水建设和管理同等重要，只重建设不重管理将造成大量浪费”的调研观点成为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思想；省委特别重视村级班子建设问题，出台了一些很好的政策。
在我们这个团队里，谋发展有两种境界，宏观的与微观的，战略的与战术的，长远的与当前的，还包括理论的与实际的，没有绝对区分，但有明显差别，我来自基层，排在后一层次里，我的想法是，先把基础夯实，把底层的事做好，再去学着做宏观上、战略上、长远上包括理论上的事情，万一做不来也不要紧，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湖北是个正在加快发展的省份，科学发展是一项长远而伟大的事业，大事小事都需要人做。就按诗人道格拉斯-马奇说的：倘若你不能成为参天大树，就去做一片灌木丛林吧！成败并非大小——只在于你已经竭尽所能。
有句话大家认为很经典，据说是我们单位一位“老参谋”说的：“写报告提建议，要抓到痒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常给父母亲抓痒，也要兄弟们给自己抓痒，被抓的感觉特舒服，像喝肉汤一样。抓痒只是个比方，我理解意思有四，
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里。对于这些，不仅要原原本本地学习，而且要认认真真地研究。党的十七届三中会会召开前夕，我把胡锦涛总书记赴河南和安徽两省考察沿途每到一处的讲话收集整理，写了个《两省考察播撒七大三农思想
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呢？我在其中确定了8个重点课题，并根据轻重缓急排了个序，我想本年度的调研课题都有了，这一场会“混进来值”。
没有调查就没有参谋权，当好参谋助手尤其要搞好调查研究，这叫谋之有基、参之有道。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分析存在问题时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农村改革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是对全党同志的普遍要求，更是像我这样一名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新兵”要努力去做的。
要想助之有益，必须助之有力。助手之力从学习来，我的学习着重四个字：扬长补短。比较而言，我的长项是实践和调查，我的软肋是理论和研究；扬长就是深化调查研究，补短就是强化理论学习。
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著，如《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我特别找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来学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能找出来的我都找出来学习。我还找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的调查研究文章来学习。通过学习，我有了新的收获和体会，先后写了《江泽民调查研究思想研究》、
《党的三代领导人调查研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我党调查研究思想特征》、
《新时期调查研究的问题与对策》和《我的调查研究体会》等多篇文章，总计十多万字，自己的理论素养也有了长足的提高。
2008年，我写了26篇调查报告，发《专送参阅件》16篇，得到省以上领导批示12篇。我写的《喜看科学发展观生根发芽在山村——湖北赤壁市双丘村新农村建设调查》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同志的批示肯定。同时，经我调查首写或者参与推举的几个农民典型，迅速在全国形成“新闻效应”。“保存十年负担卡，再向总理说实话”的监利农民朱建华成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写朱建华的新闻稿两篇获省新闻一等奖，一篇获中国新闻奖）；“跨市连乡三十村，租种农田两万亩”的大冶农民侯安杰受到国务院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并颁奖；还有“开发荒地两万亩，规模经营三十年”的刘文豹被评选为2008年中央电视台“年度三农人物”。
做好参谋助手应有五种精神，我把它叫做“手上五劲”：
室副主任时，还兼着税改办主任、乡村化债办主任等四个主任，都是县里的中心工作，都要进行阶段性检查，并且是省里统一检查验收，工作任务繁重，但我两年时间里还是抽空写了30多篇调研文章。有人问我是怎样做到的，我觉得不过是勤奋而已。
毛泽东同志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又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坚持搞它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我个人的打算是两句话：把参谋当事业，坚持坚持再坚持；让助手成专家，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位”老参谋”有句很经典的话：“写报告提建议，要抓到痒处。”抓痒只是个比方，我理解这句话有四层意思：
产品“主销“省委书记和分管三农的领导。要想调研产品有“销路”，必须研究“主客户”的新意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产销不见面”。怎么办？靠揣摩、研究。如果说“多研究事、少研究人”，这是对一般干部的要求，那么，政研室写调查报告和写讲话材料，必须在研究人上下点功夫。要研究领导的会议报告尤其是脱稿讲话，研究领导的活动行踪尤其是现场讲话.研究领导的批示，包括研究领导的风格和个性，甚至研究领导读的书和看的报。
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所在，是贯彻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调查研究既是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又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它是保证科学决策与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前提。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全党同志“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提高政策水平，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落实好”。
如何做到“三个深入”，争取“三个提高”，以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促进各项工作又好又快落实，我结合调查研究工作的实际，先从问题谈起。
沉不下去是说调查方面的问题。提不上来是说研究方面的问题。提不上来是指不能从调查的具体情况中提出正确的决策和政策来。其主要原因是研究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其问题大多在于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待调查得来的情况和材料，大多没有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比较的、辩证的研究。提不上来这个问题是研究部分的问题，但也与调查部分的问题密切相关。
相对而言，沉不下去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沉不下去，就很难弄清楚实际情况。陈云同志曾说：“难者在弄清楚具体情况，而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那么，何谓沉下去呢？江泽民同志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所谓深入基层，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班组，亲自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当前，针对有些同志调查研究沉不下去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种状况和原因。
新城，忙着工业园建设，连一些乡镇的同志也在忙着这些大事、大项目，仔细想想这些事也是建设发展的大事，确实也该忙。但是，如果只忙着这些“大事”，便很容易忽视去基层调查研究。
有的同志主观意识严重。他们下基层去调研也开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会，但总是自己讲的多，群众谈的少，自己好像是先生，基层干部群众是学生。这种座谈会，往往是自己开篇长，结尾长，中间好不容易让群众发言，人家刚一开口，便又被他接上去了，又是长篇大论地讲一通。一场座谈会谈不了两个人，一看表，该吃饭了。这种人往往只想听报喜的事，不愿意听报忧的事，只想去寻找自己已有观点所需要的材料和论据，并不想去了解基层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
有的同志不注重调研的方式方法，基层跑了不少，群众访了不少，情况听了不少，但总是找不到主要矛盾，看不到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更找不到具体的解决办法。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
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又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里人上街听了很多新奇的东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问题与责任问题是一体的。共产党人的全部责任，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那么调查研究，就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请教，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教育。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一贯重视调查研究。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一些城镇的解放，迫切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寻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的便利之地。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在赣南的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做群众工作的时机，进行了调查研究。毛泽东寻乌调查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寻乌调查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在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我们只有具备了对党的事业的强烈责任心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才能真正解决调查沉不下去的问题，才能主动探索调查研究科学的方式方法。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调查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我们要始终坚持求真务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及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重实际、摸实情、说实话、出实招、求实效。在多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实践中，我感觉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少一些匆匆忙忙，多一些从从容容；少一些提前安排，多一些随机抽样；少看一些路边花，多观一些里面景；少一些干部包场，多一些群众参与。
调查要返璞归真，研究要解放思想，方式要对立多元，办法要有效管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直接作用调查研究的效果。在调查研究的实际工作中有以下几种常用方法：
此外还有观察法、问卷调查法、统计调查法、史料调查法、抽样调查法、专家调查法、网络调查法等。这些形式多样的方法各有各的长处，同时也各有各的局限性。在实际调研中往往是几种方法交替使用，综合运用，相互补充，以求对客观实际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说到调查研究的方法，陈云同志有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不唯上”不是不听上级的，“不唯书”不是不信书、不读书，落脚点是“只唯实”，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了解、处理和解决问题。“交换”即交换意见，获得全面认识和深入认识；“比
较”，左右比较，前后比较，上下比较，多个方案比较，多个预期结果比较，比较优劣，比较高下，从而做出最佳选择。“反复”就是承认事物有一个过程，反复考虑，不断深化。陈云同志的这15个字，是对我们党调查研究思想的经典阐述，也是调查研究方法论的核心。
作出决策靠调查研究，落实决策也要靠调查研究，修正决策也就是再决策，还是要靠调查研究。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和任何事情，都有把真理和实际结合的过程，而实际情况总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可能摸清楚弄明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结合，需要调查研究；把中央和上级的决策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需要调查研究。如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说的话，那么，下级部门，特别是基层，要做好各项决策的落实工作，更离不开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那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以会议落实会议，并且上面怎么说，自己就一字不漏地照着说，不敢修改，不敢补充，不敢完善，这样的落实必然会变形走样。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从这个角度讲，调查研究是决策者的第一要务，也是落实者的第一要务，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落实权。
作为服务领导服务决策的参谋机构，调查研究尤为重要。如果离开了调查研究，绝对不可能当好参谋、搞好服务，如果做的是不正确的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当好参谋、搞好服务，有可能的是当歪参，作误导，出馊点子，使领导受蒙蔽，使领导的工作受影响，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办公室、政研室系统，包括一切服务领导、服务决策的机构，都应该特别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参谋权。
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影响广泛而深远。为了伟大的政治抱负，毛泽东一直没有间断过调查研究工作。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多多少少会有些记忆，至少记得他老人家穿白褂、戴草帽、看麦穗的那张彩色照片吧。这是毛泽东深入到农村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的一个生动的历史见证。
我这两年忙里偷闲、零零星星地“读毛主席的书”，对其中有关调查研究的著作颇有兴趣。我时常研读这些著作，并认真做阅读笔记。跟着毛主席学习调查研究，感觉受益匪浅。同时，我也看了一点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来龙去脉。对此，我都做了一些“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笔记，有了一点“个人与别人”相联系的体会。应《秘书工作》之约，我把它总结成四个方面。
注重调查研究，一贯倡导调查研究，长期不懈地坚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人生中与众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7年到1971年的50多年里，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从对一村、一乡、一县的调查，到对几个县、几个省乃至大江南北各条战线的调查，有文字可查的就有上百次之多。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从早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上世纪60年代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办不办公共食
堂、《农业六十条》修改制定的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三点：一是都是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二是所调查的事情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大事难事，三是对农村的调查更多。
毛泽东对农村调查“情有独钟”，虽然他对工、农、商、学、宗教等各阶层、各行业都做过调查研究，但总体上看，还是面向农村、调查农民问题居多，并且是真正系统地、全面地、历史地、深刻地调查研究。1941年毛泽东就说过：“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党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就有两次主要是面向农村的。
近日读《邓子恢自述》一书，见邓子恢在1962年7月9日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六十条是从哪里来的，是毛主席刘少奇亲自调查最后总结出来的。少奇同志下去调查，自己背包袱，改名换姓，不叫刘少奇，在上海一个大队里住了18天。毛主席亲自回到家乡访了12个农民，才决定食堂解散，粮食到户。小队核算也是毛主席亲自摸的。”六十条的功过和小队核算的对错我们此处不论，毛泽东注重解决农村实际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的做法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毛泽东说的为全国人民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调查研究必须有这样的群众思想作基础、作指导。毛泽东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搞调查研究，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平等待人，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的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以老爷式的，不可以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用事先订好的什么“调子”或“框框”去限制被调查的人或者束缚自己。这些话说的是调查研究的态度和作风，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来一去需要一座桥，这座桥就是调查研究。所以，“调查要匹配真实材料，必须深入群众，要和群众交朋友”，要“向群众寻求真理”，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促进了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确立，成为我们党群众路线的重要内涵。
此外，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根据毛泽东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
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做领导工作的重要任务，并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党的纪律：“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要经常进行，坚持不懈，认为一劳永逸的调查是没有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多次在报告中用单独的章节讲到方法。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专题讲到调查研究的技术，也就是方法。12年后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又讲到方法问题。另一篇《关于农村调查》中再一次讲到方法问题，并且是用两个部分讲这个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的好几篇经典著作都是运用这一方法写成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具体问题要作出具体分析，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毛泽东习惯运用唯物辩证法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主张对事物既要有一般了解，也要有典型剖析；既要重视一般，也要抓住个别。毛泽东尤其重视对个性的典型分析，把典型分析的方法比喻为“解剖麻雀”。他还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说，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么，仍旧是没有发言权。”（《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注重把辩证逻辑运用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观察、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方法。他打过一个有名的比方：“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
毛泽东多次运用并且在多篇文章中讲到开调查会这一方法，他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在1927年至1933年间“用六七年时间”所做的十几个有系统的农村调查，多是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完成的。据专家统计，“调查会”一词，在21万字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出现18次。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
调查，第二是开调查会。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就“怎样开调查会”回答了大家的问题，较为详细地谈了自己多年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也就“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样使对方说真话”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还有两个重要的调查研究方法，那就是“两个结合”，即把调查研究和报告写作高度结合在一起，把实践活动和理论总结高度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结合调查研究所进行的写作可分为三类：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是其中最典型的作品。在毛泽东的著作集中，有一部专门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和根据调查所制定的文件，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集中体现。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留给后人如此丰富多彩的调查文集。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现在的“党八股”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话有些过激，但现在的文章和讲话，确有以下通病：
百姓话是中华语言之根本，清新文风之源头。百姓话朴实。讲真话、说实话，不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不随领导的意志转动，有一说一，一就是一。百姓话准确。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百姓话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百姓话深刻。平常生活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很多话看似浅显，实际深刻着呢。百姓话简洁。不转弯抹角，不枝枝蔓蔓，更不显摆。百姓话鲜活。生动形象，不刻板、不单调。百姓话生命力强。如北方沙漠的胡杨树，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
在多年的调研实践中，我感到说百姓事还是多用一些百姓话，说得会更准确更生动，听得会更清楚更明白。一次，在取消农业税后的调查报告中，我引用监利县农民的两幅春联“千年等一回、种田不交税”、“开天辟地头一回，农民种田不交税”。农民的春联虽然“对仗不工整”，但那是农民的心声，所以这两幅春联迅速为全国报刊文章广泛引用。我的调查报告《大冶农民侯安杰，跨县种田两万亩》，开头部分借用农民侯安杰的四句话“不搞规模经营，没有钱赚；不相信科学种田，没有钱赚；不使用机械作业，没有钱赚；不看准市场生产，没有钱赚”。这四句话成为湖北农村工作的“经典语言”。在调查总结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成绩的调查报告中，谈到路修好了，我们引用老百姓的话，过去出门“穿一双鞋、带一双鞋，走一节路、搭一节车”，现在“开了家门，就上车门，一直通到天安门”。谈到渠道疏通了，引用老百姓的话说：“二十多年全被淤，抽不进来排不出（水），而今疏洗得畅通，感谢建立试验区。”仙洪试验区有一个最大的经验作法，那就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这一比方成了省委领导讲话的常用语，甚至写进了省委文件。我们调查总结鄂州城乡一体化试点情况，老百姓说到城乡实现统一医保时说，有了医保“撑腰”，医院家家是满的，医生个个是俏的，过去有病不敢治，小病拖着，大病扛着，得了绝症就等着（死），现在有病岔到（方言，意为“随便、放开”）去看。横山村支书罗修安编有几句话：“种田不要税，读书免了费，看病不大贵，老了还装个保险带（养老保险），农村政策确实好，农民感谢党的爱。”这些话被很多基层干部和读者摘抄下来。
我有多篇调查报告的标题，也是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原创”，像《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乡镇财政所，不收税了干什么》、《喜看科学发展观，生根发芽在山村》等等。有篇总结洪湖市“林水结合”模式的调研报告，我“苦心经营”了一个标题《让我栽上两岸树，帮你疏洗一条河》，曹市镇的老百姓看了却说“这个标题看上去很美，但有点显摆，不如直接写《你让我栽树，我帮你挖河》”。政研室的同行们一致认为老百姓作的标题比我的原题更简洁更明了。我们在调研报告中引用老百姓这些口头语，不仅为基层干部肯定，也为省委领导欣
赏，更为广大读者喜欢；不仅增添了报告的可读性，也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更增加了决策参谋的质量，增大了服务“三农”的效益。
说百姓话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要有对老百姓的感情和贴近群众的作风。所谓文风问题说到底还是党风问题和作风问题。时下有的领导干部说话写文章总喜欢“引经据典”，却从来不去引用农民怎么说，下岗工人怎么说，弱势群体怎么说。好像觉得只有“引经据典”才显得学识渊博，才见得功夫水平；觉得农民和工人的话没有分量，甚至认为不合领导身份，不入文章风格。这有点像有的人总喜欢炫耀有几个富亲戚而从来怕提自己还有几个穷亲戚一样。说白了，这还是对百姓的感情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言为心声。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有个著名论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又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有了热诚服务群众的感情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说百姓话并不难，提倡说百姓话的文风也会跟着形成。
写领导讲话稿要弄清三个问题，给谁写、写什么、怎样写。所以要做到“三研究”，研究人、研究事、研究文。这里，谈点自己的体会。
邓小平同志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深刻揭示了文稿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性。起草领导讲话稿是秘书人员服务决策和辅助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自身政治素质、理论水品、思维能力和写作功夫的重要途径。让领导满意是起草领导讲话稿的首要标准。只有领导点头了，才算是“大功告成”。想让领导认可，就一定得研究领导。可以说，准确把握领导意图是写好领导讲话稿的关键环节。
需要强调的是，跟着领导跑，不能“甩手甩脚跑”。不管领导安排没安排，要求没要求，相机、录音笔、笔记本都是应该带的，只要没有特殊交代，领导“开讲”就“开录”，回来后整理成文，特别是对领导脱稿发挥的内容，要进行“再消化”，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对把握领导意图很有帮助。同时，跟领导的过程中，精彩的观点要记，典型的事例要记，重要的人名地名事名要记。这是跟领导的责任。
找领导原来任职时的讲话材料学习研究。平时注重积累，建一个资料库，把所服务领导的资料都放进去；建一个思想库，把领导的思想整理后放进去；建一个思考库，把自己学习领导讲话的心得体会连同对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思考都放进去
准备思想。有位老政研人教导我，“要把最好的粮食卖给国家，要把最好的思想贡献给领导”。准备的不一定有用，但多少给领导以参考、以启发。帮领导发掘思想。领导要讲话了，稿子怎么写是给办公室的一道题。这种情况下，要积极主动地请示领导，求得更多、更明确的指示，然后按照领导指引的“大方向”前进，向领导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发掘。如果能和领导坐下来商量研究最好，当面接受领导意见，大胆提出自己想法，互相交换、互相启迪、互相促进，一起深化思想、细化内容、具体化提纲。帮领导扩展思想。领导有指示或者批示，其思想可能来自一个点、一件事、一个方面或者一个阶段，这种思想需要秘书进一步做好点和点的链接、事和事的整合，需要方方面面通盘考虑、短期中期甚至长远谋划。帮领导完善思想。把模糊的弄得更清晰，把零碎的弄得更完整，把片面的弄得更全面，把断层的弄得更系统。
讲什么事就要研究什么事，但也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应以所讲事情为中心，全方位、立体式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回到事情本身上来，以更好的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述。写什么就看什么，很多现实的大问题，早就是专家学者的大课题，所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专家”立上头。有针对性的看点理论著作，会增加讲稿的“高度”和“深度”，增加决策的“科学”和“理性”。
的来龙去脉，寻找其中的经验教训，挖掘里面的本质规律。查档案材料、看历史文章、访问老同志都是找前头的方法和途径，比这更重要的是学会分析历史，解剖过程，得出指导当前工作的有用结论。
的人往往容易脱颖而出。我认为，研究工作有四大主体——讲话的领导，基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还有写作者自己。应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对“主观的抽象分析”；坚持走群众路线，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反对孤立地僵化地看问题。研究工作可以采用“三四五研究法”——在对讲话材料的研究上，
去伪存真选有用的材料，去粗取精选典型的材料，去同求异选特色材料；在对讲话思想的研究上，由前到后系统地看，由内到外比较地看，由点到面全面地看，由表到里本质地看；在对讲话措施的研究上，说自己的话有思想性，解决现实问题有针对性，代表前进方向有科学性，指导全局有普适性，“跳起来摘桃子”有可行性。
衡量领导讲话稿写得好不好应有三项标准，一是领导满意度，二是听众认同感，三是实际操作性。三项都做好确实不易，要下大功夫，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规律、提升水平，力争做到让领导满意，让听众满意。
主题如旗。写讲话首先要确定主题，主题是讲话的灵魂。正确、鲜明是对主题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
写领导讲话稿需要宏观谋篇、战略布局。必须先拟出提纲，而不能随感而发、随意而写，更不能信马由缰、写到哪里是哪里。因为领导讲话常常是代表一个班子、一个集体，讲话提纲须送领导审阅同意，重要讲话的提纲还要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领导讲话提纲怎么写？
无论写讲话还是写文章都要用到材料，如果说观点是文稿的筋骨，那么材料就是文稿的血肉。我体会，材料如粮。
俗话说量体裁衣，写讲话稿跟做衣服一样，也要“量身定做”。
写得太长而致讲得超时。
写领导讲话稿，有很多的语言要求，重要的是把握三点：
为你是领导他是部下，他不能不听；因为你布置工作他回去落实，他不可不听；还因为他的帽子你管着，他不敢不听。有的领导对于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给以现场处罚。我看一并要处罚的人是不是还有讲话的领导，包括写稿的秘书呢？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想要人愿听，就要在思想深刻性、事例鲜活性，语言生动性等多方面下功夫。鲜活的事例让人愿听。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身边的、最近的、鲜活的、适量的事例是能够让讲话生动起来的。有些同志写讲话稿，一味追求语言的精练干净，很少写事例，为什么不能把精彩的观点和鲜活的事例结合起来写呢？生动的语言让人愿听。要学会运用比喻、借代、排比、对仗、拟人、拟物，夸张、反问、设问等修辞手法和议论、抒情、描写、说明等表现手法。要学会运用领导语言、学者语言、诗词语言、网络
语言、群众语言等。前段时间网络热捧大学校长“根叔”的演讲——十几分钟讲话赢得数十次掌声，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把网络热词类似“打酱油”、“蜗居”、“蚁族”、“被就业”等用上了，这些新潮语言当然引起当代大学生广泛共鸣。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的现象，说这叫“不负责任，到处害人”。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所谓精雕细刻写文章，功夫多在修改打磨上。
（2011年）
我带了个学习题目“如何做好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题。胡总书记在庆祝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讲话中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胡总书记在5月底6月初视察湖北时的讲话中特别要求“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中国是“三农”中国，群众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湖北是农业大省，群众工作的主体对象是农民。各位都是最基层的干部，天天和群众打交道，天天在做群众工作，你们是真正的行家里手，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都是你们的学生。
我是谁，人民日报曾经有篇写我的文章，题目是“余爱民，农村调研土专家”，大家就叫我“土专家余爱民”吧。其实我跟大家是“一伙的”，我当过农民，当过村干部和小组干部，后来“被提拔”当了乡镇干部、市和县的机关干部，现在是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干部，这么多年我的主要工作是走乡串村搞调查，农民的饭桌就是我的办公桌。这次参加全省“三万”活动进村入户访民情刚回来，这双手刚和村干部、和农民握别，还是热的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谈十句话，咱们一句句地谈，谈得不对，请各位批评指正。
什么叫“情为民所系”，我的理解就是时常想着农民。胡总书记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能把我们放在心上”。
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究竟是什么特殊关系呢？党的历代领袖有一些形象而深刻的“比喻”，省委书记李鸿忠在省委九届十次会体（扩大）会议上将此总结为“九种关系”：鱼与水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血与肉的关系，血肉不能分离；舟与水的关系，水载舟亦能覆舟；种子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土地的种子不能生长发育；末与根的关系，人民是根，我们是末；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拜人民为师；儿女与父母的关系，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仆与主的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我们的主人；工具与使用工具人的关系，工具没用了，或者说工具用得不顺手，就会被扔掉。
有村支书说，我与农民天天在一起，说什么想不想的，这不是个问题。我看不一定。一家人天天住在一屋，吃在一桌，你能说做媳妇的为公公婆婆想了很多
吗？你能说做父母亲的为子女想得周到吗？有个词叫“咫尺天涯”，什么意思？就是说看起来近在身边，实际上远在天边；还有个词叫“同床异梦”呢。实际情况的是，大多数基层干部是想着农民的，也有极少数基层干部想农民少了，想自己多了。有这样四个问题：有的干部轻视农民，认为农民水平低，素质差，如有农民插嘴说话，连声喝斥“去去去，你知道个什么”；有的干部厌烦农民，见到农民来要“低保”就烦，听到农民到乡镇上访就躁，说起“钉子户”，“眼晴里飘绿火”；有的干部无视农民，不和群众商量，不经群众同意，自作主张把村里的山林卖了，把集体的渔塘包了，还说“卖了包了你能咋样”；有的干部伤害农民，强拆农民的房子，侵占农民的耕地，甚至动手打伤农民，扬言“你告到天王老子那里我都不怕”。
我们说做群众工作首先要有群众观念，说白了就是当干部心里要想着农民。有事无事想着农民，大事要事想着农民，急事难事想着农民，好事乐事想着农民。
时期党和农民交给我们村干部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一些难事。比如发展经济、防汛抗旱、信访维稳、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卫生防疫、调解纠纷、拥军优属、基层党建、廉政建设等等。“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群众千条线，干部一根针”，咱们村支书、村主任就是上上下下千条万线都要穿过的“针鼻子”。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我从基层到省城深有体会，难不过老百姓，累不过村干部。替农民解难，为农民服务，让农民满意，最苦最累也值得。
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胡总书记在庆祝党的九十周年讲话中有句十分动情的话：“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群众是爱我们的。革命战争年代，老百姓宁可自己被砍死，也不交出家里藏着的共产党员；宁可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枪杀，也要把烈士的遗孤保下来；为给红军疗伤，新娘子把陪嫁的合欢被抱出来，红嫂子把乳汁献出来。这种感情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比方说我们省委政研室“三万”活动组7个同志分住在团风县锥子河村两个农户农里，我住的那户农民徐再明，把儿子准备结婚用的新房和新床让出来给我们，另一户熊昌喜，母亲去世两年，门上贴的是绿对联，他怕我们看了不舒服，悄悄地把绿对联撕下来了。我在民情日记中写道：“只要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区人民的心永远是滚烫的，人民群众的情永远是挚烈的！”
绝大多数干部是爱群众的，但现代民谣里说到三种不正常的现象。
户比较少。
开山治水，把山头搬掉，把洪水制服。群众说他是闯书记爱磨事，千辛万苦铺富路，村民收入由2002年的1000多元，增长到4200多元。群众说他是憨书记常吃亏，总念群众冷和暖，家里种有17亩地，卖粮的钱差不多全花在10多个孤寡老人和智障村民身上。2010年患癌症后，他仍带病指挥抗旱，终因体力不支而晕倒，去年9月，严大平同志去世，他用48岁的生命谱写了对农民的爱。省委、省政府授予严大平同志“优秀基层干部”荣誉称号，并作出在全省深入开展向严大平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胡总书记在庆祝党的九十周年讲话中要求“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知民情是前提，是开展群众工作和农村一切工作的基础。有句古话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温总理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和农民就不懂国情。”机关里有一些“三门”干部确实不大熟悉农村和农民，也有一些原来从农村上来的干部后来很少到农村去了，对新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是太了解。所以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这次“三万”活动，其针对性是很强的。我们身在基层，肯定比上面的同志更熟悉农村和农民，但也有这样一种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隔得太近可能看得模糊。
如何做到知农民，胡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三问”、“三深入”：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只有多问才能详知，只有经常深入才能充分了解。
我对农村情况知之不多，最多算个“半灌子”，这次参加“三万”活动总算又加进了“一杯水”。通过家家户户访民情，了解了黄冈农村情况，知晓了农民所喜、所忧、所怨、所盼。这是我们研究政策、服务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对村干部搞好群众工作或许有些参考作用。
时代，我要争取活到一百岁。”
全省农村，情况各异，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农村情况也远不是这几忧几盼所能概括的。大家有必要全面地、系统地、定期地摸一摸、查一查、想一想，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情况不明那叫抓瞎，农民最怕瞎指挥。对有的上级领导干部患“白内障”或许农民还能理解，而我们就在群众身边，我们不是“青光眼”，不能当“睁眼瞎”啊。
胡总书记在庆祝党的九十周年讲话中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群众工作说到底就是要让农民发家致富，这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农村工作的核心所在，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难最重的任务。去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831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16058元，农民与市民收入差别比是1：2.75。要让全省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任重道远。
胡总书记要求我们“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从
疾苦”。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帮农民特别体现在改善民生上，体现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上。
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胡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时的讲话中强调改善民生做到
当一届村官，是不是应该完成“七个一”的民生工程。修一条路，建一座桥，疏浚一条渠，改造一个泵站、办一个自来水厂，搞一次电改或办有线电视、建一个文化活动场所。因村而异，“酌钱”处理。我算了一下，每项工程20万元，大约需要140万元。到哪弄这么多钱呢？我作了一个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的调查，很多村用的是“八找”的办法：找上级争取项目，找外地客商承办（可以创新产权置换方法通过招商引资解决），找蹲点联系的，找在外当官的，找在外当老板的，找在外务工经商的，找村办企业，找“一事一议”（前提是一定要农民同意）。只要肯去找，肯定能找得钱来。有村支书说你这是要我到处化缘、沿街乞讨啊，也是的，在眼下村级集体经济单薄的情况下，要想改善民生、办些公益事业，还得学做“洪七公”。
特别关心“三留守”人员。各级党政组织都在关注关心这个问题，基层应该并可以做哪些事情呢？村里经济状况好的可实行“凡老皆上养老保险”、实行“凡老皆免费查病”、实行“常见老年病免费医治”；所有的村都应该建立老年人文化活动阵地、与有关方面联系开通免费亲情电话服务、建立村级（或自然湾子）留守人员互助会、建立留守人员登记制度、联合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开展关爱留守儿童行动。
维护农民权益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村干部的重要责任。胡总书记要求我们“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维权的内容很广泛，我这里主要谈一下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和落实惠农政策两个突出问题。
土地权益是农民最根本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专门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一部法律。尽管有法可依，但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事常有发生，成为新时期农民上访求助最大的问题之一。当前土地侵权有五类：农户侵权、
大户侵权、企业侵权、债主侵权、村干部侵权。原因有五种：有的地方第二轮土地承包没到位，后期完善不彻底；一部分乡镇搞过“两田制”后来没完全纠正；城镇化、工业化与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占地较多；村级债务重；农民外出务工弃田不种不管。村干部应做到两个坚决：坚决落实土地承包权，确保确权到人、确地到田，发证到户；坚决落实土地流转权，既不强迫流转，也不阻碍流转，既不打压流转价格，也不克扣流转收入，引导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流转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应做到两个决不：决不以个人或集体名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决不可以放任其它主体侵害农民权益而不管，当前要特别防止因招商引资流转土地而侵害农民权益。
特别说一说妇女土地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妇女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其土地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我随省妇联领导对此作过一个专门调 查。受到损害的主要对象：普遍问题出嫁女，突出问题“三村”女，重点问题务工女，棘手问题离婚女，部分问题招婿女，个别问题空寡女。突出环节：婚姻中的损害，丧偶中的损害，征地中的损害，改制中的损害，务工中的损害，流转中的损害。主要表现：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在婚姻中普遍流失；土地补偿分配权在征地中被强行剥夺；土地股份权在改制中遭到挤占；土地收益权在流转中打了折扣。原因分析：根子在封建文化歧视，诱因在经济利益趋动，缺失在法律政策滞后，症结在村规民约违法，软弱在自身素质不强，不足在维权工作乏力。村支部村委会要在维护妇女土地权益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要加强对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宣传和辅导工作，提高本村妇女当家作主的地位，特别要建立符合法律规范的村规民约，勇敢地为受害妇女说话办事，支持受害妇女通过政府调解和司法救济途径解决问题，坚决把本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好，坚决把本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问题处理好。
担卡不到位，将机动田归到村干部名下领取粮补而不发放给耕种户，民兵连长刘某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村支书刘某涉嫌其它违纪问题受到立案查处。有个女村支书也在这上面犯了事：据楚天都市报报道，阳新县德夫村女支书，谎称丈夫为痴呆，虚报公公、弟媳为特困户，套取救助金1620元，虚报5户嫡系亲属为低保户，领低保金16770元，本人受到撤职处分。最近这么多的村干部受处分，表明省委下决心整治的严厉态度，我们应该引以为鉴，决不可重蹈覆辙！
村干部在惠农政策落实上必须做到六不六要：不可贪、不可挪、不可抵、不可迟、不可歪、不可欺；要公开、要公平、要公正、要及时、要全部、有进卡。
农业安天下，我们安农民。“安”字是上下结构，上有房子，下有女人。新时期安的含义越来越广，安在和谐中，安在稳定中，稳定是硬责任，是第一责任。
总体看，农村社会是和谐稳定的，农民在安全、平安的环境下劳动生活，但有些地方也存在“不安”的因素。
说到稳定问题，有必要说说信访问题：新时期农民信访问题有“四个转变”：目标上由状告干部向维护自身权益转变；内容上由农民负担问题向政策落实问题转变；形式上由单枪匹马向成群结队转变；层次上由找基层到找高层转变。四个突出问题：最大的是移民问题，其次是土地问题，第三是涉农收费问题，第四是生活困难问题。原因分析：发展不够带来的，政策不落实引发的，决策不科学造成的，干部作风不扎实产生的，机制不健全影响的，信访观念错误导致的，信访结果负面效应助长的。村一级好比长江大堤前面的一道“子堤”，村干部要死守长江防汛的第一道防线，决不让洪水漫过甚至冲垮“子堤”。群众上访是群众的
权利，我们要正确看待，群众上访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们要切实负起责任来。要管好自己的人，管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门。有人说“群众上访说明干部无能”，这话过于绝对，但也有道理。能把一个村上千号人治理得“水不动、鱼不跳”那可是真本事。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革命和建设依靠群众取得成功，改革和开放依靠群众取得胜利，村干部周围都是群众，办一切事情都要依靠群众。
凡事要好，需问四老：凡事问一问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眼光阅历、分析判断能力相对要高一层，值得我们尊重。每事求教，有益无害，这是村级科学决策的一个必要环节，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毛主席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有人说，严重的问题是放松了对农民的教育和组织。这句话可以讨论，也确实反映了一定的客观存在。绝大
多数农民是勤劳善良的，是遵纪守法的，是诚实可信的，是通情达理的，是可亲可敬的。农民中也有左中右啊，有的农民，只想“多取”，不想“少予”；只要放活，不要管理；只愿进钱，不愿还债；只认国家，不认集体；只服高级，不服“挨级”。现在有一种1%否定99%的现象，一个农民反对，全村老百姓同意的事就办不成；一条大道通全村，一户不让经过你就没办法往前铺。有的基层干部说，发钱是工作，出钱买平安，贴钱办事情，给钱开大会。这我信，我这次驻点的有个村，给农民培训农业生产技术知识，要付给听会农民每人每场20元，请村里农民听3场，每人发了60元听课费。这除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做得有方得法外，也反映当前组织群众的一些难处。
我在农村调查中，确实感到有的农民那里有四个问题：
教育农民的问题要正确看待。农民肯定需要教育，比农民更需要教育的是干部，因为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比农民严重得多。农民身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问题的根子还在干部工作上，或因我们忽视了对农民的教育，或因我们的方式方法不对。有些问题并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干部的眼光问题，有的干部还在用已经过时了的工作标准来要求农民，甚至有的干部对农民抱有成见。个别农民确实“做过了”，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干部过去做得“太狠了”逼出来的呢？
我认为，对农民的教育是农村群众工作的必要内容。要做到“十个加强”：既要加强爱国爱党教育，也要加强爱乡爱村爱家族的教育；既要加强法律教育，也要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既要加强政策教育，也要加强感恩教育；既要加强致富技能教育，也要加强生活文明教育；既要加强个人和家庭卫生教育，也要加强乡村环保教育。采用三种方式方法：一要贴近实际开展教育活动，二要丰富载体抓好文明创建，三要寓教于乐搞些文体活动。
做好新形势下农村群众工作，必须炼就一身真本事。
胡总书记在庆祝党的九十周年讲话中强调：“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胡总书记在湖北考察讲话中要求：“要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
说：村官确实很辛苦，但也很锻炼人，当一回村官，世界观、人生观会有大大的改变，意志、品质会有大大的增强，尤其是能力和水平会有大大的提高，一句话受益终生，用河南话说：“中！”
民团体的关心，支持合作组织、社会中介、企业单位以及姓氏长老开展工作。比方说综合运用：综合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采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比方说借助现代手段：开广播会，搞歌舞晚会，用手机发会议通知、安排工作、用QQ和群众谈心，还可以开个微博发表见解，上网和群众聊天，特别是和外出务工农民进行网上交流。
结束谈：
最后给大家讲个故事：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巨人英雄叫安泰，他力大无穷，所向无敌，但是他有一个“致命伤”，只要他离开大地母亲盖娅，他就失去一切力量，他的敌人知此而把他举到半空中，然后将其扼死。人民群众就是共产党人的大地母亲，脱离群众就是共产党人的“死穴”。只有深深地扎根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就一定能取得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伟大胜利。
十谈到此结束，有兴趣咱们下次再谈。
感谢省委副秘书长、黄冈片
（
（一）“三万”活动机遇重大
太短暂，不让一天空过去。
访调查且不说，仅是写调查报告就占了12分。辛辛苦苦三个月，历史机遇三个月，人人都想当先进，组组都在争优秀。一分压倒一批人，何况占了12分。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所以才有肖秘书长组织的这次专业培训活动，这是为了我们黄冈片
（二）调查研究至关重要
我有一个
识事物的一个过程。它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了解，直接或间接地搜集客观事物的各种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处理，以获得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这个过程有两个环节，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了解，收集各种数据和素材，进行感性认识的过程，叫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概括、整理、归纳、升华的过程，叫研究。两个环节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我在学习中领会，调查研究的至关重要性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一）瞄准课题
农民说，秧好一半谷。我们说，题好一半文。题好不仅仅指标题好，更重要的是选题好。扶贫工作有句新鲜话，叫瞄准式扶贫。我借用一下，调查研究要瞄准式选题。
何站长特邀我参加，调查报告得到了李鸿忠书记的长篇批示，称
任范围内的连线。比方农业厅工作组最好调查现代农业方面的事情，教育厅工作组最好调查学生学校方面的事情。用农民的话说，不要种别人的承包地而荒了自己的责任田。当年我任监利县委政研室副主任兼税改办主任，看到温家宝总理考察湖北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过去是找群众收钱办，现在税改有纪律，不能乱收费，国家又包不了，这个问题请你们调查研究。我把这段话打上波浪线，旁边写上一句话：请让小余来调查。我正要下去调查，老家联盟村的支书来了，找我求助，说是村里一部当家的桥被船撞歪了，牛不能走，孩子上学也怕走得，维修要得上十万元，重建至少得七八十万元，找群众收不得，找政府要不到，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哪有什么好办法，先去调查呗。我调查全县21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好中差三类村5个，共调查105个村。全面的深入的调查，让我找到温总理所提问题的一个答案，那就是
（二）深入调查
少一些隆重接待，多一些食宿从简；少一些充分准备，多一些随机抽样；少一些各级干部接见，多一些跟广大群众接触。
所以写出的报告千篇一律。我们总是在
（三）透彻研究
没有调查，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研究，调查所得的材料如一盘散沙、一堆乱草。一个月来，我所做的调查笔记有两个笔计本了，但如果不研究，两本笔记只能像孙悟空一个斤斗翻到南天门后在那儿拉了一尿
所作的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长江经济带
需要适量，材料需要鲜活，材料更需要有力。如何研究问题？由此及彼联系研究，由内到外对比研究，由表及里深入研究，由小到大拓展研究。也就是全面地、联系地、深入地、发展地研究问题。如何研究对策？这是最关键的，成败在此一举。我的看法是，形成主见要有独立性，解决问题要有针对性，代表方向要有科学性，指导全局要有普适性，跳起来摘桃子要有可操作性。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管白猫黑猫抓得老鼠就是好猫，农民有句通俗的话，杀得猪死是屠夫。检验对策的唯一标准，抓到老鼠，杀得猪死。
曹丕有句名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有句名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我的学习体会是，写作是一门求生的手艺，是当干部的基本功，更是别样的艺术。
（一）“七有一无”：个人文章标准
我在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中理解，写文章要做到
（文采）、文有句（妙句），文无法。前四有是文章之神，后三有是文章之形。神形兼备，便是佳作。写文章要有大见识、大道理、大感情、大趣味。大见识是科学发展之见识，大道理是强国富民之道理，大感情是对人民群众之感情，大趣味是大众趣味。事例充实谓之血肉丰满，事例典型有力谓之健筋壮骨。文章本来有文采和绣花的意思，所以文人总得有点
（二）
小时候我们读语文写论文，老师告诉我们，论点要鲜明，论据要充分，论证要严密。这三条仍然适合调研文章的写作，调研文章也是论文之一种。调研文章的普遍要求是：观点要正确，事例要典型，数据要准确。或者说问题要明白，原因要清楚，对策要可行。全省
（三）创新写作的几点建议
2万多个工作队员，8千多个工作组，人人要写调研报告，组组要交调研报告，如果把
所说的文体创新，即只要
调研报告的标题有一个基本固定的
《如山村债如何化解
我记得有这样一篇文章，说的是《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被央视某广告引用，引发多家单位和个人的版权纠纷，你猜人家怎么做标题：《只因一曲洪湖水，惹得官司浪打浪》。
各位领导、各位
汇报就到此，错误请批评，谢谢大家！
关于调研报告，我有一个“余氏定义”：所谓调查研究，就是弄清情况、找出办法、解决问题。
教科书上的解释当然更准确：调查研究实质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也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它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了解，直接或间接地搜集客观事物的各种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处理，以获得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这个过程有两个环节，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了解，收集各种数据和素材，进行感性认识的过程，叫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概括、整理、归纳、升华的过程，叫研究。两个环节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要让调研报告生动起来，我的体会是要注意下面几点。
（一）文章遵循“七有一无”标准
我对写文章（不独指调查报告）有一个“七有一无”的标准：“七有”即文当有识（见识）、文当有理（道理）、文当有情（感情）、文当有趣（情趣）、文当有物（事例）、文当有文（文采）、文当有句（妙句）。“七有”如同一个人。“七有”中的前“四有”
我说的“一无”，就是敢于无视文章套路的意思，文有定法，文无定法，有可以变，无就是变。毛主席是写调研文章的大师，我细读毛主席的经典调查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个体会就是文无定法，变即为法。他的这个报告好像与过去包括现在的调研报告写法不大一样，至少有两个地方可能在我们有些办公室主任那里通不过，一是写得太细太碎，一项项的事写得清清楚楚，详细生动，14件事一一写来，竟写了1万多字；第二是结构不够匀称，8个段落，第8段竟比前7段之和还要长，全文1.8万字，第8段就占了1.1万字。说来可笑，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竟是带着挑剔眼光去读的，竟觉得“大有改头”，可以把8段合成传统写法的3段，并且应该把第8段调上前来；另觉得“大有删处”，太罗嗦了，可删一半。后来再读三读，愈读愈觉毛主席文章绝妙，妙在哪？妙在变，形式服从内容，文章服务革命，打破戒律，自成一体。毛主席写文章自如挥洒，浑然天成，进人了一种化境。
（二）引通讯写法入调研报告
记得我刚从报社调进办公室的时候，同事们指导我，说办公室写材料与写新闻是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我一下子不清楚，可我想，能不能让二者相融相通呢？说实在的，传统的办公室那些调研材料我还真的不大喜欢看，我琢磨，能不能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呢？第一是把通讯里面生动活泼的事例包括传神点睛的细节描写手法引过来，第二是把通讯里面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引过来，第三是把通讯的灵活多样的结构引过来，三引之下，调研文章是不是就变得活泼而不呆板了，变得生动而可读了呢？我这么想着，也就这么写着。回头看我的调查报告与传统的办公室调研文章确实有点区别：办公室文章特别讲究出新观点，并且排列整齐，语言铿锵，办公室人员对此也津津乐道，而写到事例并不讲究，一般是泛泛地写，淡淡地写，浅浅地写，生怕写多了写长了，只当个“药引子”，只当个“味精”。我却不敢苟同，我是尽量把我知道的生动的故事—当然是能够反映主题的典型的事例多写、详写、大写、特写，拿它当大菜，当主食（写过了也容易进入毛主席指出的“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的故事”这种误区）。至于观点，我也讲究（讲究实在实用），也努力去提炼（力求准确明了），但我觉得并不特别的重要，因为我想，领导们大都不缺乏比基层更深刻的思想，因此不缺乏比基层更精彩的观点，但有一点缺乏，那就是相对缺乏对基层的了解，把基层的故事多一些呈上去，让它们催发领导更深刻更精彩的思想与观点，这是我们基层调查报告应该也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们基层工作者硬要送领导已经丰富占有的东西，而吝啬多送一点领导比较少有而又特别需要的东西呢？
（三）四面改造调研报告
好是准确到像有经验的护士打针那样一针见血。我喜欢用反问设问作标题，比方说我写的《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如山村债如何化解？》、《税费改革、土地延包之后，种田大户怎么样了？》、《乡镇财政所，不收税了干什么？》、
《信访形势怎么看？信访工作怎么干？》，这些标题都比较抓人眼球。我做的较多的是一主一副两题式标题，主题尽量做得“美”一点和“大气”一些。比方说
《建设平安和谐的湖北新农村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认为，学习就是力量，学习比知识更具有力量性。李嘉诚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认为，学习改变命运，学习比知识更具有改变命运的强大推动力。
我这个人先天不足，小时候读书赶上“文化大革命”，小学中学没上好，大学没能上，失去了“黄金学习期”。但我不认命，一直坚持自学，“从零起步，与学俱进”，先是拿到大学文凭，后被聘到大学教书，再后来还被聘为大学的研究员、客座教授。比这更重要的是“学为用”，我从农民到村组干部、乡镇干部、县市机关干部，现在调到省委机关，历经5个层级14个工作岗位，老同事笑称我是不断地在“向上爬”。一没关系二没手段，凭什么“向上爬”？凭学习。我近几年完成200多篇农村调查报告，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省委领导批示突破100篇，很多成果吸收为领导思想，转化为农村政策，成为了“批示大户”，凭的还是学习。
行动源于认识，学习必有动力。解决为谁学、为什么学的问题最为关键，意义重大。知识时代要求我们学习，岗位竞争迫使我们学习，成就自我需要我们学习。如果回答为谁学，我想按境界分，应该是“学有三为”，那就是为别人学、为自己学、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学。
学习让你更好地就业，学习让你拥有更舒适的生活，学习让你争取更大的进步。过去有句话，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是学习在帮我们选择道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小时候看不到，只有开始学习才初见分晓，到后来，越学习越见差距，到最后，“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实质上是学习上的差距，或者说差距是由学习导致的。比方说我，14岁因家境贫寒辍学回家务农，一年拿500个工分，“算命先生”算定我这辈子就当农民了，还说我这条小鱼（余）永远跳不出龙（农）门呢。管他跳不跳龙门，我喜欢看书学习。因为爱学习，大队干部让我担任生产队的出纳，后来让我当村办小学的老师。因为教学相长，学更突出，乡镇文教组让我破格参加高师函授考试，录取后把我雇请到中学任教。因为学有所写，写有所发，乡镇党委调我去当秘书，写讲话材料、写新闻报道。后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从乡镇走出来，借调到荆州地委机关工作，后来回到县委机关工作，现在调到省委机关工作。我想说，是学习一次一次地改变了我自己，这就是学习的力量。这个社会不学还真不行啊，农耕时代，读几年书可以管用一辈子，工业经济时代，读几年书可以用一辈子，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比春夏秋冬季节的更换还要快，学一天只能管一天，学一年只能管一年，只有学一生，才能管一生。学习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之重。如果我们不加强学习，能担当起为省委决策、为省委书记当参谋出主意的重大责任吗？现在的领导都是学习型领导，都是学习的典范，我们不早学、不深学，都无法跟上、无法对接，更无法提供优质服务。为此，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有个比方很生动形象，他说我们的队伍有一种恐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明天用渐渐告罄了。好像开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了，再开就要进货，进货就是学习本领。我呢，是最需要进货的，我原来只在小县城里开个“小卖部”，现在搬到省城里要开“专卖店”或者叫“超市”了，我不大量地进货就开不了张，甚至要关门。我这不是说大话打官腔，不学习就跟不上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学习就不适应我们伟大的事业，不学习就不能达到党和人民对我们新的要求，甚至不学习就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脚跟，或者说混不下去。我们的官职虽小，但我们所处的位置崇高，事业宏伟，使命重要，我们不能不刻苦学习，不能不勤恳办事，不能不尽责尽忠。
学什么是学习的重要问题，人生有限，学海无涯，我们不可能读尽人间书，但我们可以选读相关书；我们不可能行行当状元，但我们应该当回把状元。学什么呢？我认为内外有别，机关干部必修“十门课”，普通公民建议“学三啥”。
三要学政策，服务基层群众；四要学法律，做到依法行政；五要学科技，站在时代前沿；六要学历史，学会以史观今；七要学文学，陶冶心灵性情；八要学外语，适应开放需要；九要学公文，提高办文质量；十要学电脑，掌握必要技能。
源远流长、浩淼无边，是多么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教书十年，学习十年，虽然没有当成作家和诗人，但文字功夫大有长进，文章水平大有提高，这为当时当语文老师铺垫了坚实底子，更为后来搞共青团工作、当报社总编、搞政策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我走出乡村，走进地区，走回到县，在我远离诗文多少年之后，一群老干部、老诗人重新点燃我的人生兴趣，推我主编两本书，一本是《诗吟监利》，一本是《新农村建设诗选》，中华诗词学会原会长孙铁青老先生两次作序，给予高度评价，称后者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第一本诗集，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以信代序，给我们祝贺和勉励。我想我是在圆梦或追梦，这就是学习的兴趣，也是兴趣的学习，如同少年青梅竹马，终生魂牵梦绕。
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原著又通读了一遍，每个篇章有学习笔记，每个课题有系统小结，每卷有综合体会，重点篇章提出来学，重要语段一字不漏地摘下来，重要观点反复地读和背。因为我在农村处工作，特别注重三农问题的理论学习。边学习边思考，对照过去工作情况思考，联系湖北实际研究，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形势观察，道理渐明，思路渐清，认识渐长，眼界渐广，有时候甚至有一种武林中人练功时全身筋脉打通的感觉。我在学习中撰写《江泽民十大“三农”思想》、《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十点思考》、《湖北现代农业思考》、
《湖北乡风文明调查与思考》等一系列体会文章，很多篇章得到中央领导和省领导的重要批示。这种理论学习让我心中有了一种方向感和安全感，一如白天有太阳和夜里有月亮的感觉，让人不至于产生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恐惧，也让我提升了底气，增添了勇气，还让我改进了作风、改善了形象。不过，我的理论学习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习内容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缺乏对国外学者的理论学习，缺乏对农村课题以外的理论学习；学习方法上缺乏全面计划和有效督促，缺乏名师指导和学术交流。
会议简报是交流会议讨论情况、反映会议动态、体现会议精神、保存历史资料的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办公室的同志经常要写会议简报，做好会议简报的工作十分重要。
我调进省委政研室后，几次参加省委全会做简报工作。根据第一次会议简报工作情况谈几点体会。
那是湖北省委第九次党代会。我正在乡下调研，接秘书处通知，要我参加大会做简报工作。我想编简报应该很简单，当过多年报社总编，写过不少长篇大论，编个简报，算是小菜一碟吧。回来后开筹备会，听两位副秘书长作动员报告，才有了作党代会简报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工作艰细的认识；从6月10日上会，到16日结束简报工作，我进一步认识到五个字：简报不简单。
“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八个字，是省委副书记、大会秘书长杨松同志提给大会整个服务工作的总要求。简报组安排我到荆州代表团工作。荆州是我的老家，我刚从荆州调过来，那里的人和事都还熟。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对简报工作很重视，专门提有12字工作要求：严谨细致、及时准确、优质高效。我把各位领导的指示作了一番消化，变成“10个不”，以此要求自己和我们荆州简报组：中途不请假、记录不开机（手机）、编辑不变味、校对不出错、送审不辞难、报送不误时、数量不落期、质量不输人、简报不简单、工作不平庸。我们把目标定在四个满意上：领导（出席本代表团的省领导）满意、代表满意、编校满意、自己满意。
俗话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我们简报小组算得上“人强器利”，有人把我们叫做“4321组”：4个人，我，荆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傅铁海、市委办公
室薛家林、卜小荣两科长，他们都是“一等一的写作高手”，铁海同志又有几次党代会编写简报经历；配有3台电脑，2台录音机、1部专用小车，并且因为铁海同志兼着团里的会务组长，这更是保障有力。这让我对搞好本次简报工作充满信心。
虽只4人，但也分工，实践证明，还算科学。我把它叫做“五项分工负责”：领导与代表的发言分工负责；上午与下午的发言分工负责；记录整理与编辑审签分工负责；省领导联系与市代表联系分工负责；努力写好与争取发好分工负责。这样一分工，便有了“三快两前”的效果：记得快、编得快和签得快；报送名次在前；编发位次在前。
打造精品头条，这是我们的一个提法，虽然是认真去做，但未必做到了。我原来编报纸，对头条特别讲究，好的头条是美人之明眸。我们简报组讨论认为，简报也要讲头条，因为全省那么多地市和省直代表团，每家都有简报，一天一叠，大家忙着开会发言记录，没有太多功夫去细读简报，因此，编好头条抓住眼球很关键。
我们提出，精选“4稿”作头条，一是省领导的发言，二是最基层的发言，三是有质量的发言，四是有特色的发言。我有意识地收集了几个代表团熟悉的同志的看法，都说我们荆州团的简报还有看头，问他们读过之后记得谁讲的，多说记得最深的是几个省领导和市委书记的发言，还有一个村支书叶昌保的，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这些多是头条稿。
大会简报无小事，稍一出错是大事。简报质量一直是我最担心的事。我们都生怕出错，特别怕出重大错误。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个“五关四查”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书修改订正；三是领导最后审定签字。在荆州发言的省领导有6人次，省委副书记、省长罗清泉同志请秘书长最后把关讲稿质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育英同志亲自修改讲话稿，省政府副省长李春明同志两次讲话都有书面稿，省政协副主席武清海同志审稿特别严，稿件过了两遍才过关。真的，每个领导的发言稿都是精心打磨的。
以上是我们编写简报的几点作法。虽然只有几天时间，紧张工作之后，想想，对于搞好大会简报工作，也有几点体会：
大会简报要报的主要是代表们讨论报告的情况，学习大会报告无疑是搞好简报的基础。办公厅的领导们要求我们认真学习，烂熟于心。一如炖肉，时间太紧，烂熟不易，但认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简报组自提要求是：先学、快学、深学；整理、强记、思考。说实话，看着代表们意气风发、慷慨陈辞，我的喉咙里也痒痒的。没有资格发言，但有任务学习，更有责任思考。我用三个晚上学报告，记了上万字的笔记，试图在此期间写成一篇体会文章，也跟代表们作个书面交流，但简报抓得太紧，加之一些杂务干扰，写了一部分，没能完稿。不过，借此把报告学熟了。有此基础，对发言的记录和整理，也就顺当多了。
参加荆州代表团的几位省领导和荆州市的书记市长对我们简报工作特别重视，有四事为证：
一是省领导亲自给你送讲话稿和亲自改讲话稿，二是每次讨论会会前会后，领导们都要走过来问我们工作人员一声好或道一声辛苦。三是在讨论会上，团长经常提及简报工作，要求什么事简报要好好报，甚至要求大家配合简报搞好发言。四是团长看了两期简报后在讨论会上很好地表扬了我们简报人员。
这让我们作简报的同志也有春风得意的快感，苦着累着心里乐着。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争取领导重视。我们有三句话：
党中央要求湖北加快发展，走在中部崛起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这是党代会报告的主题。学习和落实报告精神，我们要在本职工作中树立抢前争先的意识。编写大会简报虽说是个临时性的工作，我想哪怕只做一天也要争创优秀。我跟搞简报的两位年轻同志见面谈心时说了三句话：大会试英才，你就是英才；同台竞争，要争第一；简报不简单，工作不平庸。两小伙子也有这种争第一的意识，他们说，荆州的工作处处争先创优，党代会简报质量要争第一。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这些天，我们简报人员每场提前半小时到，每餐迟后三小时吃；代表午睡我不睡，代表晚安了我才睡。小薛带病坚持，小卜累得坐在椅子打瞌睡，铁海同志更是忙得像个陀螺团团转。大家对此没有一句怨言，并且越忙越是乐哈哈的。
这一条是编大会简报，也包括所有大会服务工作最根本的要素。我们小薛同志说到好：做不到严谨细致，你就别到办公室工作，更别做大会服务工作。
功夫在诗外。很多功夫还在简报外。我想想，我们比较注重在“三个三”上下功夫：
我征得团长同意，在讨论会上谨慎地作过几次引导，我针对头天编发出来的简报，引导大家有观点有特点的发言，效果很好。
平衡主要是领导之间的平衡和领导与基层代表之间的平衡，荆州团里还有7个县市区委书记的平衡问题。
搞好服务重细节，比方说端个茶杯、拿个话筒、开个电梯等等，这些事好像都是服务员做的事，都是些芝麻小事，你千万别说你是搞简报的不必去做，当然你不做没人说你，你做了呢，代表们会刮目相看你，至少会笑脸相迎你。
虽说那是第一次做大会简报，但收获很大。一是我们荆州简报组被评为先进组，并在会后总结会上作了发言；二是参会省领导给我们简报组都作了大会上的肯定和表扬；三是我写的简报体会材料得到了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育英的高度评价，批示“文如其行：高度负责，严谨细致。荆州的《简报》及时为代表提供了信息，对代表给予了莫大激励，感谢付出的心血！”
在机关工作离不开写文章，几乎天天要写文章，不论是“写我所爱”，还是“爱我所写”，我们都应该热爱文章，提高对文章的价值地位、本质特点和境界层面的认识，把文章当成事业来做。
小时候听乡亲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天风四天雨，文章不能放在锅里煮。”意思是写文章不能当饭吃。读书的时候发现这句话错了，文章就为稻粱谋。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很深刻地记得这样一句话：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文章的作用远不止如此。我们写文章的同志，一定要看得起文章，要有“我用文章打天下”的报国壮志和“纵横自有凌云笔”的文人豪情。
32天，在武昌写了3天。《论持久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的，棉鞋叫炭火烧着了还不知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在生病的时候写成的。据说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文章，很生气地对他的“文胆”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按捺不住顶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经典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自己亲自拟定的标题和提纲。
“文章”一词历史悠久，最早见于《诗
我曾听一些秘书朋友说，衡量领导讲话稿好不好应有三项检测标准，一是领导满意度，二是听众认同感，三是实际操作性。那么衡量秘书文章写得好坏有没有标准呢？我认为，这三项标准可以套用，但这只是基础标准，更重要的是，通过写好文章实现“四个升华”，才能达到秘书文章的至高境界。
高峻在其死后畏诛坚守。皇帝派寇恂前往招降，高峻安排军师皇甫文接见。这个皇甫文对朝廷派来的人“辞礼不屈”，寇恂也不客气，当即就把他杀了。高峻闻讯开城投降，众将不知缘由，寇恂说：“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据说“文胆”一词就典出于此。何为“文胆”，经查证，一指专替领导人草拟各种文书的幕僚人员；二指为人刚正、文采翩翩，为文立意深刻、造诣深远、内涵丰富；三指文章画龙点睛之笔。文胆之文，贵在高屋建瓴，未雨绸缪，是独立思考和冷静分析后的真知灼见和智慧结晶；文胆之胆，贵在灵魂高贵，人格独立，是历经风雨考验、不为名利所动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我理解，既称文胆，就要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就要有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就要有洁身自爱、淡泊名利的道德品质。既称文胆，就要有人品、文品；就要出作品、精品；就要为领导信赖，为人民喜欢；就要有功于当代，无愧于历史。
那就要努力成为农村问题专家，否则，怎么为领导服务？不仅如此，作为领导身边的秘书，都要努力成为政治家。我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对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一时不大理解，觉得太高了，我们怎么能成为政治家呢？后来明白了，我们必须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党报第一要讲政治。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各级党政领导的秘书，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做一名政治家式的秘书，因为秘书工作的灵魂是讲政治，秘书文章的灵魂是讲政治。
完成“四个升华”，我们就完成了秘书工作者的华丽转身，就完成了秘书工作者的浴火重生，就完成了秘书工作者的精彩一跳。我们的机关文章写好了，这个秘书也就当成功了。
我认为调查研究，就是弄清情况、找出办法、解决问题。书本上的解释当然更准确一些：调查研究实质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也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它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了解，直接或间接地搜集客观事物的各种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处理，以获得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这个过程有两个环节，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了解，收集各种数据和素材，进行感性认识的过程，叫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概括、整理、归纳、升华的过程，叫研究。两个环节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调查研究第一环，就是选题。选题至关重要。我们说，题好一半文。题好不仅仅指标题好，更重要的是选题好。有些调研是领导安排的，我们不需要选题，但更多的调研需要我们“找题目”，政务重重，题海茫茫，怎么找？我的做法是“三个围绕”确定范围。
李鸿忠书记委托农民日报何红卫站长调查全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何站长特邀我参加，调查报告得到了书记的长篇批示，称“这份报告是沉甸甸的”、“我们要用好”、“在抓‘三万’活动时当做‘指引’用、当教材用”。
调研两点一线选题。下面一个点是老百姓的着急点，上面一个点是领导的关注点。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两句话：急百姓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倘若能急在未急时，想在刚想间则更有价值。一线，是两点之间的连接线，不同于几何里面任意两点都能连成一线，我要作的连接线，是指我的工作责任线。我觉得，脱离了本职一线，纵有千万个两点也不容易连接，而如果我们每一个行业的干部，都
能自觉地连接属于自身责任范围内的上下两点，那我们的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很多情况就不一样了。两点一线连接起来，就找到了问题，也就是找到了我要调查的课题
我听有的同志说，农村工作还不是乡乡村村差不多，去年今年差不多，甚至全省全国差不多，过去现在差不多。错！我认为，农村工作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网、看材料就能了解的，即使下去调查也不一定能获得真实准确的情况。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调查不深入，决策就可能失误，用毛主席的话说，那是要害死人的。所以，我们的调查要深入、深入、再深入。
不是发现，习惯于被介绍方牵着走而不是自己去观察，习惯于就事论事而不去做相同事物的比较。所以我们的调查很多是“待到上林花似锦，出门尽是看花人”的赏花之作，而不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或者“小荷打苞未露角”的发现之作，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我们对事物的调查不深入，对一些深藏其间的有价值的东西发掘不够。
没有调查，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研究，调查所得的材料如一盘散沙、一堆乱草。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最见功夫的。
最后的研究主体是调查组，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都要我们来“综合、比较、创新”，最后形成解决问题的“独到见解”。
文章是别样的艺术，写作是博大精深的学问。古人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章担当，我们这些党政机关“笔杆子”，应该在新时期调研文章上有所创新。
我对写文章（不独指调查报告）有一个自己总结的“七有一无”标准：“七有”是即文有识（见识）、文有理（道理）、文有趣（情趣）、文有物（事例）、
文有情（感情）、文有文（文采）、文有句（妙句）。“七有”如同一个人。“七有”中的前“三有”
（有句）为名句（外表与内在的都可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倘有一妙句，全文自风流，调查报告能出精彩的观点，经典的句子，或者能有让人记忆深刻、引用经常的一两个事例，那也就成功了。所谓不求万言垂千古，但望一句入人心。这种成功，常见妙手偶得，也可刻意磨得。我说的“一无”，就是敢于无视文章套路的意思，文有定法，文无定法，有可以变，无就是变。毛主席是写调研文章的大师，我细读毛主席的经典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个体会就是文无定法，变即为法。形式服从内容，文章服务革命，打破戒律，自成一体。毛主席写文章自如挥洒，浑然天成，进入了一种化境。
我原来当过记者，后来到办公室工作，我琢磨着，能不能像写通讯一样写调研文章呢？第一是把通讯里面生动活泼的事例包括传神点睛的细节描写手法引过来，第二是把通讯里面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引过来，第三是把通讯的灵活多样的结构引过来，三引之下，调研文章是不是就变得活泼而不呆板了，变得生动而可读了呢？我这么想着，也就这么写着。
打破调研报告的单一体裁。我以为，只要能把情况和想法报告清楚，很多文体都可采用，而不必拘泥于一个体裁。比方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还有消息、通讯、特写等等都可以。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我用书信体形式向正声书记汇报了我省农村近些年的变化，以及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较短的一封信，受到了正声书记的很高评价，批示肯定我反映的情况和问题符合农村实际，要求传常委和副省长阅；杨松同志批示发第二天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新农村建设现场会。省档案馆收藏了这封信，连同信中所介绍的监利农民朱建华十七年的负担卡一起作为永久历史资料保存，我和朱建华被邀请到档案馆去参观，馆领导开玩笑说，你们的作品已经“永垂不朽”了。我想如果用传统的报告形式写出来，起码要写个几千上万字，效果也许还没有这么好。
我原来做县报总编，一直认为“好标题是文章成功的一半”，追求着“题不惊人不肯休”，甚至“敢与大报叫板做标题”。回到办公室写公文，总觉得标题太格式化、太呆板，我们平常写的调研报告大都是“关于什么什么的调研报告”，我试图让它活泼一些，经常性的作法是，把“关于什么什么的调研报告”拖下来作为副题，上面加一个主题。在主题上下功夫，把标题做精彩。我们在赤壁市双丘村作了一个调查，写了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标题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农村建设
上期谈了为谁学、学什么的问题，这期谈谈怎样学、向哪学、学何戒。
方法决定成败，方法得当，则顺风顺水好扬帆，方法不当，则费力吃亏不讨好。我习惯六种学习法：系统学习法、比较学习法、联系学习法、问题学习法、学了就用法、抄背写讲法。
《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调查报告学习，还找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的调查研究文章来学习，这前前后后一打通，我就有了一些收获和体会，先后写出了《江泽民调查研究思想研究》、《党的三代领导人调查研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我党调查研究思想特征》、《新时期调查研究的问题与对策》和
《我的调查研究体会》等多篇文章，总计20多万字，一篇近2万字的文章被《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破例全文刊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近几年给我发了16篇调研体会文章，人民日报发文推介我是“农村调研土专家”，我还被邀请到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和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作调查研究专题讲座，后来还到全国各地讲，好像我还真成了调查研究的专家似的。我笑说“系统学习法，使你成专家”。
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同志1990年1月24日赠送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条幅。陈云同志解释：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我说的比较学习法，只是陈云同志15字方法中的一种。比较学习最能够获得全面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能防止片面性、主观性。尤其是当我们对某一事件把握不准、对某一问题看法不同时，不妨多一些比较学习。比较学习法是我们经常运用的方法，用得最多的是同一项工作推进、几个省市区拿来比较，同一类问题处理、几个地方拿来比较，同一条经验作法、几个部门拿来比较，得出结论，供领导参考。
现代人都很忙，闲时学了忙时用的也有，但更多的是现学现用，即学即用，快学快用，甚至小学大用，浅学深用，短学长用。
我所说的学习方向，不是指把自己学成领导、专家、行家那种目标性方向，而是向哪个方向求学，这个问题与学习内容有关，与学习方法近似，单列出来，以示重要。我的学习有六向：上向中央学，下向基层学，远向专家学，近向同事学，常向书本学，勤向实践学。详细谈谈其中两向。
致的了解，对各地的经济、社会、风物、民俗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有了“政研”的基础和本钱，也让我也见识了不少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胆略气概、办事态度作风、工作方式方法、为官能力水平以及作报告、写文章的个性风格，一如我调查沿途看到的一道道风景，于身心愉悦中总归有些濡染、陶冶和提升。还有一笔更重要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大量的基层朋友，仅我存在手机上可以直接联系的就有200多个，他们有市县领导、乡村干部、企业家，还有较多的农民兄弟，这些能存入我手机的朋友都是我觉得能跟我说真话、帮实忙的“哥们、姐们”，这对于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比如我要急着了解哪方面农村情况，大可不必下基层，直接拨通他们的电话就行了。当然实地的调研是绝对必要且不可替代的。他们也经常向我“电话报告”农村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使我的研究总有源头活水在喷涌。有人说，我写的调研报告，对基层情况摸得透，解决问题有办法，其实，这个功劳应记在基层同志身上，好多真情实况，好多真知卓见，都是基层同志提供的，很多是基层的原创。比方说，我写的那篇《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重要批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全国“三农”创新奖，《湖北日报》分三期连载并加长篇编者按，关键就是文章中提出了解决当前农村工作一件特别难事的好办法，那就是“群众代表领办公益事业模式”，即：大伙都说干，选出代表办，过程请人看，搞完从头算，干部不会占。这一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至今。其实这些都是村干部和农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是他们的原话。
割心头肉，删后如卸肩上担，回头细看细想，为什么要删要改这些地方，几次三番，估计进步就在其中了。
学习要端正态度，要提振精神。我体会，学习要有三戒：戒自满、戒浮躁、戒晒网。
下定决心读几本书，读了两个双休就放弃了，立下恒心背几首诗，背了两个早晨就起不来了。我们检点一下，大学毕业后，我们认认真真读过几本书；结婚生孩子后，我们规规矩矩学过哪门艺。是没有时间吗？是已经不需要学习了吗？不是，是我们太喜欢喝酒了，太喜欢洗脚了，太喜欢打牌了，太喜欢看电视了，太喜欢上网下棋看电影了，太喜欢找美女帅哥聊天了，太喜欢有应酬的感觉了。尽管这些也包含着学习，人情练达即文章，洗头洗脚皆学问，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学习。人生短暂，岁月如梭，我的中年朋友们，起来打鱼吧，晒网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呢！
调查研究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搞调查研究就是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有个著名的“三不三亡”之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此说如惊雷闪电，震耳眩目。不断改进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行动。
但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重视、不善于调查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邓小平同志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作风提出过严厉批评：“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目前来看，以下几种作风仍比较突出：
的辛苦下基层搞调研。有的是顾虑多了害怕下去。下基层是会碰到困难的，是可能接触矛盾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是有任务的。有的同志担心没钱带下去基层干部会不高兴，解决不了矛盾和问题老百姓会不喜欢，任务完不成上下会不满意。左顾右盼，还是尽量少去的好。
分析原因，主要是“四个主义”在作怪：
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谓深入？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所谓深入基层，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到班组，亲自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我在长期调研中体会，“要深入就到对面”，从两面去了解，既见领导更见群众，既见榜样更见抽样，既见成绩更见问题，既见先进更见落后，既见表扬更见批评。如何深入？中央的“八项规定”是纪律约束，应该严格执行。我通过学习一些领导同志讲话，觉得有些要求很好，比方说在行程安排上做到“四少四多”：少一些成群结队，多一些单枪匹马；少一些隆重接待，多一些自找吃住；少一些热热闹闹，多一些冷冷清清；少一些匆匆忙忙，多一些从从容容。在具体调查中做到“六少六多”：少一些书面汇报，多一些口头交流；少一些提前安排，多一些随机抽样；少看一些路边花，多找一些里面差；少一些干部包场，多一些群众参与；少一些领导报告，多一些基层节目；少一些坐，多一些行。比深入更加重要的还有两个字——真实。所谓求真务实：求真，勇于改错，敢于打假；务实，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这是作风的灵魂，也是党的品性。
写好总结是秘书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和职责，是“笔杆子”必备的基本功。我在实践中体会到，总结要写好，“三要”不可少，即情况要清楚，思想要深刻，写作要创新。
总结总结，先总后结，总是总揽情况，结是结晶思想。总的情况要清楚，我的体会是“三要”。
括看年度月度的报表，看一天的原始数据，看一个阶段的数据变化。当前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总结，越来越重视数据这一块。看现场包括看准备了的现场，看随机抽样抽到的现场，有时也要看负面现场。现场最具真实性和生命力。
总结，总是事实，是依据，是基础和前提；结是结论，是思想，是本质和规律。总结总结，易总难结，总结的根本特性就在“结”上面。如何结出思想来？我的体会是“六个坚持”。
文章贵在创新。所谓“妙笔生花”，创新是妙笔之本、生花之根。我体会，总结报告包括其他报告的写作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
准确，要典型。总结报告的重要特点是典型性，主要是所用材料的典型性。我的选材标准是“三最”：最突出、最鲜亮、最有特色。
想想这半辈子，跟文章的关系还真是“扯不断理还乱”，从小读书学写文章，参加工作当老师常写文章，有段时间办报纸专写文章，现在“以文辅政”更离不开文章。几十年携手走过来，依靠文章做了些事情，依靠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依靠文章获得了不断的进步、得到了不少的快乐幸福。偷得浮生半日闲，理一理我和文章的那些事，借用张学友的一句歌词：一路有你，苦一点我也愿意！
我十四岁因家贫辍学，回乡种地，大队支书看我家人多劳少，也看我读书成绩好，照顾我到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教学点上当老师，一年5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棒劳力”。记得教室是生产队的猪圈改装的，课桌是八块水泥板，两个年级、16个七八岁的学生，复式班，别看我小屁孩一个，又当校长又当老师，语文算术体育音乐一人全包，还兼着生产队的出纳，管几万元钱。我学习刻苦，教学扎实，学生考试成绩好，在小乡和大区里名声渐起，有县里来的局长科长也屈身到“猪圈小学”听课。两年后我被提拔到大队小学教书，教五年级毕业班，全区统考，每次第一。当时白螺区新来了一个文教组长叫曾强秦，听说有伯乐之名，有天他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听了我的课，很喜欢我，要我陪他到邻近的杨林山小学去一趟，山上有座天妃圣母庙，相传是明代皇帝题匾赐封的，庙里有一些诗词对联，我们顺道进去参观，组长问我会不会作对联，我说试试看，我辍学后跟几个乡村老先生学过做诗做联，作个对联没问题，我们大队所有新婚对联都是我写，每年过年我都要为乡亲们写春联。组长要我以庙和山为题，我想了想作出两句：十五年庙宇重修，天妃圣母与民同乐；九万里河山一览，江汉平原唯我独尊。组长吃惊地看着我，好半天说不出话，又问我能不能作首诗呢，我说好的，再试看看，走了几步便拿出笔记本写下一首七言诗：一峰雄峙大江边，拍岸惊涛吞九天。龙匾千钧吐日月，凤檐万丈入云烟。凭栏仰读岳阳记，回首沉吟黄鹤篇。壁上挥毫问圣母，本人何日成诗仙。诗句写得有点狂，组长高兴得直点头，止不住地夸我有才。听说回去后在文教组会议上激动地说起他发现了一个人才。一个月后，曾组长举荐我破格参加荆州师专首届函授招考，所谓破格，报考条件必须是公办老师、中学老师、师范毕业，这三条我一条都不符合。我懵懵懂懂去参加考试，全区参考的有二十多人，都是中学公办教师，不少是教高中的，带队的领
导笑我是“麻雀夹在雁群里飞”。考试结出来了，全区中文系数学系各录取一人，中文系那人是我（后来补录了一个叫王周全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也是全县录取的四十多人中唯一的民办教师。曾组长因此经常自夸慧眼识才。我很高兴因这一联一诗圆了大学梦。
在白螺中学当雇请教师的时侯，我向中国青年报投了一首长诗，题目叫《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反映毕业生疲惫不堪的学习和痛苦不堪的心态，长诗前有个序，介绍我为什么写这首诗，还落了一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中学初三一班班主任余爱民。中国青年报全文全诗照登，占了很大版面，还加花边呢。那个影响大得不得了，全国各地好多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还有解放军战士给我来信，信象雪片一样地飞来，说我写出了实情，道出了心声，说我是学生们的代言人，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喔哟喂，一不小心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有个长沙的中学生，千里辽辽找到白螺中学，要请我“当面指点迷津”，那天我不在学校，校长接待了这个学生，校长跟他说：“你快回吧，余老师这会儿正在迷津之中呢”。
校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大事不好！听说上级教委的领导看了那诗很不高兴，说是影响了我们县素质教育声誉，学校正责令我写检查呢。检讨还没写完，校长提拔到白螺镇当党办主任，党办那时缺人写材料，尤其缺对外宣传的笔杆子。校长眼珠一转，余爱民不是能写诗登报吗？一句话就把我借调到党办当秘书了。我当时还依依不舍呢，因为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抑扬顿挫地朗诵。
我是89年初借调到白螺镇党办当秘书的，年底中央下了一个关于加强共青团工会妇联组织建设的文件，县里来人要我们镇配一个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王崇庆把脑袋一摸，就余爱民吧！团委书记在乡镇工作中算个“小菜一碟”，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管一万多青年，肯定要“小题大做”。今天一个青年座谈，明天一个篮球比赛，后天一个检查评比，硬是把原本“冷水泼火冒青烟”的一桩事，搞得象“劈柴烧火只飘的”。90年底，我们镇团委被评为全县先进团组织，团县委要我写个经验总结，我试着想写一个“不一样的总结”，题目叫《卒子你大胆地往前拱》，分三部分：卒子胸有大目标
份团县委，顺带寄了一份给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全文刊发，黑体大标题下一行落款也特别醒目：湖北省监利县白螺镇团委书记余爱民。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团地委和团省委的关注，两级组织都到我那儿去考察、办点，我的工作乘势而上。第二年，我们镇团委获得地区五面红旗，后来又被评为全省十面红旗，我也被授予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全省优秀团干部称号，出席全省共青团“九大”，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坐洪山大礼堂主席台。这个崇高荣誉已让我美得像麻雀吃了酒糟飞
北京归来，组织上给我三大实实在在的关怀：转正了
我在荆州团地委挂职两年，负责宣传部工作。我的写作爱好与工作需要形成了“有机结合”，我与文章进入“密月期”。
那两年，荆州日报、荆州纵横等报刊给共青团开辟专栏，每周每月固定上稿，我是他们的特约撰稿人，也是湖北日报等报刊优秀通讯员，我参与荆州共青团组织力推的有影响的国家级典型总有七八个。还记得有个搬运工人徐永富，年轻时打架坐过牢，出来后发誓做好人，不知怎么碰到一个孤儿，一动心就收养着，后来又碰到一个，再收养，前街后村都知道了，把拾到的婴儿都往他那送，几年下来竟收养了20多个，一个大老爷们日夜里围着孩子转，自己的3个孩子没精力管，寄居在亲戚家中和学校里。我一连八九天天天下班骑车往他家跑，最后写成《蓝天下不让孤儿再流泪》，《知音》杂志发，《法制日报》发，国内和国外几十家
媒体发，徐永富当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中央电视台投巨资为他拍了一个六集电视剧《好大一个家》，香港台湾好多慈善家亲自上门为他捐款。像这样的典型还多呢，还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啦、全国十佳星火科技带头人啦、全国十佳青年科技工作者啦，这些典型都不是上面下达指标产生的，而是通过我们团组织的发掘宣传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而后受到表彰的。
除了宣传先进典型外，我也写些社会新闻特稿，所谓特稿，就是那些吸引眼球的大稿，当然团干部写文章肯定是弘扬社会正能量。记得那年荆州日报开办特刊，开张版的头版需要有一篇重头稿，百里挑一，把我的那篇《妯娌换夫》的稿子用上去了，发了一版转二版两个整版，文章写的是为了追求爱情两妯娌不顾闲言碎语勇敢地互换丈夫的真人真事。后来接着刊发《淤泥里举起喊冤的手》、《一个千万富翁的女设计师》、《大山里藏了个微型小学》、《狗日的孙山是汉奸
我那时有个目标叫“写满中国”。我在床头挂起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找出各省市区著名报刊打上圆圈，每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便插上一面红纸剪的的小旗帜，我在地图上方写上一行大字：“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平生写了一封最值钱的信，一字一万元，一篇一千万。
那封信是求助信，题目叫《十万灾民呼唤救助》，刊发在我任总编辑的监利报上。写的是1998年的监利县，遭受特大洪灾，为确保武汉和江汉平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监利主动扒开3个防守了两个月的民垸，几十万亩粮田被淹，两万栋房屋被毁，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希望多方扶持，共渡历史难关。全文1000字，用的是散文体，骈散结合，情真意切。
求助信发出后，反响强烈。福建的海峡都市报全文转载，福洲全体的士司机拿着发有这封信的报纸开了一天义车，当天全部收入100多万，全部捐赠给了监利。一个月时间，打进救助信下面账号的资全达到1000万元。一字万金，绝对不是我写的文章怎么好，而是监利人民舍小家为大家的高风亮节感动天地，而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和时代风尚映照日月。我的一篇千字文如同一滴水珠溶入了这个大海，得以共享辽阔和深邃，共享灿烂和辉煌。
98抗洪，监利县牺牲了7个农民，我写了5个，编了一个。编的那个人物叫胡继成，上车湾镇的青年农民，带病上前线，奋斗十七个昼夜，最后倒大长江干堤
上。通讯员写来了一个简短的消息，我发现这是抗洪前线牺牲的第一个农民典型，应予高度重视，便约了头版编辑万东方与通讯员一道深挖细找其事迹，很快形成通讯稿《生命的最后一搏》，监利报首发，中央和全国各大媒体一齐跟进，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一次次隆重推出，使其迅速成为全国著名英雄。另一个人叫杨书祥，朱河镇余杨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在倾盆大雨中带领团员青年抢堵溃口，不幸被倒下来的电线击中，死时手握一柄铁锹。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含着眼泪连夜完成长篇通讯《队长倒在团旗下》，监利报首发，之后中国青年报头版用一个整版编发，报眼配发评论员文章《青春方阵看头雁》。紧接着，我写杨书祥的妻子徐燕子《接过丈夫那面旗》，人民日报隆重推出，又配发评论员文章《永远飘扬的旗帜》。江泽民总书记《在98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高建成、吴良殊、胡继成等人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特别赞扬了李向群、杨书祥两家“儿子牺牲了，父亲冲上来；丈夫殉职了，妻子顶上去”的感人事迹。我很荣幸地编写中国抗洪英雄群体中的两位烈士，让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光辉典范，连同伟大的抗洪精神一起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里的一笔重要财富。这个特殊的荣誉和价值远不是一字万金可以比拟的。
从报社老总转身调到县委办公室任“第八副主任”，兼县税改办主任、土地延包办主任，乡村化债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一句话，农村工作那摊子事我全打包了。
头一个月下乡查农民负担，顺带查出农民另一个强烈要求：要地。负担减轻后，土地值钱了，包袱变成了财富，原来甩，现在抢，都有理，汴河镇农民为争地发生打架纠纷一百多起。因税改引发的矛盾，我这个税改办主任责无旁贷，我得管啊，经过广泛调查，我写成了第一篇调研报告《当前农村土地矛盾、成因及解决办法》，寄给省委办公厅。我是抱着试看看的心态，没想到一炮打响，俞正声书记作了重要批示，肯定“写得很好”，邓道坤副书记给了高度赞扬，批示“文章情况清楚、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发全省参阅。”
整个县委大院都在惊讶我创造的奇迹，有赞扬的，有怀疑的，有说我瞎子撞钟的。我呢，又下乡了，我的第二个课题必须要做了
万字吧，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1万7千多字呢！再寄上去。俞书记又作了“此文写得好”的批示；省委办公厅《决策参考》全文发表，发了34个页码；湖北日报分三期连载，还加了一个令人激动的长长的编者按。说我胸怀忧国爱民之情，说我走千家串万户打捞到一手鲜活的材料，说我远离八股，不事雕饰，捧出的是真正带有泥土芳香的精神食粮——县领导说这是把余爱民当作革命烈士在歌颂呢。
别问收成，只管耕作，收了麦子播棉花，接着来呗。我给自已定了一个指标，一个月完成一个课题的调查。两年时间共写了25篇调查报告，呈俞正声书记10篇，都获得了批示肯定，9篇发全省市县领导参阅。
2006年6月1日，我被破格调到省委政研室工作，有人悄悄地问我跟省里哪个领导熟，送了什么礼物，我说，我只跟省委书记熟，我送了10篇文章。
在省委政研室这个高高的平台上，我只有勤奋的份，因为要学历我没学历，要级别我没级别，但我有勤奋，勤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所谓勤奋就是自讨苦吃。举个例吧，我们全室同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双休时间到江西婺源考察了两天，本来是去放松的，我却找到一个要紧的问题，那就是借这个机会作一个江西与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比较分析，白天随团参观问情况，晚上打开电脑查资料，返程路上打开电脑整理，车回机关，我的考察报告《江西新农村建设的九点启示》也基本完成了，省委副书记杨松在上面批示“发《决策参考》”，副省长刘友凡还作了一个很激情的八字评语：“九点启示、十分可贵！”并指示把其中的思想吸收到全省新农村建设会议中去。
调查研究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在省委政研室主要作四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一个是大战略调研，比如参与仙洪试验区、鄂州城乡一体化等所有农村发展战略调查。第二个是新模式调研，比如参与侯安杰模式、春晖模式、华丰模式、福娃模式等所有湖北农村改革创新重大模式调查。第三个是重大典型调研，一些农民兄弟经过我和农民日报驻湖北站长何红卫联合采访调查，更主要是各级组织着力培养，成为全国三农新闻人物，我们为之高兴，也有个别农民“出了名后出了事”，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第四个是重大问题调研，主要是普遍性、根本性或苗头性问题的调研呈报。我经历的三任省委书记都非常重视关心支持调查研究，给我的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俞正声同志给我22篇调查报告作过批示肯定，批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此文很好”和“反映了实际情况”。罗清泉同志批示肯定“余爱民同志
对新农村建设几个问题的研究很有深度”。李鸿忠同志曾经在我参与执笔的一篇调研报告中批示要求“作教材使用、作指引用。”近年来我参加了省委组织的三轮“三万”活动，在农民家里住了330天，省委副书记张昌尔批示称赞“爱民同志爱农民，精神可贵！”我的调研工作已坚持了十年，共写了200篇调研报告，多数是独立完成的，少数是合作完成的，多数是自己选题，少数是领导安排，共获得中央和省领导批示140篇。这些报告很多被批转到全省县市参阅，或吸收为领导思想，或转化为领导决策，其中有的被批转到湖北日报连载，有的被批转到省委党校作辅导教材，有的被批转到档案馆作“永久史料保存”，有的还被县市区委作为党员干部必读书目、被农民群众收藏。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赋予和馈赠，反映了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心重视农村工作、关心重视农民问题、关心重视基层意见，关心重视调查研究。
爱你就要懂你，喜欢文章就要研究文章。
1982年我在荆师学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孤鹜比落花飞得要高》，写的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与庾信诗句“落花与芝盖齐飞，杨
近十年我主要研究调研报告的写作，也不断地创新调研报告写作，共有28篇调研报告获得湖北省委优秀调研报告奖和省部级奖励，其中获一等奖12篇。我在实践中体会，调研报告的写作在遵守规范体式的基础上是可以进行创新探索并大有可为的。我的最初探索是引通讯写法入调研报告，第一是把通讯里面生动活泼的事例包括传神点睛的细节描写手法引过来，第二是把通讯里面的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引过来，第三是把通讯的灵活多样的结构引过来，三引之下，调研文章就变得活泼而不呆板了，变得生动而可读了。接下来的探索是四面改造调研报告，首先是打破调研报告的单一体裁，其次是改变三段式结构，第三是大量使用群众
语言，第四是让报告标题生动起来。后来的探索是全方位创新，即从主题、观点、结构、体裁、语言、标题、开篇、结尾、过渡等多方面创新，开创调研文章新气象。
我从调研文章出发，全面系统探索机关公文的写作。提出工作总结的写作要“总揽情况、结晶思想、创新写作”的理念；提出领导讲话的写作要“充分研究人、深刻研究事、创新写好文”的理念；提出怎么写会议简报的五种方法；提出机关文章应遵循“八有一无”标准，即文当有识（见识）、有理（道理）、有趣
（情趣）、有势（气势）、有物（事例）、有情（感情）、有文（文采）、有句
（妙句）、敢于无视文章套路；提出文章“有一价值观”，即提出一个新问题，亮出一个新观点，讲出一个新道理，引用一个新事例，写出一个新句子，只要有一新，便有价值；提出“文无定法我是法、贵在创新贵在变”的观点；提出机关一般文章、领导文章、秘书文章的“三个三”的特征；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领导之基业、机关干部之主业”的地位；提出机关写文章应实现“从参谋到助手、从文秘到文胆、从智囊到智库、从出主意到策源地、从专家到政治家”五种境界的升华，等等等等。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知我助我，一连刊发我的调研报告写作体会和机关公文写作研究文章21篇，我编著了农村调研文集和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探索文集八本，还主编了两部诗集，应邀在省直部门、高校和全国部分省市作农村工作、群众工作、调查研究、机关公文写作等专题讲座，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等都有专题报道。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我的文章经历完全融入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或可说，我用文章参与和记录了一个盛世，这是我的人生荣幸，也是我的文章价值。这些年文章让我快乐又痛苦，让我甜密又苦涩，让我充实又空虚，让我富有又贫穷，让我有为又无为，让我自豪又自卑。我对文章一往情深，文章与我情投意合。我的这种恋文情结，可用两个词：视文如妻，爱文如子。这是前生的孽债，也是今世的情缘。这么多年，文章既是我工作的一只手，又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伴；既是我拥抱世界的会客厅，又是我品茗孤独的后花园；既是我树立尊严的一座椅，又是我升华灵魂的一尊佛；既是我投入最大的一项工程，又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块土地。我可能有时侯也戏弄文章，抱怨文章，但，我会终身敬重文章，感谢文章。
一路有你，苦一点累一点痛一点我都愿意，我会陪你走到底。
感谢农业厅办公室的邀请，让我有这样一个参加农业厅“十佳公文”评选学习的机会。首先向获评十佳公文和入选二十佳公文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祝贺！农业厅重视公文写作和处理，开展优秀公文评选，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党政机关形象负责，对领导负责、对基层干部群众负责的重要表现，是提高公文质量、提高干部素质、提高机关服务效率、促进农业强省建设的重要途径，是转作风、改文风、树新风的重要行动。值得省直机关学习，特别值得我学习。
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领导干部运用这个重要工具为人民服务，我们搞办公室、特别是搞文秘工作的同志时刻离不开这个重要工具，天天参与打造这个重要工具。我过去当过乡镇党办主任，在县委办公室分管过文书，现在省委政研室工作，有时参与省委重要文件的起草，对此有经历无经验，通过向大家学习，对如何炼就优秀公文有一些认识的提高。
农业厅公文评选标准第一项是“公文内容”，要求符合党和国家政策规定、情况属实、观点明确、措施意见切实可行、涉及有关方面的问题协调一致、与现行公文相衔接等等，这是首要条款，非常重要。新时期要突出改革创新这个主题。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湖北三农命运的关键一招。落实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是湖北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农业战线最大政治任务。改革不改革，先看文件怎么说。文件是体现党委思想的重要载体，是引领工作和事业向前发展的方向盘。优秀文件首要体现改革创新，过去的文件要有改革创新的体现，现在的文件更要把这作为第一标准、第一要求。农业厅入选的20件公文中，改革创新体现得比较充分，有的是主体体现，有的是部分体现，大多数都有体现。正是因为有这些改革创新思想和政策的文件引领，加上基层干部群众的落实，才出现湖北农业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农业战线公文中的改革创新首位意识，切实把中央和省委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和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文件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文件就是决策，重要文件就是重大决策，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异想天开，只能依靠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制定文件的必要前提，这是科学决策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最怕瞎指挥，党中央反复强调“不折腾”，而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着“拍脑袋行文、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留下的后遗症不少、不轻、不容易治好。所以，我觉得，看文件优秀不优秀，不是看文字功夫，而是看思想功夫，看调查研究功夫，一个优秀文件，必须是在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产生的。你们确定的评选标准，虽然没有调查研究的条款，但要达到评优标准，必须通过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功夫暗含其中，借用武林术语，那叫“内功”。比方说，标准第一条要求“符合上面的”，必须对上调研；“切合下面的”，必须对下调研；“协调横向的”，必须横向调研；“衔接现行的”，必须作现行政策调研。我们省委政研室正在参与起草贯彻落实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这个文件决不是靠几个笔杆子写得出来的，是经过省委常委认真调查研究、经过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全省干部群众智慧才能产生的。省委从今年4月开始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了第一轮有针对性的调研，下半年以来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第二轮重点问题调研，这次所有四大家领导带队，进行了21个课题的全面调研。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形成文件起草的基本遵循。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傅德辉要求，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与中央部委改革措施相对接，要与“十二五”规划、“五个湖北”规划、“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规划相衔接，特别是要说湖北话，要有湖北特色的改革措施。你们确定的文件评优标准，与省委提出的文件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这反映了你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我从入选的20件公文特别是后来评出的十篇获奖文件中，看得出调查研究的深功夫、真功夫、实功夫。
公文是规范体式的文书，具有规范性特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公文制度成熟定型应该是题中之义。中办国办去年4月下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是我们机关公文的总纲领。条例共八章四十二条，明确公文十五种、格式十八样、上下原则十一条、起草审核十二款，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严格遵守。农业厅把公文规范看得很重，在评选标准里有三大类，占75分。入选的二十件公文，特别是评优的十篇文件，都基本遵守了规定的行文规则、格式体例和文字规范，值得敬佩。我想说的是公文无小
事，有事是大事。我原来办过报纸，当了七年总编辑，深切地体会什么叫如履薄冰，什么叫如临深渊。那时有句俗话，进了编辑部，晚上犯错误。当初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报纸都是晚上印，只要印出来，如有错误就改不了，全社会就知道了。我国著名报人、成思危副委员长的父亲成舍我，他有一个著名的“福祸故事”。说的是当年军阀混乱时期，他任《世界晚报》的社长，有次把新闻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误排成了《前敌总指挥张祸来今早出发》，一字之差，天地玄黄！军警立马就把报馆查封了，幸亏逃得快，保住一条命。想想，我们的文件里如果把总理打成了总经理怎么得了，把书记写成了副书记怎么得了！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一发生就是天大的事情。这是重大政治问题，一般业务上的问题更容易发生。从大的方面看，经常出现的业务性错误有：发文类错误、文种使用类错误、版头使用类错误、发文字号类错误、签发人标注类错误、公文标题类错误、主送机关类错误、正文类错误、无正文说明标识类错误、附件标识类错误、发文机关标识类错误、成文日期标识类错误、印章使用类错误、主题词标识类错误、抄送机关类错误等十几类错误。我们且不说将“决议”写成“决定”、将“公告”写成“通告”、将“复函”写成“批复”，将“请示”与“报告”联用；我们经常是连成文日期都写不正确，将拟稿日期作为成文日期、将打印日期作为成文日期、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乱用、只署月日不署年份、位置不当或与落款不协调等等；甚至连个印章都盖不正确，或当盖不盖，或不当盖盖了，或盖位不准、盖而不正，或盖出重影、盖得模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儿，这可是公文权威、机关形象、干部作风的大事，有时候一般业务性错误会转化升级为重大政治错误。所以，中央办公厅和省委办公厅特别强调“严而又严、细而又细”的要求。
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是党风的反映。我们党特别重视文风问题，当年延安整风专门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三大任务之一，毛主席严厉批驳党八股的“八大罪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都曾反对和批评过不良文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要求“反对不良文风，提倡优良文风”。党的要求一定要落实和体现在公文中。力求短，你们要求“厅文件、厅办公室文件，每份不超过3500字，报送上级单位的请示、报告，每份不超过1500字，特殊情况不超过2000字”，这个标准定得好，不仅是评优标准，而且要是平常标准，平时起草的同志要“自觉写短，决不写长”，审签的领导更要“严格护短、坚决砍长”。力求实。说实
话，出实招，求实效。不要搞花架子，不要摆龙套，不要什么事都去讲重要意义，那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套话、空话尽量少说，最好不说，那些照搬照套上级文件没有一点地方和部门特色的文件尽量少发，一定要减少无效率的“文来文往”，控制无作用的“稿来稿去”。力求新和活。要有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还要有鲜活的语言。公文语言是书面化语言，一般来讲，应具有严谨、准确、精炼的文体特色，但绝不排斥生动活泼。任何一种文体，都必须先具有可读性，才能完成传播性、影响性。我认为，机关公文虽然面向机关干部或基层干部，但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应该多一些运用群众语言，特别是农业厅的公文，应该成为使用群众语言的样板。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从讲话到文件，文风清新，给人“迎面吹来凉爽的风”的快意感。比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也都是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有句话最具清新风格的代表性，那就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样的“大白话、口语化”的群众语言能写进党中央重要文件，我们还有什么顾忌群众语言在公文中的运用 呢？最近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那里面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思 想、新观念，都是通过群众语言表达出来的。比如“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等等。我敢说，只有群众语言才有传达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资格担当和实力担当！实践证明，群众语言不仅能登上机关公文的大雅之堂，而且行得正、坐得稳，因为群众语言天生就有“下得厨房、上得朝堂”的大本事。回头看看我们很多机关文件，哪里有一句群众语言，哪里见得着一句生动活泼的话，有些同志好像跟群众语言过不去似的，一见文件里的有口语方言就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而后快，最后只剩下清一色的官话，用毛主席的话说“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农业厅的文件语言有特色，较鲜活，还可以更上一步台阶。
文件的良好效应就是“两个推进，两个满意”，即推进发展，推进工作，领
导满意，群众满意。不能推进发展、推进工作的文件根本就没有下发的必要，领导不满意、基层干部和群众不满意的文件决不是好文件。领导满意和群众满意并不矛盾，领导是为群众服务的，群众满意是根本标准，只要群众满意了，领导就满意了。实际操作中，也有领导满意与群众满意不尽一致的地方，我们就要坚持群众满意的根本标准。比如，这次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简政放权。政府不放权，市场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机关不放权，基层就不可能放活，而我们有些领导、有些部门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些审批的权力，你要消减他的权利，你要动他的奶酪，他可能会不高兴，但基层干部群众高兴、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场主体发展必要，那就只好坚持群众满意的根本标准，不惜和不怕得罪有的领导干部或有的部门，也相信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群众利益，我们既要做改革成果的享受者，也要做改革成本的付出者。我们的文件作得好不好，不能光从文件本身看，关键的根本的是要看实际效果好不好，是要看基层干部群众满意度，套用一句广告词“不看广告看疗效”。所以，评公文优秀，专家学者说的只能作参考，基层干部群众最有发言权和裁决权。
以上是我的学习体会，不对之处请领导同行们批评。
群众语言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使用的语言。具有广泛性，活跃在最广大的人群中；具有基础性，是一切语言的基础，脱离了群众语言，所有语言都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都会走向衰落、枯竭；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任何语言而存在，并且保持永远旺盛的生命力。群众语言最鲜明的特点是真实准确、通俗明了、生动形象、朴实无华、思想深刻，好懂、好记、好用；最核心的价值是饱含仁爱、忧患、良知，代表责任、正义、担当，体现大真、大善、大美，是传承人类文明的接力棒，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这与百姓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性格有关，讲真话、说实话，有一说一，一就是一。当年全国大办人民公社食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去调查，农民群众实话实话“集体食堂办不得”，促成党中央下决心解散了食堂。毛主席引用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的话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搞大包干，“事发”后地委和省委的领导来了，地委书记见了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问他为什么干，他回答七个字：“饿极了，逼上梁山。”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问“你这个生产队长是原来好当还是现在好当？”严实话实说：“原来不好当，群众出工不出力，现在好当了，群众拼命地干活出力气。”前不久，我调查了解大别山革命老区农民的期盼，大悟县玄坛村农民群众给我写了“山区农民八个梦”：一是打工发财梦、二是老人孩子平安梦、三是老人身体健康梦、四是子孙成才梦、五是打工子女团圆梦、六是回乡创业梦、七是光棍娶媳梦、八是农村青年进步梦。这些梦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农村工作的实情。相对而言官话就显得水分充足些。官场假话最疯狂的年代要数大跃进时期，粮食亩产过万斤，全国各地放卫星，“增产多少全在嘴，收入多少全靠水”、“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今日官场假话仍然斩不断根，因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仍然还有市场，“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当不了官”仍然还有人迷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问题像木匠师傅弹墨线一样准，所以群众语言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1998年9月22日下午，江泽民同志来到小岗村考察，听严俊昌念起当年农民编的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笑着说：“农民的语言简洁生动，一下就把家庭承包经营的好处说明白了。”林权制度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调研江西武宁林改，拉着村支部书记余锦冰的手问道：“村里有哪些新变化？”余锦冰回答：“最大的变化是‘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总理听后高兴地说：“这三句话说得好！一定要写到报纸上。这是最高概括。”
平常生活中蕴藏深刻的道理，群众语言也深刻地揭示着这些道理。很多话看似浅显，实际深刻着呢。比方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得老鼠是好猫”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著名论断，其实是一句地道的四川方言。我的家乡当年流传着一句话：路线是个纲，缸里冒米装（没有米装进去的意思）。我们当时不敢传这句话，生怕犯了路线错误，因为有一句著名的领袖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篡改领袖语录是要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后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老百姓缸里有了米，碗里有了肉。现在想来，乡亲们的那句话是多么的深刻有力。其实官话也同样的准确和深刻，但总是喜欢“穿靴带帽”，看起来“云遮雾罩”。
这是与官话对比出的特点，当官话越来越长、看起来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时候，群众语言仍然简洁如秋天的树枝。有谁听见老百姓说话有很长的句子的？说到群众语言简洁，特别要说到北方话简洁到只有一两个字。有这样一个老段子，说两个北方人对话，问：“谁？”答“俺。”问“啥？”答“尿。”还有个旧故事，说有个书生看见皮匠蒙鼓诗兴大发作诗一首：“紧紧蒙张皮，密密钉上钉。晴天和雨天，都是一个音。”皮匠说：“你这话太罗索，不如说成：紧紧蒙，密密钉，晴和雨，一个音。”皮匠的老婆从厨房里跑出来说：“还不如说，紧蒙密钉，睛雨一音。”说说我经历的一件事：我省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有个重大发明，有家公司租了农村渠道的两岸种树，用种树的收益来帮农民疏洗河道，达到农民和公司双赢的效果，我前往调研，写了篇文章，作了一个“自鸣得意”的标题《让我栽上两岸树，帮你疏洗一条河》，送给当地村干部看，有个村支书说：
“你这题太长太酸，一看就知道是个秀才作的题，并且，屁股坐歪了，没有坐在农民这边，而是坐在老板那边。”我试着请他改改，他毫不客气地说：“只用十个字，《你帮我挖河，我让你栽树》”。这就是群众语言，简洁明了，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不枝枝蔓蔓。
这与官话的庄重、刻板相对应。革命战争年代，延安老百姓唱出了这样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老百姓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税费改革前，老百姓反映“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是个无底洞”。税费改革后，有个乡的老百姓贴出一幅对联：“千年等一回，种田不交税”。乡镇“七站八所”改革前，老百姓反映；“八个大盖帽，管一个大草帽，八个穿皮鞋的，管一双穿草鞋的”。老百姓形容有的干部：“台上象邓繁森，台下是王宝森，见了领导像和
群众语言的生命力强，时髦的官话有如时髦装修一样特别容易过时，只有群众语言是永恒的。群众语言的生命力表现在传遍快、广、久。要说传遍快，现在莫过于网络语言。类似“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被全勤”、“你懂的”、”蛮拼的”、“任性”等等，一夜之间，全国流传。要说生命力强，莫过于谚语、俗语、歇后语等民间语言。类似“防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心不可无”、“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来一世穷”、“日晕而雨、月晕而风”、“有雨四方亮、无雨顶上光”、“外甥打灯笼
习近平主席2015年新年贺词开篇第一句，“时间过得真快，2014年就要过去了，2015年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从沙发上站起来鼓掌。第二段，“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这一年，我们锐意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许多改革举措同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我再次鼓掌。第三段，“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人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我和老婆孩子连连鼓掌。后来讲到“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令人悲伤的时刻。”我们也感到悲伤。讲到“我们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我们觉得振奋激昂。讲到“不廉洁份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我们一齐喝彩。特别是最后讲到“让所有的人民免于饥寒的煎熬，让所有的家庭免于战火的威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和平的阳光下茁壮成长。”老婆孩子同声说：“习主席讲得好！”我问：“好在哪？”老婆说：“讲得好是因为做得好。”孩子说：“没有官话套话，而是群众语言。”这就是群众语言的魅力。
过去说，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同志和朋友。现在可以说，凭着群众语言，可以找到和认识我们的党。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实践证明，听群众说话，说群众的话，才能真正取得话语权，才有强大凝聚力。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到现在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无不体现“中国特色”和“党的特色”，都是使用群众语言，为群众理解接受，受群众拥护支持。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在井冈山，红军战士在朱毛带领下，“红米饭，南瓜汤，天天打胜仗”；在延安，军民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党内开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直到党中央集体“进京赶考”，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以说，群众语言一直伴随我们、承载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群众语言是夺取改革开放不断胜利的法宝。
邓小平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等重要思想，为改革开放指明大方向。讲两个故事。合资企业是开放最早的重大成果之一，1978年10月，通用董事长率团来华，在与中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项目时，建议中国最好采用“中外合资”形式经营。老外也使用我们的群众语言，他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李岚清同志把这段“群众语言”写进了给国务院引进办公室的简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上面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这就是中国“合资企业”的由来。开放最艰难的过程莫过于加入WTO十五年谈判。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对“为什么要加入”的问题有一个“经典解读”，他说好比小商贩要进WTO这个大市场，没有加入WTO，只能偷偷摸摸混进去，找个犄角旮旯做买卖，城管税务一来就躲，流氓地痞来欺侮只能忍着；加入后呢，有固定的门市和摊位，承担责任义务，享受平等待遇和权利，遇到欺行霸市的家伙，还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这就是群众语言的神奇力量，把复杂事情简单化、深奥道理明白化、抽象问题形象化。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比如“老虎苍蝇一起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这些群众语言所表达的新思想正引领我们加快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中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使用群众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能力和方法，是上乘功夫和顶尖本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语言大师，能娴熟驾驭群众语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就用群众语言现场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说：“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
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
胡锦涛指出：“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这些话都是老百姓听得明白、感到亲切的话。习总书记早年在农村“插队落户”，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很长时间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群众语言成了他的“当家语言”，当了总书记也会脱口而出，一讲一大溜。2013年7月习总书记到湖北考察，在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群众座谈会上，有代表介绍村里开了很多农家乐，他笑着问：“这么多农家乐，都‘乐’些什么啊？”就把大家逗乐了，气氛就融洽了。习近平告诫大家：“实现城乡一体化，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66岁的农民黄明山坐在习近平左边，刚开始非常紧张，很快就放松了。他说，“和主席挨着坐太难得了。主席有一个中国梦，我也有一个心里的梦，真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有机会挨着主席坐一次。”农民一句质朴话语，反过来又把习近平和在场干部群众都“逗”乐了。这就是群众语言的奇特效果，只需一两句，便让最高层和最基层亲密无间、亲切无比。
文风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与作风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大问题。一个群众观念淡漠的人，不会时刻把群众利益挂在心上、拿在手上、念在嘴上；一个群众语言匮乏的人，不会经常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群众语言好比一面镜子，能照出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历数党八股文风“八大罪状”，批评其“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同时称赞：“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号召全党同志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现在的“八股文风”也很浓。江泽民曾强调要纠正不良文风，指出有些文章哗众取宠，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这种不良文风应加以纠正。
习总书记指出：“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并且引用群众语言批评其长，“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的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批评其空，“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批评其
假，“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让人听不懂、看不懂。”强调“我们的文件、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的第一场讲话，让人感觉到清风扑面。香港《明报》称，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听得懂的语言词汇，宣示理念，从形式和内容，都有新意。《大公报》评论指出，一段“唠家常”式的话语，且是在就职亮相这个重要场合，着实令人耳目一新，那种恪重民生、砥砺亲民的人格魅力，瞬间触动民众的心灵。特别是两句话“打铁要靠自身硬”、“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被称为最生动深刻、最有个性色彩的语言，折射了新一届党中央务实、谦逊、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政治品质。全党上下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当时有人认为这四句话“太口语化”、“太土气”，怎么能写进中央文件、作为全党重大活动的总要求呢？其实这样的想法，反映我们有的人“八股文风”根深蒂固，不舍得丢，不情愿改；更说明我们有的人思想作风严重地脱离群众；也证明这项活动开展非常必要和及时。有新一届党中央的示范带领，大家一齐来，说咱老百姓的话，让群众语言的清风，吹散八股文的雾霾，迎来清亮亮的“文风蓝”和“作风蓝”。
先讲个故事：某机关干部下乡调研，走进村民小组长家，开口便问你们小组的GDP是多少，小组长一脸茫然，他老婆从厨房里跑出来“救场”，说鸡的屁股不知道，牛的屁股知道，本小组还剩五条牛十个屁股，反过来弄得干部一脸茫然。另一个机关干部下乡蹲点，给村里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作报告，先讲“重大意义三个必要性”，再讲“当前工作四个着力点”，后讲“纪律要求五个不允许”。讲了半个小时取下眼镜一看，人都快跑光了，只剩一个老大娘，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他很感动也很敬佩地说：“你是这个村里觉悟最高的群众！”老大娘说：“我的觉悟不高，你坐的高脚椅子是我家的，我要带回去！”搞得那干部瞠目结舌。这样的故事还不少呢。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样的干部下基层，不但没有用钥匙打开群众心庭的大门，反而推了一车土，堵在群众心坎上。
有句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什么不一般，首先是说话不一般，喜欢说官话、打官腔。我们不妨留心一下报纸、电台、电视，或者会议、文件、材料，听听或看看领导干部作报告写文章，究竟还有多少群众语言。有些报告洋洋洒洒上万言，找来找去却找不出一句群众语言，甚至没有一句让老百姓感到熟悉而亲切的话，老百姓嘲讽为“清一色的官腔官调”。
与此相连的另一种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和文章，习惯“引经据典”。喜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说，再不就是亚当
不容许出现这样的口语，好像群众语言成了“眼中钉”和“肉中刺”似的。
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群众说得好，你打你的官腔，咱老百姓不跟你搭腔还不成吗？有的同志会说，我的讲话和材料本来就不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于是，官场讲话和文章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群众语言拒之门外，民话和官话中间砌起了一堵墙。久而久之，这些领导干部就由不愿说群众语言到不会说群众语言了。就有了这样的现象：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农民说话说不亲切，与工人说话说不拢来，与市民说话说不随和。对这种“话不投机”的现象，群众用一句歇后语讽刺叫做“戴斗篷接吻
即使是干部对着干部讲，干部写给干部看，又有多少干部是被吸引着去听去看的呢？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写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前，用2个月时间听30多个部门汇报，毛泽东习惯对汇报进行评点，他把听那种枯燥的汇报比作坐牢，甚至“比坐牢还厉害”。我想我们那些经常开会听报告的官员肯定有类似的“痛苦感受”。经常有报载某地“严肃会议纪律，对听会打瞌睡的就地免职”，光治台下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检讨台上呢？听的打瞌睡固然不对，但讲的就没有责任吗？你的讲话不中听，人家当然要打瞌睡哟。我这不是鼓励开会打瞌睡，而是说作报告写文章还是要讲究一下语言艺术，百姓语言会平添讲话和作文的魅力，甚至平添你的人格魅力，这更是工作需要，党的事业需要。
领导干部不会说群众语言，有的是经历问题，有的是水平问题，有的是感情问题，都是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群众的工作，即使是做干部的工作最后还是通过干部做群众的工作，不会用群众的语言讲话，便容易造成语言障碍，形成感情隔膜，最后影响工作效率。跟群众打交道，说群众话，群众一听就觉得亲切，就会拿你当“朋友”，至少认为你“够朋友”。有了这种亲切感和朋友味，我们就好跟群众打商量，且不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至少“有话好说，有事好办”。而常常面对群众讲些大而空的套话、官话甚至废话，群众一听就“见外”，就“敬而远之”，久而久之群众自然也就懒得听他讲话，久而久之可能会被群众抛弃。说大一点，这是一个事关革命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严重的问题。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此有非常多的精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少数干部不会同群众说话，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其实，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领导延安整风时，提出要整顿文风，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 呢？”他还引用了季米特洛夫的一段话
很多人认为，现在新的党八股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党八股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话可能过激了一点，但问题确实很严重了。就说领导干部的报告，我认为就有四大通病：一是长。报告越来越长，一讲就是老半天；标题越来越长，短的十几个字，长的几十个字，报纸要登两三排；句子越来越长，几十个字、上百个字才能完成一句话，“一句话念完要换几口气”。二是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政军民工农学商，事事说到，唯恐漏掉，好像那事不讲就是不重视，讲少了也是重视不够。（其实，除了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需要全面部署外，一般的讲话何需面面俱到呢？）三是套。开篇要有套话，结尾有套话，段落承启要套话；下级照着上级套，今年照着去年套，部门照着党政套；千篇一律、万讲一样，全国统一，多年无二。四是空。有事也要说一段，无事也要说一通，看起来每句都正确，想起来大多不管用。
（2015年）
前段时间，有机会参加了三次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参与完成了三篇比较有份量的调研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在过程中学到了一些思想、知识，特别是方法和技能。
省委政研室是省委的决策参谋机构，是谋事机关、是智囊团，有人说，谋事当谋天下事，求名当求万世名。这话对我稍大稍虚了一些，但作为省委参谋，谋事当谋重大事。新时期，改革发展稳定，样样都重；群众利益无小事，事事都大。怎么样才算谋重大事，湖北省委发过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文件《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鄂发[2008]4号），要求全省调查研究做到“三个围绕”，围绕中心抓调研，围绕大局出思路，围绕难题求突破。认真学习领会“三个围绕”，对于我们更好把握谋重大事极有帮助。
安排任务的领导大、带队调研的领导大，决定调查研究课题重大，当然重大的本质主要靠内容和效果所决定。这三次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分别都是省委书 记、省长亲自安排，事关全省改革发展大局。
重大调研报告一般都由省委领导挂帅，组成联合调研组来承担。林业调研是
由一名省委常委和一名副省长当主帅，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吕东升具体负责；仙洪试验区和鄂州城乡一体化调研是吕东升同志牵头负责。这种安排都是省委书记或省长“亲定”的。林业调研成立了由省委政研室、省委财经办
（省委农办）、省政府研究室、省林业局四家组成的联合调研组。仙洪试验区和鄂州城乡一体化调研成立了由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组成的联合调研组。
重大调研报告肯定会产生重大效应。全省林业改革发展调研报告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书记、省长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作了重要批示，省委常委会、省长办公会分别对报告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出台了一些含金量非常高的政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省委林业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领导的重要讲话。仙洪试验区调查报告得到了省委的高度评价，省委书记批示：“调查报告内容丰富，不仅生动反映了仙洪试验区新农村建设的鲜活实践，而且总结了初步经验，提出的建议也很好，印发有关方面参阅”。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常委批示：“调研报告很有深度，生动反映了仙洪试验区的变化，经验和启示总结很好。九条建议请有关方面认真研究，特别是申报国家试验区问题，可争取中农办支持。”鄂州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多位领导的充分肯定。省委书记批示：“调研组做了大量工作，对鄂州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情况及成效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对试点工作的基本经验做了很好的概括。”并指示将两篇调研报告在湖北日报上刊发和在全省试点工作现场会上印发。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批示：“调研报告在立意上有高度，在内容上有深度，在指导上有力度。可印送中央在鄂媒体并省内媒体，以供在宣传报道时学习参考。”分管农村工作的副省长作了一个“超长批示”：“调研报告深入、详实、客观、前瞻。先以其精练之笔，全景式描述了鄂州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要作法和初步成效，又以其敏锐目光透视和总结了试点基本经 验，‘六个突破’和‘区域统筹规划’彰显了鄂州特色；同时，对加快推进全省城乡一体化提出了几点重要建议。这是一份颇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调研报告，也是一份重要的理论成果。请省农办、省农业厅、水利厅、林业局在谋划相关规划时加以运用、吸收，并对鄂州的试点工作大力支持。”
充分的准备工作是搞好重大问题调研的前提和基础。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这个道理。
深入的调查是调查研究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深入的调查，才能保证所得情况的全面真实，也才能保证调研分析判断的准确正确。综合三次调查情况，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方法。
试点县市，参观了多个乡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看了一个个大林场、小林地，翻了一本本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方案设计、动员会议记录、工作日志、座谈记载、林农签名资料等等。仙洪试验区调查和鄂州城乡一体化试点调查考察的现场更 多。我们走上一条条田梗，走进一个个社区，深入一家家企业，参观一片片街道。远的近的现场都去看，好走的不好走的现场都要看，提前准备的和随机抽样的现场都得看。“随时喊停车，随处看现场”。陪同的干部们都能表示理解和支持，而我们作为专业调研工作者更形成了这样“求真务实看现场”的习惯。
走访基层干部群众，相对而言，乡村干部多一些，平头百姓少了点。联合调研，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开到老百姓家里去，老百姓看市县乡村干部都来了，“左顾右盼”并不一定敢讲真话，没见过这阵式的可能还怕讲话了。——调研组的领导和同行们也知道这回事，但限于时间和条件，不便“化整为零”进村入户开展活动。这是重大调研联合组队值得研究的课题。
调查研究的后一半功夫在研究，调查是“基础工程”，研究是“上层建筑”，调查更多的是“感性认识”，研究更多的是“理性思考”。研究的功夫一点也不比调查少，并且研究更需要功夫和更见功夫。应该说调查与研究是两个环节，但实际操作中，调查里面有研究，研究里面有调查。有时候调查结束了研究成果也就出来了，调查与研究几乎同步完成。重大问题的研究主要形式是集体讨论研究。一般分三个层面。
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措施和当前提交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财政厅的同志提出了“提请解决的问题涉及到的资金数目太大，超出了我省财政的承受能力”。编委和人事部门的同志提出了“编制问题是个刚性的问题，不会随意变动；林业级别问题也不会在近段时间有改变。对这两个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要提到会上去，也不必写在报告中”。我们吸收了这些很好的意见，并且认真考虑了其它一些“度”的把握，使调研报告更有份量、更有力道。鄂州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完成后报送主管领导，领导对进一步完善报告思想，尤其是突出省委省政府重视、体现省直对口部门支持等提出了重要指示精神。在我的近几年的调研经历中，类似这样省委常委参加调研问题研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的事情有过多次。
在三个层面的研究中，调查组的研究是主体的研究，也就是“以调查组的研究为主”。三次重大问题的调研，我们调查组主要研究四个问题。
践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亮点），又要体现调查组在此问题研究上的思想高度、理论水平、分析把握能力。分管领导一遍遍地修改这个部分，初稿完成后吕东升同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想、语言把关，最后，又按照省委常委领导同志的意见添加了800多字的重要内容。功夫不负苦心人，省委书记批示肯定“对试点工作的基本经验做了很好的概括”。分管副省长批示“以其敏锐目光透视和总结了试点基本经验，‘六个突破’和‘区域统筹规划’彰显了鄂州特色”、“这是一份颇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调研报告，也是一份重要的理论成果”。
写作是调查研究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调查
研究全部成果的载体。当我们把调查和研究的功夫做到位后，写作应该是件不太难的事，有人说它不过起到记录和整理思想的作用而已，所谓文以载道，是的，但写作是一门专业，术业有专攻，术业须专功。所谓道之无文行之不远，如果文章写得没人愿看，再好的调查研究成果都将被“埋没”。
写作大体分为四个程序。
发湖北日报的，这给我以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不长于写经验，经验里面是要理论作支撑的，理论这一块恰恰是我的弱项，领导“委我重任”，我也明白领导的良苦用心，这是在培养和锻炼我。越是搞不好的越要你去搞，你也越是要搞，你才会越有进步。
分工写作完全后，由一人统稿。统稿不是一二三地做加法。各人有各人写作习惯，或者说写作风格，做加法可以明显的看出“多个手迹”；同一调查组，写手们的水平不尽一致，平常看不出来，对接起来就显出“不平坦”；一件事情几个人写，尤其是经验总结性调查，成绩、作法、经验、启示，翻来覆去地说，难免会重复罗嗦。如此种种，统稿是件并不轻松的差事，甚至比自己单独完成一整篇更麻烦。除了文章的统一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之外的统筹更见学问和功夫。三次调研，我两次负责统稿，林业调查我负责统稿，实在免为其难，因为所有参加分工写作的都是我平常非常尊重的领导和老师，我不敢直接在他们的材料上 “下手”，在认真学习他们材料的基础上，请示梅学书副主任同意，作了一个学习体会与建议的发言，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大家相互间也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建议，最后，梅学书同志安排三家单位根据我的建议和大家的意见，于当天晚上就在所住宾馆进行修改，第二天由我“再统”，第二遍统稿就比较顺利了。鄂州城乡一体化调查也是我统稿，这次统稿的难度更大。吕东升副秘书长安排，两篇文章分两头写，一头请鄂州市委写两篇，另一头是我们调研组写两篇，两稿四篇送东升同志阅后，东升同志主持召开统稿会，对两个稿子进行分析评价，每个部分进行评点，并决定以哪个稿子为主进行修改，参进另一个稿子的哪些内容。原以为按分工部分各自进行修改，但东升同志要求，由我一人完成主体报告的四个部分修改，并对另一调查稿的修改负责把关。按照东升同志的意见，我首先对自己的写作部分进行了“主动的自觉的修改”，因为我写稿跟大家风格不太一致，用东升同志的话说“太活了，与整个材料不协调。”另外，我把我自己认为的“生动活泼”的风格，也“强加”给其它几个部分。我为此“萌生”了一些统稿理念，比方说，我觉得统稿就象我们写的鄂州统筹城乡发展一样，要有“全域文章”观点，要“实现整个文章所有部分一体化”，使“分工完成”的文章读起来“浑然一体、大雪无痕”。有了这种“统稿”理念，统起来就“顺畅”多了，统的效果也“和谐”多了。
子，我写第一部分，按要求只能写5000字，我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我认为写多了好让领导去删，写少了领导还没办法。说白了，还是自己把握不住。送给我们处长看，不用说太长了，肯定要大砍大杀，七刀八刀砍下来，还有七八千字，再交领导，基本通过。后来报告发出来，我那部分还是最长，虽然看上去确实生动而丰富，但到底占的篇幅太大了，有点过。鄂州城乡一体化调查稿，我写经验部分，原定6000字，我第一稿写了12000字，领导尚未指示，我自觉地改出第二稿，9000多字，改稿会上，东升同志指出我写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太活了，与整个材料不协调。完全按自己的文风在写，没有考虑整体的一致”；二是“到处是亮点，不一定好”。东升同志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说我是“满头插花”，“会打扮的女人，头上一般只插一两朵花”，第三个问题，是“毛家菜”，也就是有点粗糙，毛手毛脚的。对东升同志的“批评”，我“心悦诚服”，认真记在本子上，并以为，这是最有针对性的现场教学，这是“手把手地教我写文章”，这才有实打实的进步。我按东升同志的意见，在分管领导的指导下，一遍一遍进行修改，每修改一次，我就似乎明白了一两点关于调查报告尤其是经验部分的写作“门道”。最后，经验部分基本通过的时候，我对如何写经验有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把握。比方说，我觉得经验部分应该是夹叙夹议，一般可写成三个层次，先提出观点，再用几句话阐述观点，然后对调查经验进行剖析，最好用个一二三。简洁明了，干净利落。一段写上千把字，不能太长。“通俗”写法是不再举例，只作提纲式地写，也不必作过多的理论阐述，点到即可。每段字数基本相当，保持段落间的匀称。不过，我比较固执地坚持个人写法。比方说我觉得该举例还是举例，所以我在写“全域鄂州规划”这一经验时就举了一个自来水厂的例子，这个例子特别经典，特别有说服力。举例稍长，让这一段文字多出了不少，显得与其它段“不匀称、不协调”了。另外，有的同志认为经验部分中不要再出现人物和人物语言，我不敢苟同，调查报告不见人物，那不叫调查报告，那叫文件。所以我写经验的每一段差不多都有领导怎么说群众怎么讲，读起来很生动。还有，那些比较经典的理论阐述我更主张保留。我认为，那就思想精华，那是调研文章的高度、深度和力度，那是要让读者看到此处要打波浪线甚至拿笔找纸抄下来的好东西，那是读者真正的收获。
标题锤炼是文章修改至关重要的一环。好标题如美女一样“养眼”，有吸引力（吸人眼球），那些材料式、公文式的标题很轻易就把人拒之门外。写鄂州城乡一体化的稿子，领导要求我们开动脑筋想个好标题，后来我综合大家的标题成
果和标题意见，草拟了十多道标题供领导参考。这些题包括：《春来鄂州绿满城乡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鄂州模式》、《鄂州突破》、《春风吹绿梁子湖》、
《梁子湖畔春来早》等。吕东升同志看了这组标题，沉思了一会，用红笔圈定《用“一体化”推倒“二无墙”》，并打电话征求鄂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夏航同志意见，夏也觉得这个标题很好。于是就定下来了。文章发出来后，很多领导和同仁都觉得这个标题好，尤其是我们农村处的涂世创处长特别“激赏”，说它准确、形象、鲜活、独创，是可评金奖的标题。
说到修改，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大调研报告的篇幅问题。我留心查了一下，省委政研室所写的重大调研报告，一般在两万字左右。这三篇也差不多。文章长短是相对的，有话须长，无话须短，所谓“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重大问题调研报告，“长得有道理”，因为问题本身的重大、艰巨、复杂，因为报告所担负的责任重大、作用重要、影响深远，所以，总结需要全面而具体，分析需要深刻而慎密，建议需要切实可行，所谓理论性、实践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都得具备，报告难免会稍长一些。尽管如此，我个人看，还是长了点。调研报告不因长而显得重大，长跟重大有联系但不是绝对关联的，长的理由最多，长的效果只有一个，文章写出来是给人看的，太长了领导没时间看，基层干部也没功夫看。说句实在话，两万字的报告认真读一遍得半天时间，得把人“读趴下”。可能只有四种人有兴趣并有耐心从头读到尾，即写作者、被写者、相关领导和需要研究并进行类似写作的同志。从效果优先的角度来考虑，调研报告短比长好，重大调研报告也不宜写太长。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是大家认为最喜欢写长篇的家伙，我有“一写就长”的老毛病，并且还是“名声在外”。时任省委书记曾给我作过一个批示“此文虽长，但易读，可发到县市区”，记得被批示的那篇文章就是一万八千字。有此一批，故而敏感，所以提及。
报告打印成《专送参阅件》后便发省委政研室的《专送参阅件》，一般是谁
安排送谁、谁分管送谁、重大问题送书记省长，急事急送，特事特送，一般事情按程序送。急件批得快，当天可见，一般件三五天也可见到批示。业内有句话“领导批示是硬道理”，因为有价值的东西领导才会批示，也只有领导批示了，才能发挥效益、起到作用。领导批示的文章一般会在省委内部刊物《决策参考》或《内部参阅》发表，供全省县以上的干部参阅，重要文章也会在省委机关刊物《政策》上发表，供全省干部群众学习。最直接的效益和作用就是调研报告的重要观点变成领导讲话的重要思想，或者直接写进省委省政府文件，成为重要政策。如是，一篇重大调查报告就算完成了。而新的调研任务早在前面候着我们，“背包刚放重拎起，征尘未洗又出发”。
当过多年通讯员，当过几年报社总编，发表过小言论文章150余篇。当年总结有这么“七个要”的体会，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对于初学言论写作的同志可能有些参考作用。
无新思想不写言论，这是我的言论观。焦裕禄同志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如果你说的大家都熟，你写的报纸上都有，你还有“嚼”的必要吗？不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没有再炒的价值，而是你不能用新形式新方法新手段新工具来炒，或者说你压根儿炒不出新意，你就别炒了呗，何必苦自己害编辑占版面烦读者。我写小言论，写前想一想，是否有新意，有新意的就值得写，无新意，还好的事例和句子都让他作废。我说的新意，首先当然是积极和健康的，绝对不是错误的，更不是引导犯错误的，舆论引导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命脉。我说的新意，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方向路线上绝对正确的框架内，努力写出人人笔下所无，最好写人人心中所无。这是给社会提供正能量的新意，于事业有补，于读者有益，绝不是有哗众取宠之新，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所谓的“新意”。我认为写言论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先有方向正确的有实用价值的新思想。
比方说第一个记者节，我写了一篇评论《节日是对责任的提醒》。最早时间出现农民上街擦皮鞋，很多人尤其是当官的不好意思伸出脚来，我写了《请帮我来擦皮鞋》，接着写了《见业勇为》两篇小言论，第三年，我再写《监利农家嫂，擦亮天下鞋》。我老家监利人常常抱怨无区位优势无交通优势，监利与洞庭湖岳阳楼一江之隔，我从“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对联中受到启发，写了一篇言论《岳阳是监利的岳阳》，很多基层干部读了觉得开启思维，并把这一观点运用在招商引资的宣传中。类似《开会打手机，怪他也怪你》、《粗茶淡饭待客好》、
《下村最好骑车去》、《何必吃常饭》等等这些小言论，都能给人一点新东西，都为读者喜爱，更可喜的是内中有一些说法，经常为县领导大会引用，频率较高地活跃在干部群众的笔头和口头。
言论属于新闻言论，所有新闻体裁都共一个姓“新”。一般的言论都是缘事
而发，一事一议，事，应该是新近发生的事而不应该是陈年旧事。我说引例要鲜，是指言论援引的新闻事例不仅要新，而且要鲜，新而鲜，鲜而活，新鲜活泼，最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鲜活泼的事例。
当年监利县农民负担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社论评论发了不少，大家看多了有些麻木了，我在其中写了一篇《心中有鬼才停电》的小言论，因其事例鲜活而为干部群众记住，县里乡里召开的减负会议，多次讲起我写的这个例子。那是我下乡采访时一位电工告诉我的，县里要开减负电视动员大会，通知全县各乡镇各村集中组织收看，该村支书一见通知，赶紧找到电工拉闸停电，电工大惑不解，村书记直言相告：“减负政策全部交给了农民，我们怎么收款？这电视是万万看不得的！”类似这样害怕和阻碍农民掌握减负政策的事情很多见，诸如减负通告不张贴，减负文件不传达等等，但像这位村支书心中有鬼拉闸停电的事情很少见，因此很新鲜，因此也很典型。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眼睛要炯炯有神。我一向注重标题，曾放言敢与大报叫板做标题，所作标题多次在全省同类报纸中获奖，也曾为此撰写论文多篇。言论虽小，标题我从不大意，我有一句话，题不惊人就不写。我所写抗洪十论，篇篇都点到抗洪关键处，我写的《反腐利剑高悬在你的我的头顶》、《顺德人可怕在实干》、《每逢佳节倍忧情》、《婚外恋人是丑角》、《开发注意力经济》等等。做这些标题，我总是务求其准，务求其实，务求其新，多求其亮，总之务求其神，当然也有做过头而近乎做作和卖弄的。
一篇言论，要有句把名话，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一句名话在其中，整个言论尽风流。我记得我读过的好像有几篇获奖小言论有这么几句名话：台上他在说，台下在说他，党员不是演员，唱功不抵做功。这些话，缘事而发，生动深刻，朗朗上口，过目不忘。大多数人写言论，以朴实为本，以为追求句子之名失之于花，我不这么看，一篇言论读后，能让人家记住件把事、句把话就值了。我看重于此，时为吟安一句话苦思一两天，我也经常为能想出一两句经典句子而欣喜若狂。
我想稍多一些列举个人以为得意的句子。我写《监利农家嫂，擦亮天下鞋》：“你擦亮了人家的鞋子，你就擦亮了你的生活和家庭，擦亮你的容颜和心情”。我写《开会打手机，怪他也怪你》：“个别当官的打手机，一半打给上级下级，
一半打给情人小蜜，开会打手机，一半预订会后酒席，一半约打麻将定七”。我写《婚外恋人是丑角》：“即使婚外恋可能恋出美丽的浪花，那也肯定是阳光折射下的污泥浊水”。我写《每逢佳节倍忧情》：“身在故乡常是客，每逢佳节倍忧情，遥知兄弟在找我，送礼不可少一人”。我写《给您拜年啦》：“一声拜年啦，像春风催开脸上的鲜花，像春雨润酥心底的土地何须下跪，不必拱手，只一声真诚道来，便雨霁天晴，云开日出，便一天惬意，一夜美梦，一年吉兆，一生好运”。我写《下村最好骑车去》：“坐车下来的，群众心里总有一层隔膜，就像车窗上贴的太阳膜，你看群众黯淡，群众看你模糊”。我写《家常便饭待客好》：“又可口，又亲切，又省钱，又省时，又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保持形体美，又有利于党群关系，包括夫妻老小之间的关系，既如此，何乐而不为？何苦要牺牲那些生猛海鲜有意加害我们尊敬的客人呢？”我写《见业勇为》：“不因消极等待而无为，不因反复选择而迟为，不因业差而不愿为，不因业好而不敢为
见业勇为，业在前头，只要你勇，为在后头”。九八年监利县遭受特大水灾，四个民垸扒口行洪，十万灾民无处安身，我写《十万灾民呼唤求助》：“骄阳似火，大雨如注，堤畔灾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老幼病残，正陷于求医待哺之际，凡我炎黄子孙，素重赈灾好义之举，无分远近亲朋，都有灼艾分痛之心。天地同脉，四海一家！情重似山，血浓如水！！救苦救难，功高日月！！！谨此恳切陈词为灾民呼吁，深信海内外同胞和朋友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定能热情响应，慷慨解囊，资助监利灾民渡过百年未遇的难关，更为荆江后段抗洪胜利擂鼓助威，您之善举，将勒石刻碑于江边，您之美名，将报载书传于后世”。
言论特征在小，标志在短，长则千言，短可几句，一般三五百字。我写《抗洪十论》，每论规定300字，抗洪紧张，哪来时间读长篇，抓住问题，简明扼要一段话，好记、管用，读后都说好。而今生活节奏快，大伙都在忙，长篇巨制谁来读？小言论如快餐，站着吃，吃了走，又方便，又实惠。如何把言论写小写短，我的体会是：一文说一事，尽量用短句，大量用动词，最好多分段。
我的言论酸甜苦辣都有。自我要求：敢写辣的，常写酸的，多写苦的，少写甜的。
我的辣味言论不少，得罪的人也不少，其中有领导有同事有基层干部也有社会油子，为此惹的麻烦真不少，最麻烦的是言论触及了上级领导的利益，吃不了
兜着走的味道真有你受的。得罪社会油子风险也大，人家打电话来扬言要砍手砍脚，要几万元钱买你的人头。我不怕，我因无私而无畏，我信正气压邪气，当时无畏，至今无悔。此类事例不便再举。我有一句大俗话在同行中流传：“做和尚不怕挑水，做泥鳅不怕污嘴，写文章不要怕鬼”。
我说多写苦的，是指多为基层百姓写，多为弱势群体写，多为困难事情写。我写《十万灾民呼唤救助》，那是我自己认为的苦言论之经典，我几个晚上找到本县几位古文老师家中求救，我用一个星期时间苦苦斟酌，我把86天泡在抗洪大堤上的亲身感受和对十万灾区父老乡亲的真切关爱之情溶进去，字字含着泪，句句都是情，以这篇文章为头版头条的这期募捐号的报纸，我们加印1万份，寄给全世界各个国家，寄给全中国各大中城市市长和各大中企业老板。反响异常强烈，海峡都市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福州市全市的的士为监利义务开车一天，收募捐款一百多万元，由市委副书记带队，带着我们那期报纸来监利捐赠。贵州省锦屏市一家企业，开了一个星期广播，每天早晨声泪俱下播放这篇文章，干部职工含泪捐款，场面非常感人。全国人民当时捐给监利多少钱我不清楚，但打入我的那篇文章后面公布的专门帐号的捐赠资金是1千多万元。时任代县长和抗洪总指挥的赵毓清在大会上说：“以前只听说一字千金，余爱民写的《十万灾民呼唤救助》1千多字，收到1千多万，真正的一字万金，这是我知道的最值钱的文章”。我个人也觉得，这篇言论创造了一个文字神话。
甜文章我也写，不过写得少，比方说《给你拜年啦》、《君是监利人请喝家乡酒》、《一道历史与文化的名菜》等等，这些言论，语言优美，喜情洋溢，读后给人感觉甜蜜。
我说我常写的酸的言论，是指那些非辣非甜非苦的有刺激但刺激不强烈，有味道但味道不很大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伤感情也就不惹麻烦，搔到痒处，顶到涨处，摸到痛处，是对工作和生活的一种“保健按摩”。比方我写的《实事求是定调子》、《每逢佳节倍忧情》、《婚外恋人是丑角》、《抓落实，结硬帐，争名次》、《看一看谁实干》、《顺德人可怕在实干》等等。
党报言论应该为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要实在。切忌为写言论而写，切忌为图名声而写，切忌为报私情（个人恩怨）而写，切忌为卖弄才华而写，也不要为了获什么奖而写，文章合为时而做，言论当为事而写。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就是诗对社会实实在在的服务。小言论作用
不小，不说一言可以兴邦那样的大话，至少可以起到教育和引导人、启发和警省人、丰富和快乐人等作用。有一作用便实在，一篇小言论要有一点实在作用。这一要非常重要，我把它放在最后说，以示特别。失去这一要，以上六要还要不要呢？
调查研究有四个环节，一是选题，二是调查，三是研究，四是写作。总的要求是，问题要瞄准，调查要深入，研究要透彻，真话要敢说，文风要清新。结合这些年的调研实际谈几点体会。
先从选题说起，选题就是找问题。农民说，秧好一半谷；我们说，题好一半文。题好不仅仅指标题好，更重要的是选题好。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找准问题。扶贫工作有句新鲜话叫瞄准式扶贫，我套用一下，调查研究要瞄准式选题。
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善于站在全局工作的高度，抓住带有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的重大问题，寻求统筹解决的思路。所谓
《建设平安和谐的湖北新农村
一线，就是
我写第一篇调查文章《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成因及解决办法》，那是我从报社总编调到县委办公室的第一个月，因为我兼任县税改办主任，下乡调查，哎哟喂，老百姓为承包地的事扯皮太多了，汴河镇平均每村5起纠纷，全镇100多起；白螺镇有个女农民为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喝农药；尺八镇有个种田大户为保住自己
一炮打响，有人怀疑我是瞎子撞钟碰运气，我便再试试，其实我心里有底。我接着写第二篇调查文章《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我在县委办公室分管文书，有机会最早接触中央和省市文件，那天我读温家宝总理到湖北视察讲话，里面有一句话是对俞书记讲的：
了一道真正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精神食粮。
怎么做到深入？科学的方法是保障，比方法更重要的是作风，比作风更重要的是责任。担当责任、饱含真情、扑下身子、掌握方法，以此
领导未尝我先尝，看看味道怎么样；领导未讲我先讲，看看话筒响不响。
没有调查，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研究，调查所得的材料如一盘散沙、一堆乱草。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最见功夫的。习近平同志指出，从目前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看，有调查不够的问题，也有研究不够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可能更突出。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所作的很多农村调查，研究成果大都来自乡村干部和农民的意见总结提炼升华。比方说，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老百姓创造发明的，连那几句顺口溜（大伙都说干、选出代表办、过程请人看，搞完从头算，村干部旁边站），也是老百姓编出来的。相关部门也是研究的主体。他们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碰到的问题多、解决的问题也多，被调查者比调查者更有发言权，多听听他们的研究意见，或者说依靠他们来研究解决问题。比方说，你要作小型农田水利方面的研究，你还是请教水利厅和财政厅、发改委管这项的领导和专家们，不仅因为他们对此有研究，而且你的报告被领导批示下去，最后还得靠他们来落实。专家学者是研究的必要主体。重大事件的决策必须请专家学者参与，请他们出主意提意见，这是科学决策的必要环节和必要前提。农村有句话，过了厨子的手，汤才是鲜的。我们省委政研室所作的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长江经济带
七道菜是
地管理法》、《合同法》等7部法律和几十个中央省市县文件、领导讲话和专家思想来学习，监利21个乡镇我个个跑到，完了之后我写出了3.5万字的《法律解读监利农村土地问题》一本小册子，应邀到几个乡镇几个部门去宣讲，效果特别好，我自以为确实把这个问题搞熟了，这才提笔写《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成因及解决办法》。对于这个课题，我侧重于法律、政策、理论和实践四个方面的对照研究。我写《监利百村化债调查》，我把这些年中央和省市县所有的化债文件都找出来学习，分乡镇分类别整理出41份专题报告，资料积累三个档案袋，然后，花了三个月跑了全县三个类别的村200多个，一类是长期以来无债或少债的村，一类是税改后化债效果明显的村，一类是债务沉重无法化解的村。我自以为这份调查在政策和问题两个方面下的功夫最多，钻研得也比较深。
我用这个三四五研究法，做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比如第一轮
习近平同志指出
题，而且是党性问题
2006年初，承蒙俞正声书记关怀，把我从监利县委办公室破格调入省委政研室。来之前我特地准备了一件
党的十七大召开前，我给俞正声书记送了一个书信式的调研报告《乡亲们的心声》，总结农村十大好政策，反映当下八个大问题。当时有朋友也劝我：
我从这些
调研报告是写给领导看的，要让领导愿意看，这就要研究调研文章怎么写的问题。俞正声书记曾在我的一篇关于种田大户调研报告上作这样一个批示：此文很长，但易读，可发到县市领导参阅。正是这个不一样的批示，让我认真地考虑如何写好调研文章。
准
当有情（感情）、文当有趣（情趣）、文当有物（事例）、文当有文（文采）、文当有句（妙句）。前
法、经验和启示，或者问题、原因和对策，反正三部分。这是调研文章的一般结构。我写《江西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也想过用三段式写，一写他们的作法，二写他们的经验，三写启示和建议。我在学习中看到此前有几篇外省考察报告，都是这种格局，我就有意识地变了一下，只写启示，9个方面，平面排开，把他们的特点、经验和我省的对比情况以及我的建议都摆放进去了，溶立体于平面，凝丰富于简练，藏巧于拙。省领导给了个八字批示
怎么办
《大冶农民侯安杰，跨市种田两万亩》《中国粮王刘文豹，规模经营三十年》；
《转型升级新黄石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拾得群众语言一箩筐”，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段竟一连串引用农谚达9个之多。那9个农谚是：“麦苗盖上雪花被，来年枕着馍馍睡”“麦要浇芽，菜要浇花”“寸不怕尺水，尺但怕寸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飞杨花、种棉花”“青蛙打鼓，豆子入土”。如此“批发性引用农谚”，可见总书记对农谚农活农情的熟悉和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深情。我想，当下有多少干部知道农谚？有多少农村干部知道农谚？有多少领导讲话和文章中引用过农谚？有的干部学历高水平高，会说几国语言，就是不大会说群众语言，更不长于用群众语言来做群众工作。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多学习“生动而道理直白”的群众语言，“应该了解，最好熟记于心”“不懂要抓紧补课”。
的基础课。我们有很多途径和方法学习群众语言，可以从书本上、电视上、报纸上、网上学习，可以通过人大、政协会议向基层代表和委员学习，可以通过春节回到老家向父老兄弟学习，可以通过接待上访，下基层调查研究、蹲点、办试点等途径学习，可以通过长期帮扶几个穷亲戚学习，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地方语言学习。学习的路有十几条，联系群众是最好的一条，跟着群众学是最快的一条，这就是古人说的“学莫便乎近其人”，也是俗话说的“跟着师傅跑，手艺才学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多跟群众在一起，多跟百姓聊一块，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熟悉了群众语言，也就了解了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乐什么、怨什么、梦什么。湖北省近几年开展五轮“三万”活动，组织全省上十万名干部沉到基层去，住在农民家里，为群众办实事、送政策，很多干部经过这种“轮训”，增进了群众感情、提高了工作能力，也学到了群众语言，能说一口流利的百姓话。
作风的检测仪，凡是调研报告中群众语言缺乏的，那就是调查研究不够扎实的。考察也是这样，到什么地方去考察，考察报告里就应该有那个地方标志性的语言。有位调研专家说得好：“我们不光是吃那个地方的土猪肉、喝那个地方的包谷酒，还要会唱那个地方的山歌，会写那个地方的土话。”这就是俗话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无论写调查报告还是考察报告都要回放这些“山歌”和“土话”，一如电视里用的“同期声”一样，调查和考察报告都应该多用“同期声”，那就是群众语言。我们看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篇都是湖南农民的话，并且出现了“人物对话”：“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毛主席甚至把“屙尿都碰了委员”这样的“大俗话”甚至是“老粗话”用上去了。这让我想起毛主席诗词中有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句子，毛主席的语言真是大俗大雅至顶点、极点，俗到“放屁、屙尿”这样的话都敢写出来！其实，这就是真实的群众语言。
击中的何止妈妈，它让每一个家庭都觉得亲切，它说到了每一个人的心坎上。
《陈情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
语言就有这种高端精准的指导功能和生动形象的重任担当。比如管总的路线方针：当年的总路线“鼓足干劲、立足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比如专项工作的原则方针，以外交为例，过去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三个世界划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等等。比如地方的战略决策，以湖北为例，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结合湖北实际，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两圈两带大战略”，包括了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长江和汉江经济带；“一红一绿试验区”，红的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绿的是武陵山区；还有“壮腰工程”，指的是湖北长江带，龙头在武汉，龙尾在宜昌，一头一尾都很强，就是中间弱了荆州，故把加快发展荆州叫做“壮腰”。所有这些，虽是“政治方针”和“发展战略”，都是群众语言、平民表述，既精练准确、内涵丰富，又生动形象、朗朗上口，传得快、记得牢，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引领事业前进方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言、歌词语言、散文语言、外地语言、外国语言、网络语言等结合起来用、综合起来用，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语言本来就是个百花园。
对于机关干部调研下不去、不深入，有个比方：调研下不去，如同鸡子不下水，只在坡上刨食吃；调研不深入，如同鸭子下水沉不下去，总是浮在水面上；真正搞调查研究，就要像鸬鹚一样，常下水、下深水，抓活鱼、抓大鱼。
有关的历史情况搞熟、把有关的外省（国外）情况搞熟，把本身的问题搞得烂熟，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鲜汤”。
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村干部同意监利县委的意见，认为“农村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是件好事。在公益事业建设上，应该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去执行，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监利县十几个村比较成功的实践证明，“农村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是可行的，农民拥护，村干部也欢迎。
也有少数村干部想不通。我们在周老嘴镇、白螺镇等地与村支书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争论得比较激烈。这些同志不同意把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他们不相信群众代表有这个觉悟、能力和水平，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干部，为什么放着党培养的党员干部不用，而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培训提高的代表呢？为什么放着多年建立的财会、审计包括纪检这三套体系（还有新建的双代管机制）不用，而去重新培植另一种执行和监督机制呢？既然上级组织不相信自己任命的村党支部和群众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干脆让村民理事会主持村务得了。
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一、应该以不违反现行税改政策，不加重农民负担为前提。二、不要忽视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指导与监督作用，不要忘记了发挥退休村干部和农民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三、群众代表应该是群众选出来的代表而决不是乡村干部任命的代表，应该是正派公正、有办事能力，又懂点业务，更热心为群众办事的代表，千万不能交给宗族房头办，万万不能让给黑恶势力办。四、乡村两级组织要注重培养和提高代表们理事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规范和监督他们理事的基本程序和整个过程。五、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即事先要让大多数群众同意并签字，事中要让大多数群众知晓并监督，事后要让群众理财小组审计并公布。六、应该有个长短规划，分个轻重缓急，千万不要把好事办砸了。
在调查监利县百村办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感觉少数干部身上存在的这样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村干部的引导，提高他们的认识，帮助他们寻找良策，争取有所作为。
国家可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省里和县里再拿具体操作细则，国家和农民
（或农民加集体）投入的比例可以对等，可以四六开，三七开，也可以实行奖励性投入，像奖励修村级公路那样，但国家的投入应该不低于农村必要的公益事业经费的三成。也可以这么分：必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必要的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这两块选一块由国家负担，另一块由农民（或农民加集体）负担。至于大型公益事业建设如县一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只能依赖国家投入。
中，适当提高一事一议的标准，这种办法简单明了，好把握，好操作，好监督。另一块是灵活一块，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必须急办的公益事业按政策收款办不起来，农民迫切要求办，同意出钱办，再找农民收钱，收多收少让农民自己拍板，看农民的承受力。
最近一段时间，我借工作之便，就“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这个问题，走访了监利县21个乡镇105个村（每个乡镇5个村），“故事”听了几百个，笔记录了两大本，想用一两句话提炼调查结果有点为难，不过，有位村干部编了一段绕口令，倒是可以帮我这个忙。他说税改后的农村公益事业“有些事情急需搞，因有政策不好搞，可让群众代表搞，但要监督规范搞，不搞群众有怨言，乱搞税改就白搞，农民应该出钱搞，国家也要参与搞。”
手头有几份资料，看得出监利县委在“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的问题上非常稳重又比较积极的态度。
一份是今年8月19日，县委书记余日福在全县农村税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兴办公益事业这一块是这么说的：
“发展是硬道理，离开了大发展谈些修桥修路的小事，那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办好事应该，但要量力而行，社会事业与经济要协调发展，监利的老百姓如果温饱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他们也不奢望社会事业达到一个现代化的水平。我们有的地方，不要拿建设公益事业的帽子来掩盖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搞点政绩工程，搞点形象工程。这样做，老百姓实际上是不同意的。”
余日福同志这段话是有所指的。这场大会上，县税改办通报了全县税改方面的16个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3个乡镇以建乡村公路为由挤提村级两工和一事一议经费，少数村违规收取村级公路集资，个别村农民不堪乡村两级公路集资重负，意见很大。这些问题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分管税改的县委副书记傅先明还为此在大会上拍了桌子。这些问题在会后都得到了整改，相关组织和责任人受到了处理。
余日福在这场讲话中针对“现在乡村干部处于两难境地，不为群众办事，怕群众不拥护；想搞一点事业，又怕违反政策”讲了五句话，叫“五个宁可不可”：“宁可放慢公益事业的速度，不可违背税改政策的落实；宁可牺牲政府的政绩，不可牺牲政府的形象；宁可得罪少数干部，不可得罪多数农民；宁可让干部过紧日子，不可让农民过苦日子；宁可让少数人说政府没有人情味，不可让多数人说政府没有党性原则。”
这个会上正式提出：监利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建设暂缓执行（按高速公路修筑进程，可以推后两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定要规范操作（只能由村民理事会操作，不得由村支部操作）。
另一份材料是今年9月20日，监利县委、县政府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农村税改政策、严肃税改纪律的若干规定》（监发[2004]12号文件），简称“十六个不准”，这“十六个不准”全县乡村干部多数知晓，其中第四个不准是专门针对“公益事业”定的。原文如下：
不准乡（镇）、村提卯子集资。对那些急需办、大多数群众同意办的一些公益事业，如修桥、修路、新建水利设施等，要按村民自治的办法，由村民自发组织，从村民中挑选代表来办，村民委员会对资金收取使用等情况要进行监督，对违规集资的，除一律取消和清退到户外，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职务处分。
正当我修改这份调查报告时，监利县以县委办、县政府办的名义下发了一个
《关于切实解决三个突出问题，认真做好当前农村税改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严格规范兴办村级公益事业行为”，与前段引文类似，但更加具体明确，原文照录：
乡镇和村级组织一律不得提卯子集资兴办公益事业。对那些急需办、群众有强烈愿望办的一些公益事业，如本村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村级道路等，一定要在充分考虑本村农户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实行一事一议、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本着量力而行、群众受益、事前预算、上限控制的原则，并按村民自治的办法，由村民自发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经2/3以上的农户同意并签字。同时，要推选公道正派、热心村级公益事业、有办事能力的群众代表组成村民理事会，负责公益事业所需资金的收取和使用、工程合同的签订及工程质量的监督。村民理事会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分阶段向全体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兴办公益事业中，要分轻重缓急，不能贪大求多，急功近利，不得超出农民承受能力。村民委员会要认真履行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能，避免村民理事会在兴办公益事业中被农村宗族房头和社会黑恶势力所操纵。凡不按规定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将严格按照监发[2004]12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追究。
我这次调查的村，大多是各乡镇推荐的“税改后公益事业办得比较好”的村，
也有少数“要办、未办、不知怎么办”的村。综合那些所谓办得比较好的村，主要有7种搞法，我把它叫“监利百村兴办公益事业的7种模式”，实际是7种“找钱模式”，其中也含“经办模式”。所谓税改后公益事业怎么办，主体是拿什么来办，说白了，就是政策不允许你收钱，你想办事业，找谁要钱？其次是谁来经办。监利县委的探索侧重回答“谁来经办”的问题，“找谁要钱”，7种模式不一定“名正言顺”，但大体上都还“切实可行”。
（一）找家乡出去的老板
之所以把这列为第一种，因为7种模式中，此种模式来钱较多。名列第一的要数桥市镇长垸村在深圳做股票生意的吴老板。近两年，他个人出资170万元，修建了一条桥市镇直通他老家长垸村的公路，全长6.5公里，宽3.5米。村里未出一分钱，并且坐收乡村公路上级配套奖励资金30万元。另外，他还投资13万元，完成了长垸村涵闸改造；投资3万元，修了他所在小组的公路。这位吴老板承诺：今年年底再投13万元为全村老乡家家户户安装闭路电视；投资10万元作村级人才启动资金。如果能请到专家为该村设计发展规划，他准备分三期共投350万元。长垸村村支书贺兰山高兴得不得了，四处托人请省市专家来帮他谋划。
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典型不少。福田寺镇老榨村出去的西南交大陈教授，一次性捐款10万元给家乡修路。柘木乡柘木村出去办工厂的博士刘锦成，捐40万元给家乡修路、办学校。每个乡镇都有这方面的例子，比较集中的要数网市镇和龚场镇。网市镇和龚场镇两地外出划玻璃的特别多，几十万上百万的老板多，他们已在全国玻璃行业呼风唤雨、主宰沉浮。这些人回报家乡也比较丰厚，这两个地方的村一级公益事业依靠他们发展较快。网市镇三关村户户都通水泥路，家家都有闭路电视，通水通电，生产条件也好，生活都很富裕，村头村尾到处可见老人们背着手悠闲地散步。像这样的村，网市还不少，都是沾了在外老板的光。网市镇里修大市场，找玻璃老板集资80万元。镇委书记外出筹资，老板们用飞机接送，坐的是奔驰车，住的是总统房。网市这几年镇里集资，村里集资，组里还集资，反正外面老板多的是，银子大大的有。扒头村找外地老板集资搞了四次，修路、办学校、办水厂、建市场、通电话、通电视，好事做了不少，村支书黄孝廉说：“实在不好意思再去找了”。杉树村去年修一条2.3公里的水泥路，原准备找全村所有在外地的老板集资，玻璃大王贺辉武闻讯后，愿意独资建设，投资30万元，镇里为此发了他一块奖牌：“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奖”。该镇近些年每年开一次这样的表彰会。
（二）找家乡出去的干部
周老嘴镇大李村眼下又准备修路，资金来源是三个一点，其中一点是在北京某部工作的老乡李某答应10万元，年底到账。村主任李兴全咧着嘴乐哈哈地告诉我，前年也找他搞了10万元。
网市镇新河村支书贺道美同样高兴地跟我说：这两年村里得亏在市里工作的贺老乡，解决了20万元，村里修了一条1500米长的主道。
网市镇公道村在省里工作的郭老乡一次性为村里争取40万元资金，修了一条2000米长的水泥路。
汪桥镇李湖村支书李和平上任两年，搞了几件大事，去年筹资52万修了一条4公里的公路，其中一部分钱就是找几个在外工作的领导争取的。在外当官的出了钱，在家中奖的也不落后，有个叫和子的农民摸奖中了500万，也给村里捐出2万元修路，村民笑他是“达到干部的境界，享受干部的待遇”。
柘木乡长江村村支书杨宗保是个“为群众办实事、还特别会找人办事”的能干人，他找的是县里一位主要领导，本来这个领导不是本村出去的官，因为跟这个村是同姓，攀的老乡，走的义气，找的也勤，前后找了12趟，争取资金24万元，村里拿这笔钱办了一个中心水厂。
（找干部的例子不如找老板的例子多，一来监利出去的干部不多，二来当干部的有一多半并不握有实权，有一些连日子还过不去，哪里还有余力支援家乡？出外打工的能大把大把地捐钱，在外当官却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来，这使得一些当官的在乡亲的面前抬不起头，也使得官本位的思想在民间打折兑水。笔者也当个小干部，家在监利白螺镇联盟村，联盟村里几次找我“解决一点问题”，尤其是去年联盟村的当家桥断了，群众生产生活很不方便，找我想办法，并且说邻近村在外面的干部都能争取资金回家又是办学校又是修公路，我无能为力，无言以对，以我的感受，这类公益事业找在外工作的老乡，常常使得老乡难堪。当然，有权力支援家乡又不违反政策更不从中牟利，这样的事应该办，用我老家村支书余乐心开导我的话说：“当年毛主席还修韶山灌渠和韶山铁路呢，谁不为家做点事。”）
（三）找蹲点的领导
这种类型用“找”字可能不恰当。一般来说，稍微好一点的单位和稍有权力的领导下去蹲点，都愿意为老百姓办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程集镇四车村、南桥村有两位市领导蹲点，两个村依靠领导关怀支持，分别投资了30多万元各修了一条2.5公里的村级油渣路。
周老嘴镇七台村是省直一家机关的扶贫联系点，村支书傅孝平抓住这家财神爷不放，一次性争取扶贫资金15万元，修了一条上街的路，1500米长。此外，又零星地争取了两笔资金，每次2万，解决了村里进组的路。
棋盘乡桐梓湖村，2003年新建卫生厕所50个，垃圾池50个，铺设彩色地板人行道2500米，加宽桐梓湖公路2500米，添置路灯50盏。今年，投资55万元的水厂正在建设中，投资12万的通组公路，已完成路基工程。他们准备三年再投入115万，完成“四通四改”，建成无公害水产品示范基地和自然生态保护村。这么多的投入，钱从何处来？从领导来，从上级来。桐梓湖村是全省文明新村示范单位，省市县三级不少部门倾情投入。
监利这次百名机关干部下村当第一支书，半个月不到就出现了一批为村里办实事特别受群众拥护的先进典型，第一个是邮政局的干部，包的是新沟镇新南村，主要成绩是一下村就争取到邮政局资金投入，维修了已经毁损的新南大桥，为老百姓解决了生产生活的一大难题。一同到新沟任职的另一名农业局干部，工作特别认真，就是差点“干货”，自己老觉得“不好意思”，该村支部书记说得挺实在：“下乡蹲点，送政策送技术，最好还能送钞票，农村工作实在，农民需要实惠，所谓人缺思想地缺肥，村办事业缺的是人民币，蹲点的领导最好能带一点来。”
（四）找政策
周老嘴镇和程集镇是省级贫困乡镇，每年沾政策的光，可以办一些公益事业。像程集镇这两年修了一条主公路，72万元，多半是上级支持的。周老嘴镇这次又争取了一个重头项目：农田高产示范区项目，涉及到几个村，估计投资上千万。柘木乡付桥村争取到一个国家土地改造项目，自己不花一分钱，全部由上面拨款。桥市镇血黄村争取上级政策，把全村的农田改造纳入国家万亩优质稻基地建设，得到国家投资20多万元。前面提到的桥市镇长垸村吴老板投资修公路，公路验收达标，他们又可以从配套政策上得到30万元，又可以做成一笔不大不小的公益事业。全县所有村级修路达到标准的都能享受一公里补5万元的政策配套资金。柘木乡、尺八镇、上车镇、红城乡等几个沿长江边上的乡镇因为长江干堤整险加固挖田较多，得到了应有的政策补贴，老百姓分了一部分钱，村集体也办了一些公益事业。其他如民政、扶贫、文化、广播、电视等方面也有一些好政策下乡，会钻会找的干部总能先得、多得一些实惠。这似乎印证了农村的一句俗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好哭的孩子有奶吃。
这种争取政策兴办公益事业的事，村一级可能要被动一点，乡镇和县一级主
动一些。今年监利县乡村公路建设全面启动，县里在争取大政策倾斜，这些大政策包括国债交通建设项目，中部崛起战略，粮食生产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省委、省政府提出武汉市和江汉平原率先实现交通现代化等。监利县委、县政府于9月5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争取政策改变监利落后的交通状况，会上制订了监利交通发展的近期目标，即新建通乡二级公路200公里，县到乡镇所在地公路基本达到二级公路标准，新建三级油路100公里，乡镇与乡镇之间连接公路基本黑色化等。有县里这一个争取政策的规划引导和拉动，全县乡村公路建设已呈热的趋势。
（五）找企业
找企业有两种情况，一是找办在村里或村边上的县乡企业。想办村级公益事业，找他们支援一点，或者叫“敲”一点，这些企业和他所立足的村相互依赖发展，做点贡献应该。这在全县不普遍，因为监利工业一直“短腿”，有企业和有能力支援村办公益事业的企业太少了。新沟的银欣可算得上一枝独秀。他们为新沟镇、为企业周围的村包括他们设在其他乡镇的分厂，为所在乡村都做了一些公益事业投入。其他如容城、朱河，因是工业老镇，也有这方面的不多的例子。桥市镇血黄村地处湖区，村支书唐爱林笑称：“一直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地方”，这一次“忽如一夜春风来，两树梨花接连开”，一树梨花是前面提到的争取20万元万亩优质稻基地投入，另一树梨花是随岳高速公路过境，唐爱林以施工须有好路走为由找施工单位，已基本达成协议“以施工单位投资为主体地建设村级新交通”。施工单位老总笑说：“血黄村厉害，过路企业都不放过”。
田，花了1万元；铺了一条油渣路，贴了2万；办有线电视，村里贴了7万；每个组新配了一台电动机，用了2万；修了一座桥，5000元。事情办得比较多，也办得比较好，钱从哪里来，群众都晓得：“卖土地卖的钱”。村里有一片原来办轮窑厂现在倒闭的闲置荒地，村支部在这片荒地上大做文章，一开发二炒作，第一次卖出14万元，第二次卖出37万元，还可卖几十百把万元，李支书笑说：“房地产涨得特别快，现在一个台基卖3万还争的打架”，办完这些公益事业，村里不欠一分钱的外债，村里账上还存28万元的现金，农户还欠村里9万元的债。
城建村的公益事业有别于全县，应该说是规模和品位上了一个档次，尤其是品位。小学生读书全免费。大学生读书有补助，每人每年1500元，村里现有大学生27人。老年人发奖金，全村70岁老人69人，每年春节每人发100元的长寿奖。退休村干部有补助，村退休干部6人，每人每年1280元。杨支书告诉我，从今年开始，准备搞一个老年人三级保险，“不用国家保，我们自己搞”。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现有191人（老的比小的多，全村14岁小孩只有123人），村组户三级出资各三分之一，保每月生活费40元。估计村里每年要出8万元钱，这8万元钱已有了着落，他们正在筹备在开发区建一栋房子出租，14间，6000元1间，每年可收8万元，这栋“老年人保险楼”又是一大公益事业，并且是有层次的公益事业。
（六）找“一事一议”和“两工”
实际上，找一事一议和两工也是找政策，因为它是专门的税改政策，把它单列出来，是为了说得清楚一些。
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告》（2002年6月21日）第三条规定：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和用工，不再由农民固定承担，实行一事一议，民主决策，上限控制，监督使用。筹资额每人每年最高不得超过15元，筹劳每人每年最高不得超过10个标准工日。
《湖北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办法（暂行）》第五条规定：下列项目所
需资金按规定途径解决，不得以兴办村级公益事业名义向村民筹集资金：1、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危房改造、计划生育、合作医疗、初级卫生保健、优抚、民兵训练、乡级道路建设。2、村级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村办公经费等。第六条规定：全省用3年时间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农村义务工，2002年每年农村劳动力承担劳动积累工和农村义务工最高不超过22个，2003年不超过15个，2004年不超过10个，2005年全部取消。第7条接着规定，两工取消之后，仍需向农民筹劳的，每个劳动力每年承担劳务不得超过10个标准工日。
上述文件政策写得很清楚，村级公益事业只能在一事一议和两工中解决。对于一事一议，有明确的要求，有事才议，议后报批，批后执行，专款专用；对于两工折资，中央和省里文件也规定得很清楚，不能强行以资代劳，除防汛抗灾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外，不能跨村使用。两项筹资筹劳都要本着“量力而行、群众受益，事前预算，上限控制”四句话原则进行（农业部印发的《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为此专门制订“三个不准”，其中两个不准是：不准超范围、越标准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不准在农业税及附加和一事一议之外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和收费（国办发〔2003〕85号）。
上头的文件规定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下面的情况如何呢？也就是一个村的一事一议和两工究竟能收多少钱？可以办多大的事？是不是按规矩收了？收了是不是办了事？
下面是周老嘴镇5个村的调查情况：
爱华村2297人，1290个劳力，今年一事一议收了3万元，两工收了5万元，共计8万元钱。他们村用两项收入3年办了一件事，即修了一条路，4000米，花了17万。
罗家村，1506人，835个劳力，今年一事一议收了2万元，两工收了4万元，共计6万元。村里把这笔钱补贴在今年的农田改造上，疏洗了4000米的沟渠。
向桥村1368人，744个劳力，今年一事一议收了20520元，两工收了37200元，合计57720元。村支书雷运章说，这两笔钱只能维持修整旧有的公益事业，比方说修补桥梁和路面，修整涵闸和沟渠，搞新建设远远不够。他们村有4件事急需要搞，一是修了4年的碎石路要重新翻修，二是全村的老沟要疏洗，三是全村26座桥洞涵闸都已老化，还是1972年建的，今年只整修了3处，其余的17处估计要花20多万，四是想办一个水厂，要60万元。完成四件事需要上百万的资金，靠一事一议和两工“做胡椒都不辣”。
七台村1189人，702个劳力。今年一事一议收了1.5万元，两个收了3.5万元，合计5万元。这5万元贴在今年多方投资的村级道路建设中。
大李村，1673人，898个劳力，今年一事一议收了2万多元，两工收了4万元，合计6万多元，这个村近两年的道路建设工程量大，两项资金都补贴进去了。
周老嘴镇的两工都已折资收取，其他乡镇有的已收了，有的还未收。全县也有少数村不收一事一议或两工。
手头有一份监利县2004年劳务负担总表，全县21个乡镇（两个农场在外）农业人口95.2万人，劳动力51.6万个，一事一议总收入1364万元，人平14.3元，两工489万个，劳平9.5个，按每工5元折资，两工应收2447万元。全县一事一议加上两工斥资等于3811万元，平均每个乡镇181万元，平均每个村48986元。
一事一议和两工平均每村48986元，这是应收的，实收情况有差距。监利县有三分之一农业劳动力出去打工，有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在外面，收这两笔款子非常难，一般的村能收60%差不多。60%是多少，平均每个村是29391元，这笔钱能做好大一件公益事业呢？修村级油渣路只能修200多米，修村级水泥路只能修100多米，修个简单的人行桥还可以，修个自来水厂，少说也得10年积累。这笔钱理论上是要专款专用，实际上不大可能，钱上面又没作标记，收起来后哪里要得急就往哪里按了，一部分村用在村三项开支里了，一部分村用来还债和抵了任务，真正用在公益事业上的并不很多，这也就是当前税改之后农村公益事业大多处在停滞状态的症结所在。白螺镇高黄村支书彭训清就此编出一首顺口溜：钱少不够用，专款未专用，户里收不齐，村里防空洞（债务亏空）。
税改政策里还有一个可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不过，只是一小部分，附在一事一议和两工政策之后说一下。鄂农税费改办[2003]14号文件指出：村级机动田缴纳的农业税正税必须统一入财政金库，由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具体安排，可以适当增加村级运转及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的支出。政策里的资金好像只有一点点，但是，实际工作中，少数村正是利用机动田收入来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监利沿湖乡镇分盐镇、棋盘乡、福田寺镇、毛市镇、柘木乡、白螺镇、朱河镇、桥市镇等十几个地方，村里机动田相对多一些，有的村机动田面积大于计税面积，这些村的机动田收入有一部分用在公益事业建设上。
（七）再找群众
第六条找一事一议和两工已经找过了群众，农民该交的交了，乡村该收的收了，税改政策规定，凡是没有政策依据、村级自立名目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费用一
律取消（鄂办发[2000]29号），也就是政策之外，不得再有任何形式的摊派和收费。那么，怎么还可以再找群众收费呢？——这正是值得我们研究和讨论的地方。
先看实际情况：
有一种情况，说是公益事业，其实是群众的私益事情，群众愿搞就出钱，有的是村干部提卯子，有的是群众代表提卯子。比方说装有线电视，装程控电话，小组内部户与户之间清沟筑埂，从组级公路到农户门口的路或者从村级公路到小组的路等等。网市镇新河村今年装有线电视，村里把总线牵过来，农户谁愿装谁出330元的装机成本费和收视费，村里管施工人员的生活，今年上半年装了80户，估计春节期间还可装上百户。监北很多村装有线电视，大都是户平出资300元以上。汪桥镇上坊村集体经济厚实一点，他们的有线电视入户，每户只收100元，村里贴了7万元。网市镇大潭村办有线电视，由一个体老板出面，他投资3万元，已完成进村工程，谁要入户谁交钱给他，村里只负责监督，保证收钱标准不超过邻村。
桥市镇血黄村改造低湖田，分上片和下片，上片是个水袋子，有一片千亩湖荒，需要改造，村里牵头，作规范，请挖机，农户想搞的就出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先后有16个农户报名参加，多的100亩，少的35亩，农户筹资16万元。出钱的都乐意，因为收入成倍增长，有利可图，未参加的农户也无意见。
周老嘴镇罗家村10组和11组都种的低湖田，11组的10户农民自发组织，“哪个不出钱就赌咒”，个个同意，请本组当村主任的罗必忠出来牵头，另选罗必春、杨礼必、罗必灿三人参加签合同和监督质量。10户出资1.1万元，疏洗1300米水沟，整修穿田路，11组还有一些农民在外打工，他们现在不参与出钱，如果回来种田，按每亩10元出给现在转包他土地的农户，大家都同意。邻近的10组由于农户人心不太齐，有的愿出钱有的不愿出，只收了3000元，疏洗工程只能搞一小段，老百姓栽秧割谷十分不便，本组农户对此意见较大，牢骚较多。不过，村干部准备今年下半年帮他们组织一下，解决未完的工程，前提是：农户愿搞就出钱。
另一种情况是稍大一点的公益事业，群众要求强烈，也愿意出钱，村里按程序开好干部会、党员会、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大多数签字同意，然后由村干部或由群众代表出面集资办事。
据我调查，由群众代表出面办事的村有20来家。整个程序操作比较规范的有上十家，每一家的整个过程我都作有详细记载。这里我举几例。
周老嘴镇大李村，我到这个村已去过2次，第一次去9月24日，村里正为修路
出资上片下片群众意见不统一。村里作三年公益事业计划，每年亩平20元，三年交60元，上片要求分三年交，下片要求一年交，相持不下。第二次去是10月26日，村主任李兴全说：“按群众意见办，上片收20元，下片收60元，全村一盘棋（规划），分成两步走，出钱多的多修路，出钱少的少修路。”李主任介绍，1200米的公路已修好，花了14万元。这个月23号，群众代表又与工程队签了1公里的修路合同，10万元造价。原定今年修7座桥，还需8万元钱，群众不同意，说好事慢慢做，算了，明年再说。整个公益事业，村干部不插手管事，全村群众开了两次大会，代表会开了多场，大家选村民李诗玉当理事长，选李明立管财金，李明美当出纳，李昌年管施工，这四个人是村民都信得过的公正人。四个人都不拿工资，李主任说年底可能会跟他们补一点钱。村干部起一个监督、撑腰和出面向上级争取经费的作用。
汪桥镇李湖村今年修4公里油渣路，造价52万，村干部也未插手管事，对外争取捐款和对内找群众集资，包括整个工程从签合同到施工、监工到竣工验收，都是村民理财小组办的。村民理财小组由干部大会、党员大会、村民大会三个大会选举产生，大家一致推举两位退休老支书李雨林、李雨平和村民李昌红为理事长，三个人分工明确。全村14个组，3个组未参加集资，因为不受益，11个组群众都签字同意交款，每亩20元，每人40元，一共收了10万元，几天之内就收齐了，无一起扯皮拉筋现象。
该镇毕家村今年已修了一条2.7公里的公路，投资45万元，上面争取16万元，老百姓集资24.8万元，亩平80元，由村民理事会举办，老支书李道勇当理事长，理事会里分下料质量监督组，组长张国炳；施工质量监督组，组长李万根；收款组，组长张国祥。每组3人，共10人。
朱河镇城建村村民理事会是我调查中认为为民办事最负责的理事会。虽然这个村修路没有找群众收钱（只收了一些人情钱），但这个村民理事会值得一说，在此一并提及。这个村公路修建监工管理非常严格，工程完工后，他们和审计人员一道查出整个工程面积1.27万平方米，应用崇阳水泥978吨，实际用量少了18吨，每个平方少用3斤，为此他们与施工方谈判，各担一半责任，施工方退出承包款2300元钱，村里每平方承担1.5斤损耗。工程管理熊先春说：“我自己修的路，我保证走完我这一生路都不会坏。”特别要说到的是，村里修路，街上几个油子哥想方设法要来承包，村支书说“我说了不算，群众说了算”、“除非打死我，才修油子路”。
农村公益事业群众代表办，这是监利县委正在探索的一个模式，目前，已有少数村正在实践，所以我举例多一点。至于说有的村干部在税改政策之外提卯子找群众集资办公益事业，为税改政策所不允许，也违背了监利县委的“若干规定”，应予纠正，还应该处分相关责任人。
这趟调查，主要了解作法，顺便听些看法。这些看法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些甚至是消极的，我一并“原声记录”，以供领导“兼听则明”。姓名我就不点了。
我与上百名村支书村主任还有部分县乡干部交谈，或者叫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
一是公益事业要不要办
多数回答是肯定的，并且非办不可，不办不行。
周老嘴镇罗家村11组为什么群众自发地每户出上千元洗沟，因为那个组的农民长期“干的是牛马活”。那是一个低湖的锅底，淤泥齐腰深，农民割谷要带两个大脚盆，“谷把子”只能下在脚盆里，捆好一个再放到另一个脚盆里运出去，一人割一人运。运上田埂的“谷把子”要担出去，有600米远，担回家，还有5里路。农民只能等下大雨，下大雨后上游来水了，用船装好，再套上牛拉出去，拉到村里的沟里再往家运。解放这么多年，农民还在这样种田，真的是当牛做马，苦不堪言。村主任罗必忠问我：你说这样落后的生产环境要不要改善？
我到桥市、汴河、柘木、分盐、白螺几个沿湖乡镇跑，那里的老百姓对办水厂特别感兴趣，舍得拿钱出来。为什么，现在去看最能看出答案，好多河里塘里泡的是黄麻，臭烘烘的，老百姓就在那河里塘里洗衣服，淘米洗菜，直接饮用，没办法啊，一捆麻可以污染一条河，一条河要供养几百人。农民们说，春天喝肥水，夏天喝渍水，秋天喝麻水，冬天喝黄水，一年四季喝苦水，干旱起来还没得水。监利有些地方，老百姓为什么血吸虫病多，小伙子参军体检为什么肝炎多，有的村庄为什么癌症病人特别多，老百姓说都是这苦水臭水惹的祸，我不知道这说法科不科学，桥市镇副镇长李万发问我：你说，像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要不要改善？
网市镇扒头村一条大河拦在村头，无桥过河，只能摆渡，老百姓生活极不方便，这里曾经淹死过3个年轻女子，扒头村虽然外出打工人员多，发财的多，但靠群众集资根本修不起这座大桥，你说怎么办？村支书黄孝廉问我：这样的危险
的生命（生存）环境要不要改善？
白螺镇毛桥村老百姓不愿种田，粮价好也不愿种，一级田每亩25元都无人包，为什么？路没修通，谷子运不出来，贩子进不了村，村里村外粮食总有几分钱到1毛钱的差价，去年修了路，田就俏起来了，100多亩荒田120元一亩还抢着要。
柘木乡薛坛那一片有9个村，去年前年，9个村支书联手不交乡里税费，为什么，没有路出来，老百姓不跟村里结账，村里也就没钱跟乡里结账，症结就在这条路上。村干部说：“怨声载道那个道就是我们薛坛道”。今年柘木乡借助修防汛公路的好政策，开修这条“怨声道”，今年税收结账，这个片交款最积极，柘木乡因此而一改上十年玩尾巴耍赖皮的习惯，一跃成为全县上交税款先进单位。
也有一部分人说，暂时不要办。
有的村干部说：国家搞税改，好不容易把负担减下来，正在寻求长远的稳定的减负机制，那么，这个时候，公益事业放一放。减负绝对重于办事，办事肯定影响减负，权衡轻重，暂时不办。
有的村干部说：要急办的事前几年不搞税改就该办了，不急办的事这些年未办，甚至几十年几百年来都没办，又何必挤在这关键口子上去办，几十年几百年也这么过来了，暂时不办没问题，农民想得通，办是为他好，但要他出钱，不办为他好，不要他出钱，他往往选后者，关键是把道理跟农民讲清楚。
有的村干部说：办要踩红线，可能冒风险，何苦呢，上头处分你，下头还怨你，这就像老鼠掉在风箱里，又像猪八戒照镜子；还是不办好，老百姓说你这个干部本分，上级表扬你忠诚，好比媒婆嘴巧，上下两头讨好。
有的村干部说：国家不允许我们搞，县委不相信我们搞，群众代表谁愿搞谁搞，反正我不主张搞，也不反对搞。
有的村干部说：税改之后，村干部减少了，工资待遇降低了，一类村支书一年也只拿4200元，三类只拿2600元，抵不得人家出外打工的个把月，喝点清清粥，享点清清福，何必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还有的村干部说：主张搞的村干部，并不一定都在为老百姓考虑，还不是想沾一点油，不想喝汤谁往锅边站，不想吃瓜谁往菜园跑。
二是公益事业谁来买单
国家花那么大的精力和经济搞税费改革，国家贴了那么多钱，公益事业包括村级债务这些问题，是整个税改通向成功的最后一座桥，国家应该投资这最后的工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上台就提出要有科学的发展观，湖北省委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武汉市委提出要以城市居民的待遇来对待农民，那么，农村公益事业就应该像城市的公益事业一样，由国家买单，国家为城市的发展买了多少大单子，应该为农民的基本的生产生活买些小单子。胡总书记今年5月上旬在江苏考察，要求党和政府“四个多干”，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投资农村公益事业，就是解决群众急需和群众受益的问题，就是解决当前农村根本性的、长远性的、基础性的问题。国家要像解决长江黄河的问题一样，像修京九铁路、西藏铁路一样，像投资嫦娥奔月工程一样，解决农村公益事业问题。上层要搞活，基层要稳定，入地的投入舍不得，上天的投入靠不住，所谓民可以载舟，民也可以覆舟，其实民谁想覆舟呢，民只想乘舟，只是划不动这沉重的舟，还是要靠国家出大力，国家应该拿出这笔钱，这是培植国本政基的必须投入，这是党实践自身宗旨、巩固执政地位的必要投入。
乡村干部说要国家买单，指的是乡村公益事业，而国家最应该买的是县单，是大单。监利县水利局局长说：“县级大型公益事业，比方说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也只有国家买得起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国家如果不买单，农村农业农民三样生命就没有保障了”。据统计，监利县有一级泵站12处，装机60台，总容量38720千瓦，二级泵站320处，装机600台，总容量54099千瓦。这些泵站都是大集体时修的，最早的有了31岁，最迟也有21岁，都已严重老化，有的早就应该退休了，但都在带病坚持工作，甚至是重伤不下火线，隐患重重，危险频频。要维修一级泵站需1.5个亿，维修二级泵站需3个亿。没有这4.5个亿的投入，监利县的抗旱，尤其是排涝就很困难，目前全县有49万亩农田排涝标准只在五年一遇以下。上头政策是好，下面增收难保，监利农村经不住一夜大雨，监利农民一眼望着共产党，一眼望着老天爷。没办法啊，4.5个亿，95万监利农民负担不起，3000万预算赤字的监利财政更拿不出，只有靠国家。
门，你就得出钱，一如你做房子，娶老婆，添家具，做姑爷、舅爷，办年货，你都得自己出钱，你总不能指望国家和集体吧。这是其一。其二，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惠农政策增多了，农民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应该对自己负点责，农民出点钱办自己的事，出得起也应该出。其三，很多农民欠村里的债，这笔钱应该收，不收大多数农民有意见，后来的收款工作不好开展，民风也随着搞坏了，这笔钱收起来，可以满足今后一段时间兴办公益事业，至少可以补贴一事一议和两工之不足。其四，兴办公益事业，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农民借此可以更快的奔小康。现在出几个钱，实际上是为了更多地收获，这是农民自身求富求发展应该和必须的投入。
三是公益事业谁来承办
大多数村干部同意监利县委的意见，认为“农村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是件好事。它符合民主发展的方向。十六大提出：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也是老百姓的呼声，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这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更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公益事业建设上，应该按照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去执行，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监利县目前十几个村比较成功的实践证明“农村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
是可行的，农民拥护，村干部也欢迎。
也有少数村干部想不通。我们在周老镇、白螺镇等地与村支书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争论得比较激烈。这些同志不同意把事交给代表办，他们不相信代表有这个觉悟、能力和水平，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干部，为什么放着党培养的党员干部不用，而去相信那些没有培训提高的代表呢？为什么放着多年建立的财会、审计包括纪检这三套体系（还有新建的双代管机制）不用，而去重新培植另一种执行和监督机制呢？既然上级组织不相信自己任命下的村党支部和群众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干脆让村民理事会这个组织主持村务得了。
调查监利县百村公益事业怎么在办，感觉有这么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多元化投入兴办农村公益事业
俞正声同志在一次会上讲：“今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家宝同志的意思是：村里很多事，一直是农民自己办。农业税改后，这些事国家承担不下来，还要办，怎么办？”我以为，国家承担不下来，也应该承担一点，因为农民比国家还困难，但是，农民应该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公益事业尤其是村级公益事业的投资主体。
功、出实招、积极地、持之以恒地化解债务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规范支出，堵塞漏洞；另一方面创新体制，转换机制，对现有公益事业的基地、设施、资源大胆拍卖，租赁、转让、股份制承包，明确所有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保障收益权，探索中小型公益事业建设和管理使用的市场化、民营化，甩掉集体包袱，增强集体的造血活力和功能；第三方面解放思想，招商引资，兴办企业，开辟财源，增加积累，增强实力，提高对农村公益事业投入的能力，努力使乡村集体尽快地、真正地成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
（二）规范化运作“农村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
我认为，监利县委提出的“农村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是个好办法，至少是又一种好办法。由乡村干部提卯子办农村公益事业，是个传统的办法，也是好办法，只要不违反税改政策，两法都可以选用，也可以合用，因事制宜吧，比方说跨村的甚至跨乡的大一点的公益事业还是乡村干部领办得好。这里我想就“村级公益事业交给群众代表办”这个办法的规范
事后要让群众理财小组审计并公布。
监利县地处长江中游北岸，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县域面积3600平方公里，辖21个乡镇和大垸、荒湖2个农场，行政村780个，总人口140万，其中有农户22.1万户，农民105万人；监利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是全国商品粮、商品鱼、良种猪、麻类和优质棉生产基地，是湖北省速生丰产林和出口麻生产基地，粮食总产位于全国县市前列，其中水稻总产曾创全国第一、湖北省“九连冠”的好成绩；2004年，该县国内生产总值达56.18亿元，财政收入2.69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也是这个以粮食总产高居榜首、闻名全国的农业大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漩涡：农民负担沉重、乡村债台高筑，这期间，由于历经1996年、1998年、1999年三次特大洪涝灾害，致使“靠天收、与地要”的监利农业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遭受很大挫折。公粮水费居高不下，农村经济愈加脆弱，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干群关系紧张，因收粮收款而引发的干群矛盾日益尖锐。2000年3月2日，时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一职的李昌平同志，向国务院总理朱
2004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希望通过采取得力措施，用以促进粮食增产，促进农民增收；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与此相适应，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湖北省委省政府也出台了包括免征农业税在内的九条惠及全省农民的好政策。“多予、少取、放活”，中共中央、湖北省委这些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巨大的资金投入，为的就是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与落实，监利县“三农”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绩。
（二）方兴未艾的“打工经商现象”，极大激发了监利农村经济。
存款这几年增长很快，“打工经济”是最大的增长点。打工人群大致分（种：一种是半工半农型，这种占监利农村打工人数的20%以上，他们忙时务农，闲时务工；一种是“准工人型”，这类打工者有区别于半工半农的“农民工”。他们往往有一技之长，多为建筑工人、城市小工商业者，地摊、沿海加工制造业工厂、建筑工地多为他们择业、打工、谋生、赚钱的场所，这类人群占监利外出打工人数的#$*左右；一种是“事业有成型”。这类人群占监利外出打工人数的10%不到。他们一般说来，都有很强的创新、开拓意识，人很精明，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敢于冒险，善于抢抓机遇，几乎少有“小农意识”。他们发家致富后，又有着很强的“乡土情结”，致富不忘家乡，创业心系故土。在他们的带动下，“亲帮亲，邻帮邻，带出一批人，富了一村人”，形成饶有意味的“发财效应”。监利县网市镇地处监北，该镇有人口54000人，25000多个劳力。截至到2005年7月，全镇外出务工经商人数达到18000人，经过打工经商人员的摸爬滚打，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建筑材料、玻璃铝材”为主导产业的规模经济。在蔚为壮观的经商大军中，截止到今天，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0多人，资产过亿的有接近10人，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超过1200人。
2004年9月20日，监利县正式召开全县动员大会，乡镇领导班子交叉任职工作随之启动，9月28日，这项工作顺利完成，21个乡镇党政班子成员由301人减少到186人，减幅38%；10月21日，全县乡镇财政所人员分流工作开始，11月10日基本结束。财政所领导班子成员由158名减少到84名，减幅为46.8%。财政所在岗职工由773人减少到357人，分流416人。
乡镇配套改革是监利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一次大手术，是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农民感到满意，干部心气理顺，干群关系融洽，可谓大快人心。
尽管监利县这几年来为解决“三农”问题想了很多点子，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好成绩，但是，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仍然存在。
形成乡村债台高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的因素，有人为的原因。乡村负债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税全免，种粮有补贴，粮食价格上扬，种田有奔头，不比打工差，于是，不少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就纷纷从城市返回农村老家，要地种，要田耕。当前，监利县正在依法完善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工作，涉及面广，影响者众，加上遗留问题错综复杂，导致近两年来，土地纠纷迭出，矛盾重重：2004年春，汴河镇发生土地纠纷100多起，平均每村3—5起；白螺镇韩埠村一农妇为争回自己的承包田竟服下农药，幸亏抢救及时才未出人命；农户与大户、企业之间，为承包田而怒目相向，剑拔弩张，强行砍树拔苗，毁池填湖，撕毁合同，赶走大户，逼走企业；一些村集体，因欠巨额债务，无以还清，遂以田抵债，导致农民无田可种全县为田相骂打架的、写信告状的、群体上访的、省市领导签批的和法院受理的案件呈直线上升之趋势。这是我国农村继农民负担问题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最大的问题。
监利县在外务工农民，高峰时期有50万之众，接近全县总人口的1/3，现在，长年在外的打工农民，还有25万多人，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劳力，身强体壮，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党员。由于离开了先前所在的党组织，加上四处分散，很难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他们既没有享受党员权利，更无从尽到党员义务，离《党章》规定的要求渐行渐远。因此，如何加强对在家务农、出外打工农村党员的培训教育，如何激发他们在新时期的创造热情，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与凝聚力，进而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确是一个刻不容缓、值得有关部门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总之，在解决监利县“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单纯靠政策扶持，或者寄希望于“打工经济”、“招商引资”、“兴工兴商”，是既片面又不现实的，片面强调宏观政策，跟风起哄，到头来只会失去“自我”。因此，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因地制宜，审时度势，这才是解决监利“三农”的根本之策，或者置换成一句时髦的话：“落实科学发展观”！
城中村改造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最近，我们就此问题到武汉市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所到之处的市、区、乡（街）、村（居）以及村民对城中村的改造交口称赞。一项改革政策能够得到利益调整各方的一致认同这是少有的。我们认为，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政策稳妥，富有创见，既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存在的产权模糊、机制不活、监督不力问题，又解决了城中村被“边缘化”的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路子。武汉市的经验值得推广。
何谓城中村？《现代汉语词典》找不到答案，武汉市是这样届定的：城中村是指《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城建设用地控制范围图（1997-2010年）》确定的城市建设发展预留地范围内，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后仅剩少量农用地、农民不能靠耕种土地维持生产生活且基本被城市包围的行政村。据此，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的总体范围包括江岸、江汉、
施；按照城市管理规范要求，建设文明社区。
“六改一建”较之全国其他城市城中村改造，有很多创新，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是一项“长治久安”的“善政”。“长治”表现在政策的前瞻性、系统性，充分考虑了村企业的发展以及村民融入城市等问题；“久安”表现在永久性地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两年实践证明，这种设计是很科学的。
“改制”是城中村改造的切入点。汉阳区对城中村改制的程序控制十分规范、严格，他们把改制分为九个步骤：第一步，做好改制宣传工作；第二步，做好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工作；第三步处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第四步，制定集体资产处置方案，张榜公布，并根据村民意见进行修改；第五步，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方案，依法办理有关确认手续；第六步，新组建企业向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第七步，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明确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步，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召开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聘任总经理，作出董事会决议；第九步，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等。目前，汉阳区的试点村均已全部严格按照这“四阶九步”程序操作完毕，完成了改制工作。整个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全程阳光，上下透明。因而，极少有上访的，更没有闹事的。
权配置的数额、对村民补偿的办法等各村不同，但量化项目是相同的，分五种：一是人头股；二是劳动年限股；三是任职股；四是学历股；五是表彰荣誉股。
武汉市城中村改造实行的是“一村一策”，股权量化有一个共同标志：群众同意。无论何种方法，要取得全部村民的绝大多数同意并签字。为探究村干部与村民股份量化的差距，我们对十里铺、前进、五里墩三个试点村的股份量化情况，尤其是村书记与村民的股份量化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三个村的村书记与村民之间的量化股份比例悬殊并不算大，群众能接受。
还建用地是指经过改建、整治后保留的住宅用地和拆除旧村湾后建设新居住区的还建用地。以村为单位计算，户均建筑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或者人均不超过50平方米，容积率按1.6-1.8的标准计算。产业用地是指留给原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经济、解决村民劳动就业的用地。产业用地的测算标准是按照改制后的经济实体中原村劳动力（含退休人员）劳均80平方米计算。开发用地是指为补偿建设还建房投入，在村湾改造腾退土地和其它剩余土地中按一定比例拿出用于商品房开发的用地。其测算标准是按新建居住区还建用地的1：1——1：1.5的比例确定。储备用地则是留足上面三地之后的剩余土地，纳入土地中心统征储备。
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试点工作已进行了两年时间，成效显著。
5766名劳力1194名老人分别参加了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障。
武汉市城中村改造已经初见成效，前景可期，主要表现为：
挂牌，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找到了解决城中村问题长治久安的途经，找到了解决旧城区改造的新途径。
城中村改造源起城市化。城市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丧失农村经济形态的“都市乡村”，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城中村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协调发展、功能提升、市（村）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突出问题。武汉市经过两年时间的探索，为解决这一综合顽症找到了一条新路。其主要经验和启示是：
们把办公室从市政府大院里搬出去借房办公，并作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结果恰恰相反，两年来，市“村改办”未遭遇一次恶性集体上访，办公室人员由原来10多人减为1人，办公地点从政府外又搬回政府内。这故事我们当初听了有点将信将疑。后来我们到村里座谈，得到了印证。在罗家村、在前进村、在铁桥村等地，村干部都曾接待过群众来访，但问题都能解决在村一级，解决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十里铺村书记刘启社告诉我们，来访较多的是原来农转非人员，要求量股分红，要求享受福利待遇。他的办法是，开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你在会上把理由摆出来，然后请群众表决通过，通得过就给，通不过就没有。因而我们走访的村，原农转非居民的待遇大不一样。武汉市的经验证明，凡事把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把道理跟群众讲清楚，并且凡事请群众当家作主，由群众代表大会决策通过，没有走不通的。通过这一次城中村的综合改造，城中村的老百姓对什么是以人为本，对怎样当家作主，有了更具体也更深切的体会，基层民主建设因此迈出了一大步。
权结构，即将村委会所持有的集体股权量化给具有股民资格的村民；二是对非公司制企业，通过改制，按集体资产处置方案，根据《公司法》进行改造；三是原没有企业经济实体的集体经济组织，要求组建公司制企业，也可由村民会议决定选择适合自己的改制形式。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改制，都必须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公司制治理结构，全面进入市场，否则，只求形式上改制，本质上没有多大变化，企业得不到发展，股民得不到分红，最后将难以为继。或者是借改制之名将集体财产改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老百姓不答应。
武汉市的城中村改造经验，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从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的进程看，改制、进入社保需要支付大量的改革成本，只有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制定土地效益最大化的村湾改造方案，才能为改造提供财力保证。由于这项工作涉及的相关因素众多，各种矛盾交织，我们在调查中感受到，有必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政策，强化措施。
共事业、公共设施建设等职能，“名不正，言不顺”；与此同时，改制企业一旦无利可图，极易规避困难，把矛盾推向政府。
平衡，最终仍然要由政府“埋单”。其次，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土地市场化，政府应让利于村及村民。随着城中村的土地逐步挂牌，走进市场土地量的占比肯定会提高，市场关注度也会提高。但由于城中村改造中土地变性是“最后的晚餐”，地块零碎不规则，利用效率不高，为了调动城中村改制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政府可考虑对城中村土地挂牌交易减免规费，并在土地出让、土地增值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实行“以奖促改”，或明确一定的比例用于城中村改造公共设施建设。
监利县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监利县土地延包办）自2004年11月下旬组建至2005年五一放假这段时间，有文字记录的接待的上访件（来访为主，包括来信来电话）一共是60件。估计这个数是整个土地延包上访件数量的1/3，另外的2/3一半是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和县信访办接待的，一半是县土地延包办的同事们随处接待而未做记录的（或者记在各自的笔记本上）。我借长假值班把手头60件作了一个归类与分析，报告如下：
土地延包上访是指土地二轮延包工作开展之后的上访。之前也有不少的土地纠纷上访，集中反映在税改之后至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之前两年时间。我把这段时间的土地矛盾叫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前期矛盾，也曾作过专题调查分析。监利县土地二轮延包工作有三大目标，其中之一是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但是，这项工作开展并没有立即制止土地矛盾发生的上访，相反的，随着土地二轮延包工作逐渐深入并进入高潮，土地问题的上访也同步发展并形成高峰。在监利，春节之后形成的土地问题上访高峰，是继企业改革职工上访、民师上访、军转干部上访、乡镇改革干部职工上访之后第五波上访潮。
60件土地延包上访涉及全县17个乡镇场，54个村，上访总人数652人，22件属重复上访（未重复计算在60件中），2件是省里转下来的，1件是国务院一工作人员以个人身份转下来的，1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负责包结的案件。60件上访件，2件由法院处理，其余都是以乡镇党委处理为主，县有关单位协助，40件已处理结束，18件正在处理，2件留待下半年处理。
我把60件上访件按问题分类别，以同类件数的多少分成三块，同类问题7件以上的为主要问题，同类问题3－4件为一般问题，仅1件的为个别问题。
主要问题有四类，33件，占总件数的55%。
因扯皮太多被搁置，群众意见很大。除了类似“群众要调，村干部不愿调、不敢调、无能调”之外，另有一些反映村干部在土地调整中，以权谋私，“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这类反映村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上访涉及龚场镇张李村、三洲镇白沙村、石岭村、王塘村、朱河镇迎风村等一共10件，占上访件16.6%，为上访问题之首。
俞正声同志包结的上访件也属这类问题。棋盘乡菊兰村6名代表赴省上访，告村干部两条：一是粮补未发下去，二是不搞土地二轮延包。这第二条不搞土地二轮延包，经查属实，但事出有因，主要是群众意见不统一，村干部无法搞。该村农田分内外两垸，内垸3200亩，属基本农田，外垸650亩，属开发的湖荒，村干部在去年年底将外垸650亩湖荒承包给了4个大户，签了合同公了证，但村里很多群众不同意，坚决要求撤销合同，不撤销合同就不准调整内垸3200亩土地。村支书不干了，土地延包工作没法进行。乡党委很重视，党委书记督在这个村，选了三次村支书，都因村里派系矛盾太激烈、太尖锐，而干不了几天，自动下台。省委工作组的意见是：先把内垸3200亩土地按政策确权确地到户，再处理外垸合同纠纷问题。锣做锣打，鼓做鼓敲，不要把解决外垸650亩湖荒的问题作为解决3200亩基本农田确权确地的前提条件。6个上访代表同意，群众不同意，群众中有三派，一派“外垸派”，包括原任村干部和4个外垸承包户，反对先搞外垸；一派“内垸派”，包括14个承包户，他们承包着内垸大片土地，他们反对先搞内垸；还一派“中间派”，其中有的是欠款户主，有的想出头当干部，他们从中推波助澜，所谓看戏不怕台高。省委工作组接触的两位反映问题情绪最激烈的代表，一个叫何文志，去年种7亩田，一分钱未交，一个叫何文富，去年承包79亩地，欠承包款2万元。据镇里查帐，6个上访代表都是欠缴税费的农户。
凭借湖荒收入增收还债，该村党员和老百姓50多人联名上书并上访，强烈要求乡政府退还800多亩湖荒。棋盘乡政府为瞿吴村高湾村两村上访问题也到县里来“上访”，要求“保稳定”，因为类似两村的情况村村都有，如果松口，给田给钱，连锁反应，乡政府只有关门；再说原来的湖荒面目全非，也早已换了多少回主了，根本扯不清楚了。类似这种翻老帐要“祖业”的上访还有桥市镇码头村、三洲镇曹岭村、程集镇先锋渔场、汴河镇张家港村、南河村等一共8个村，占上访比例13.3%，排上访数第二。
村的，98年该村436亩土地划给管理区办的振兴渔场，13农户也随着划过去了，农民杨帮旺出任厂长，后卸任干别的，渔场为别人承包，现在杨帮旺等人回村要田种。
为什么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的矛盾并不大突出，至少上访不多，这说明什么？是否说明，真正返乡要田种的农民并不多，打工收入还是比种田要强，打工者并不在乎家里几亩田的收入；或者说明，我们的乡村干部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比较好，有矛盾，但化解在基层；再或者，有些村政策压根儿没让打工农民知道，承包合同上的农户签字是假的，是村干部包办代替的。我分析，可能三者兼而有之。
一般问题有四类，14件，占总件数的23%。
分到户。实际上，在监南沿洪湖一带的上十个乡镇，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开垦湖荒面积大，长期积累下来，有的村湖荒面积竟比计税面积还要大，甚至大1至2倍。这种大面积的湖荒一般都是群众代表和村集体作主发包给大户，亩平100元以上，一定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村集体用这笔钱偿还债务和兴办公益事业，大多数村群众没有意见，少数村农民要求“平分”给每一户。这是监南的情况。监北十几个乡镇土地紧缺，没有湖荒，大部分村没有机动地，这类矛盾也少。
说到监南乡镇湖荒问题，汴河镇有个很负责任的老干部也来找过我，他说，由于湖荒面积一直作为黑田，没有对上公开，究竟有多少，不知道，国家应在适当的时候作一个调查统计，以便对这批新开发地作必要的资源配置，比方说，兴修水利，建设泵站，改善耕作条件，推广适应湖荒的新品种、新机械，提高土地的产出，增加集体收入和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对湖荒产权的管理，解决纠纷，确认权属，颁发权证，变“黑田”为明白田。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这里代为转达，也请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关注并重视。
个别问题有13件，占总件数的22%。
三洲镇双合村群众集体上访多次，县乡村三级下村解决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全体群众都满意的结合点。该村是个移民村，40%的农户搬迁了，乡政府给他们发了搬迁费，人平2750元，房屋按面积计算，一户平均能得万把元钱，搬迁的人都与镇政府签订了合同，交出了土地，现在这40%的人大多回来要田种，理由是：当初搬迁，对方有的没接受，还悬在空中，有的接收了不习惯，又回来了，有的压根儿就没找到接受单位，开的空头接受单位只想骗得几个移民款，而很多农户的移民款也未发齐。这些人现在团结起来要田种，在家的60%的农户坚决不答应。按政策处理，搬迁户不应再分田，但这些人坚持要田种，协调解决，给一点机动地他们种，在家农户不同意，方案作了好几遍，工作作了好多夜，就是不能统一。据三洲镇党委书记说，这个问题准备留待下半年解决。
个别问题中，有告村干部在土地延包中作风粗暴、殴打群众的（何李村支书），有诉农田调整调了一半另一半调不下去的（凤凰村支书），有扯计税面积与实有面积相差3亩要求减面积的（官尾村5组胡先发）等等一些。
国务院办公厅一工作人员转来的问题也属个案，湖南临湘承包户马黑承包了白螺镇联盟村段前程110亩地用来植莲，承包三年，马只干了一年，段的五儿子要他解除合同，赔马一点损失，马也签字同意了，马不服气，觉得亏得太多，并说解除合同是段的儿子威胁签的字，于是上书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一个表兄。
翻看60件上访件，或者说，透过60件上访件，我发现土地延包上访和其它一些事情上访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有四多：批次多，一天1-3批，有时还要排队接待；人数多，多是群体上访，最多时有60人，60件上访总人数达652人；重复上访多，22件，占到总件数的36.6%；越级上访多，老百姓到我这上访，我头一句便问他到镇里去过没有，很多回答没有，有些省市转来的上访件，我们也没有接触过，老百姓现在也是“只信上，不信下”。除了这四多之外，我还发现有一些特别之处，我把它称为五个特别现象：
开党委书记会，连开两场现场动员会，连下几个工作督办文件，天天督到乡镇村组检查，乡镇干部开年之后两件事，一件土地延包，一件计划生育，土地延包个个乡镇都抓得很紧，从书记到专班大伙都在忙这。与此同时，上访的便成群结对地上县来了。经常是我们（一部分人）坐车下去督查，群众开车上县上访，或者是，乡镇干部上午进村开了会，老百姓下午就到乡镇来上访。60件上访件中，有41件是今年正月十五之后发生的，占68.3%。在春节后召开的两次土地延包现场会上，大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水急而鱼跳”现象，上访群众也戏说这是：“灶里柴火旺，锅里开水翻”。
人原来所作的事情差不多都有违法违规之嫌。比方说“未经三分之二的群众代表同意把大片农田承包给了大户或企业”“不让老百姓知道把几十亩上百亩甚至几百亩土地划给了乡镇企业”“棉花田里挖了渔池”“基本农田栽了树”等等。这一些今天看来违法违规的作法，在过去几年、十几年乃至二十多年前，又是合理合情的——大片农田不承包给大户或企业就要荒芜，三分之二的群众都出门打工去了，无从找起，当年农田种粮食种棉花不如造林，更不如养鱼植莲。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乡村干部真的“无办法”，群众的要求不高，只要田种，只要退田，可是退田就要毁合同，还田就要赔损失，大户不答应毁合同，老百姓更不答应赔损失，所以说上访群众有法可依，乡村干部无法处理。
土地延包上访折射出当前上访一些复杂的问题，确实复杂，这些人为土地而来，细究下去，有的是原任村干部下台不服气，有的是儿子想当村支书没满足，有的是家族房头之争，有的纯属个人恩怨，自己被人打了一次，老婆被人偷过一回，儿女对亲没对成功，甚至邻居吃了我的鸡，村长打了我的猪等等一些邻里小事，也有想出风头的，也有“文革”培养出来好斗的，也有想占集体一点小便宜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像个万花筒。他们也是土地延包上访人群的一部分，
或者说他们在土地延包的上访中夹杂这一部分不相干的人和事。
60件上访件主要反映了7个方面的矛盾，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大户、农民与债主、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企业、农民与乡村集体、农民与国家。但是，上访的主体也不仅仅是农民，也有种田大户、也有企业老板、也有村干部、还有乡镇干部、还有部门干部，一共6个主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土地延包问题上访，我分析是不是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掩盖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工作原因主要还是从工作的问题上去找。问题包括：1．政策宣传不到位，有的村干部害怕把政策交给群众；2．政策执行不严格，有的地方甚至出台违背政策的土规定；3．工作程序不实在，村组该开群众会的未开会、乡镇该严格把关的未把关；4．工作作风不深入，不深入农户，不做过细的宣传解释工作，不为群众解难帮困；5．工作方法不妥当，有的处理问题过于简单，有的处理问题过于犹豫，有的老把矛盾往上推，看见矛盾就躲，有的还是老办法，以为拍桌打板凳一呆二吓能把人镇住；6．主要领导不重视，准确地说不作为，有的地方主要领导不研究
这些问题，也不愿去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安排其它领导或者有安排而不督促检查解决这些问题；7．工作专班不得力。有的专班不负责任，上头政策不明白，底下情况不清楚，有的专班屁股没坐正，多半精力在干别的事，有的专班无钱无物，没办法搞事。我们县土地延包办也是专班，工作督办尤其是问题督办解决也缺乏力度，我们处理土地延包上访问题是4个词：热情接待、及时联系、详细宣传、积极督办。这4个词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也就说，病人送到我这里诊不好，还得转院。这不能不说是导致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的一个原因。
不马上解决，我就搬乡政府的牌子，我还要搬县委会的牌子。”在这三个村的土地问题处理中，有三名干部挨过群众的打。少数农民的这种发泄，是不正常的，但从大处看，也是正常的。过去较长时间，农民被压迫被压抑的情绪已如火山一样，只是没有大规模地爆发，税费改革、土地延包、粮价上涨、粮食两补、免征农业税，这些好政策在关键时候化解了非常尖锐的矛盾，释放了农民积凑已久的怒气和恨意，那么，个别或少数农民借土地延包上访有些过激的言语和行为就好理解了。如果说基层干部对此心理不平衡，那么，农民的不平衡就更多更大更不平衡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向农民给钱、给物、给政策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护民惠民是爱民，教民管民也是爱民。
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在另一个更大的竞技场，有一个参与人数最多、竞赛时间最长的项目冠军诞生了，他就是全国种田冠军、我省大冶市大箕铺镇农民侯安杰。2008年，侯安杰租种2个县市8个乡镇33个村1.8万农户的1.96万亩农田，创下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我于近期两度走访侯安杰，并与他所在的市乡领导、与他打交道的农机、经管、财政等部门和他的生产队长、种田种菜能手以及给他流转土地的农民广泛座谈，得到很多的收获和启示。侯安杰是我省农村再度兴起的土地规模经营的杰出代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农业发展必然选择的方向之一，它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是继联产承包、乡镇企业、打工经济之后的又一新的历史亮点，如果说分田到户是小岗村农民的首创，那么土地规模经营就是侯安杰这些种田大户的“杰作”。它的产生必将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推动农村社会进步。因为它正处在向上生长的阶段，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陷和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地去引导它、扶持它、发展它、规范它。所以我认为，解剖侯安杰这个种田冠军，对发展我省土地规模经营，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转移农村劳动力，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很大的意义。
51岁的侯安杰，中小个，瘦且黑，两眼晶亮，一看就是个勤劳又精干的人。找他时他总在忙着农田里事，一边开着他的小车，一边跟你说话，还一边电话安排和处理事情。他是大冶市大箕铺镇的农民，上过高中，自学拿过经济师职称。早期种田，后来开过金矿，经历有点类似近期央视播放的电视剧《闯关东》的那个主角。侯是2000年开始小规模承包土地，发展到今天成为名震一方的种田冠军，他的速度跟刘翔跨栏差不多。
小车要跑两天，骑自行车得个把星期，走路估计一个月。有人开玩笑说，老侯你比过去中国最大的地主刘文彩种的地还要多，刘文彩只有1万2千多亩土地。候笑着说：“我是合法流转农民的土地，他是强抢恶要农民的土地，新旧社会两重天啦！”
我从网上获知，侯安杰种田面积不仅在我省农民中排第一，也在全国农民中排第一。
侯安杰的土地规模经营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时他承租的是一片林地，520亩，造林生产周期较长，大冶市的领导引导他搞滚动发展模式，既搞见效慢的，也搞见效快的。见效快，种蔬菜，2003年，他承租了大箕铺镇230亩蔬菜基地，当年丰收，2004年开始大面积发展水稻种植，收入更大，2007年，他共承租土地9280亩，今年他一下子扩大了水稻面积4000多亩，扩大蔬菜面积5000亩。现在找他包田的乡镇还不少，前几天他参加大冶市农村工作会，会上保安镇的镇长要请他包种2000亩地，上个月阳新县洋港镇的干部到他家来谈，也有5000亩地想承租给他，这两处他都没答应，要是答应了他会在现有1.96万亩的上面再增加7000亩，就有2.66万亩。为什么没答应，他说偷偷地去侦察了，没看中。
侯安杰与村委会与农户一般签订5年时间合同，他按每亩15元先交一笔风险抵押金给村里，用他的话说是让村里放心，如果村里这5年时间内帮他做的事多，他就不要这笔风险金，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他还要回这笔钱。有的村里不要他交风险抵押金，因为给他的是一片荒地，但他坚持要给风险抵押金，为什么？他怕开发后他赚了钱村里反悔收回他的承租权，他留了一个心眼。
我们问农户的租金给多少？怎么给？侯安杰说，一般每亩地给100至150元，
也有的比这少，还有的不要钱。给农户的钱直接打在农户的一卡通里，由村里开具农户名单，经他认可同意，由乡村干部陪同到邮局办理租金入卡手续，农户凭卡取钱。这件事上他有教训：有两个地方他把给农户的租金交给了村干部，到收割的时候，农户拦在田头不让收割机下去，农户说没得到租金，村干部把钱给花了，他只好再给农户发一次。吃一堑长一智，他不再完全相信村干部发租金了。侯安杰一家人怎么种得下两万亩田呢？原来，他有一个种田机构：他成立11
个生产队，分别是1个林业队，2个蔬菜队，8个粮食队。选拔11个靠得住的人当队长，自己的几个女婿都是队长。每个生产队再选拔2至3个技术能手当小组长，大概有二三十人的管理队伍。据侯介绍，他的管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与生产能手三七分成。生产能手负责生产和技术，他负责种籽化肥农药各种成本，秋后按产量计报酬，能手得三他得七。一个种田能手在他这里可种200亩地，一年下来可赚6万元钱。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统一的大生产：即统一规划、统一耕整、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售和统一结算。另一个模式是每亩30元承包给生产能手。如果生产能手有资本有机械有能力的话，他就把更多的田包给他，每亩除给原承包农户的租金外，再提成30元。这种模式有点像我们平常说的“甩手承包”，类似于“大包头”转给“小包头”。生产能手不是个个与他打交道，多是委托队长管理和经办。
侯安杰的财务管理也规范也简单。他管权（审批签字），夫人管钱，儿子管用。生产队长有每次100元的开支权，超过便要请示报告，开支发生后当天必须将发票给他儿子，儿子交老子签字同意后找他妈领钱。
跟侯安杰种菜的农民都不是本地人，全部引进的是山东寿光蔬菜之乡的农民，有30多人；长年给他种田的农民有本省的，还有湖南、江西、山东的，种田种菜的“长年工”共有上百人。还有一种“应急工”，大多是本地的，临时有事临时喊，每年要招上万人次，赶上特别忙的时候，一天要招两千人。对于那些有技术的“长年工”，如果生产上没事做的话，他随时“精兵简政”，但他会积极联系他们到大冶市的工厂里做事，用可观的收入把他们稳定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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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3版）“金钥匙”系列№16（146篇）余爱民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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