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团”系列№374（57篇）“两个确立”素材汇编（六中全会心得体会）

文章导读

“智囊团”系列№374 扫描二维码关注“笔苑”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文名”公众号 2022年4月 目 录 “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智囊团”系列№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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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

目录

“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1

“两个确立”的理论渊源、历史经验与现实基础11

“两个确立”的依据和决定性意义17

“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26

“两个确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29

“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五重意蕴32

“两个确立”深深根植于党的政治建设和理论建设两大传统42

“两个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48

不断增强捍卫“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52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深刻理解“两个确立”55

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看“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61

党的百年奋斗之花：“两个确立”的跃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63

读懂“两个确立”对使命型政党的决定性意义70

毫不动摇坚持“两个确立”坚定不移走好新的赶考之路74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衷心拥护“两个确立”78

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奋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92

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96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101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05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10

坚决争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的标杆示范者113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15

精准把握“两个确立”坚决践行“两个维护”119

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四个维度122

切实增强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127

如何理解“两个确立”与做到“两个维护”129

三维度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133

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38

深刻把握“两个确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145

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149

深刻感悟“两个确立”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54

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156

深刻理解把握“两个确立”的必然逻辑与实践要求158

深刻理解把握“两个确立”重大论断的决定性意义162

深刻领会、科学把握“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165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168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171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四重逻辑179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185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189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

部署安徽见行动191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195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203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205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207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四重逻辑必然性214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提出依据216

深刻学习领会“两个确立”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221

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逻辑内涵与重大意义225

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228

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233

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走在前235

在实践中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239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243

遵守好“两个确立”新的政治要求250

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做“两个维护”的坚定执行者256

“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王可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坚决捍卫“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具有充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一、“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在党内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怀揣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历史使命。要实现党的崇高使命，必须要有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能力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来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在充分肯定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也强调革命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革命需要大人物，时代造就大人物，大人物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引领性作用。在俄国建党过程中，列宁认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必须把党内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坚强精干的中央领导集体。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提出“领袖集团”的概念，强调“政党通常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921年8月，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提出党的领袖是在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重大思想，强调培养造就党的领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总之，马克思主义政党运用唯物史观把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统一起来，党与阶级、群众形成命运共同体，没有有威望的领导集体，党就难以实现对本阶级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坚持集体领导，更在领导集体中确立一个领导核心，这是因为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难以形成战斗合力。1873年，一些受巴枯宁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第一国际组织意大利支部成员提出反对革命领袖权威的错误思想。恩格斯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论权威》一文批评其错误，强调革命领袖权威不随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并强调“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1894年1月，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把伟大人物（无产阶级政

党领袖）视为现代政治活动的重要要素，强调每个国家或政党都会出现力挽狂

澜的伟大人物，他们“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1900年11月，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对革命领袖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革命领袖的政治使命是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革命，如果政党不推举出自己的革命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1919年7月，列宁在俄（共）布中央会议上提出为了不使集体领导落空，“应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领导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和像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苏联之所以解体，与其没有孕育出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很大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有益思想、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从不切实际的空想变成科学理论，为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指明了一条彻底解放的道路。1859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主要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地。

1852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革命领袖必须摆脱旧世界观的影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趋势，体现了真理的力量；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基础上实现社会更为广泛的公平正义，体现了正义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加上正义的力

量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在俄国革命实践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实践品格和世界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纲领，也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世纪初，面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进攻，列宁在

《怎么办》一文中，严肃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并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对于革命理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思想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根基所在。马克思在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运用科学世界观指导革命事业、建设革命政党。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阐述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74年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恩格斯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例，阐述了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的同时，还反对把已有的理论当做教条，强调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针对工人运动中个别领袖人物对马克思某些思想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贯穿于党章党纲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还贯彻到无产阶级运动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是最能增强党的领导力的战略选择，尤其对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两个确立”的思想中国化，更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站在重大历史关头，聚焦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作出“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两个确立”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

二、“两个确立”的历史逻辑：“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在顺境中发展、在挫折中奋起，根本在于根据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需要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确立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两个确立”的政治优势。

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到王明、博古，由于对党的领导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并不成熟和稳定，更换频繁。党的政治路线忽左忽右飘摇不定，党的思想路线脱离中国实际，中国革命屡遭失败与挫折，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的错误影响更是全方面的，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建党初期党的革命事业之所以屡遭失败，除了革命斗争形势复杂、敌人力量强大等原因之外，还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党未能形成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未能形成有能力、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强调：遵义会议“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无论是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还是留苏高材生王明、博古都是如此，同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稳定成熟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中央领导集体。1935年1月，遵义会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的毛泽东虽然不是组织层面上的最高领导人，但在重大决策中事实上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二是我们党尚未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一时期的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如何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得到解决，也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理论。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然而，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不稳固，一度遭到张国焘、王明等宗派主义分子对其领导权威的挑战。长征途中，张国焘权欲膨胀，以手握雄兵为由向党中央伸手要权要官，当中央拒绝他的无理要求后，张国焘悍然率军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被分裂的危险。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肆意批评中央的大政方针，宣扬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与此同时，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发展了根据地以及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正是由于毛泽东伟大的创造性革命实践活动及其非凡的品质和才能，才使我们党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和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重要性。1938年9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政治路线，强调中共中央要在“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任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全党的领袖地位。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正式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毅然将中国革命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带领全党沿着这条道路奋斗前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产生、完善、发展并走向了成熟。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全党集中学习研讨马列主义、毛泽东重要著作以及编印的《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引导党的高级干部正确认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和党史上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在正反历史经验教训的对比中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长达11个月的讨论和研究，原则上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中国民主革命若干问题的认识达成一致，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政治基础。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形成了自建党以来空前团结统一的盛况。也正是依靠全党的这种团结统一的巨大力量，我们党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成为全面领导国家事务的执政党，巩固新政权和社会转型的繁重任务迫切要求强化党中央权威、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1949年9月，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党领导国家体制机制，毛泽东被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强化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中央是党内团结的中心，提出了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一系列举措，使全党上下达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

导人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等重要讲话，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因为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实现了新中国从贫穷落后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遗憾地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模速度问题上出现冒进急促现象，党内“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发生偏离，个人崇拜现象盛行，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阶级斗争。在国家严重内乱的情况下，党、人民政权以及军队性质并未发生改变，究其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抗争和抵制，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地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毛泽东的核心领导，正如邓小平所说，“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亟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开展拨乱反正工作。邓小平复出并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于全党团结统一于党中央周围，顺利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大历史关头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全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当然，改革开放作为党开辟的新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党内也一度出现或“左”或“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领导和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正如邓小平所说：“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9]310。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赓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面进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思想引领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举旗定向，领航掌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与时俱进，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作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3的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此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进行了一系列新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新制度，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正是得益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我们党虽历经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都始终保持了全党在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此后，沿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证明：凡是党中央拥有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领导核心以及科学理论的指导，全党就能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就能顺利推进；凡是党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任何一个遭到削弱，党就无法统一全党的意志，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就或多或少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三、“两个确立”的现实逻辑：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两个确立”是我们党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根本政治原则。“两个确立”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有效应对国内外挑战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力量、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有效制度。要治理好大党大国，必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大政方针，并在党的领导下将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在确立过程中很自然地包含了要有领导核心的思想，这是因为民主集中制无论是在民主环节还是集中环节都需要有人对整个组织领导过程负责。没有这样的人负责，就无法实现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是一个领导集体，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不仅需要领导成员才干杰出、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协调一致，更需要核心人物运筹帷幄。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确立和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必须建立在党中央整体权威之上。党中央没有权威，全党必然一盘散沙，尽管确立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落实到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民主集中制塔尖顶端的统帅，是党的这艘巨轮上的舵手，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路人。党中央的权威决定于最高领导人的核心作用。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具有非凡的政治智慧、高瞻远瞩的思维、坚强的意志品质、高超的领导能力、闪光的人格魅力，得到人民群众高度信任和党内同志充分尊重和充分认可，以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核心党中央就会形成合力，党中央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与提升。必须指出的是，确立和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除了政治上信赖、情感上认同、行动上追随以外，更多体现在学习党的领袖著作、讲话和思想上，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现“两个确立”的有机统一。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及治国理政的风险挑战，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以及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坚定的管党治党决心，从作风整顿入手，严肃查处贪污腐化分子，从政治上紧抓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明确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排除了党内政治隐患，彻底扭转了党的领导弱化和党的建设不力的形势。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党依然面临“四大考验”的压力、摆脱“四大危险”的挑战、肩负着“四个伟大”的重任，只有捍卫“两个确立”，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这是因为：“两个确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则，全面从严治党是捍卫“两个确立”的重要手段，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一方面，“两个确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到战略方针的高度，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求。要使这项战略方针真正落地，既要抓住重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保证党的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又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保证全党纪律严明、党的建设坚强有力。

另一方面，“两个确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目标。能否做到“两个确立”是党的政治建设质量的重要考评因素，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是否抓实、抓好的重要实践标准。

从现代政治学意义来看，确立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既有助于构建运行良性的政治共同体，也有助于有效整合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现代化是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信息化文明的必然趋势，而塑造政治权威是国家

现代化的首要政治前提。[11]3回顾近现代世界历史，任何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兴盛都离不开领导人政治权威的确立以及科学理论的指导。比如在以李光耀为核心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下，在实用主义指导下，新加坡从一个资源匮乏、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并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贫富差距、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攻坚期，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存在大大小小的利益壁垒。在这样的状态下，必须由党中央来进行顶层设计，运用中央权威推进综合改革。为此，我们必须捍卫“两个确立”，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更大的改革力度、更严的创新举措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来掌舵定航，也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精心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励精图治，革故鼎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机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新思想新理念，出台了涉及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难题，办成了长期想办而未能办成的一系列大事，用“担当”换来“信任”，用“实干”赢得“民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事业新境界。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与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政党或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在现有体制机

制下没有能力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因而，党的十九大党章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核心地位写入党章，从制度上强化了党中央权威。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面临国内外严峻的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百年变局与新冠疫情相互交织，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加剧，西方国家对崛起中的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依然面临着经济转型、乡村振兴、就业保障等问题。捍卫“两个确立”，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权威，不仅能够在大变局中捕捉发展机遇，还能有效应对国内外严峻挑战，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华章。

“两个确立”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具有充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在“两个确立”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全体党员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并将其转化为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同损害“两个确立”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确立”的理论渊源、历史经验与现实基础

王雨彬、张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把握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

一、“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

“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理论重要作用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总结德国革命经验时首次提出领导核心的思想，认为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2]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提到工人运动需要有领袖集团的领导，强调正义者同盟中强有力的杰出领袖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致卡洛␎特

尔察吉》中反思巴黎公社灭亡的原因时，恩格斯再次强调领导核心的权威作用：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3]为了批判巴枯宁分子反对权威，主张无限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辨析了权威与自治的相对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的必要性，并且强调“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维持自己的权威。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断作为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以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过程中，也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工人运动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还

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5]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的派别活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6]他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还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7]此外，列宁也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的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两个确立”的重要论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建设的理论，并结合实践变化进行了开拓创新。

二、“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

“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百年奋斗历史中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百年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具有坚强领导核心和科学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曲折探索中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乃至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党的核心领导人缺乏领导和斗争经验，且没有一贯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革命事业屡屡受挫。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成为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几度易辙，党的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开始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毛泽东思想也逐步形成。此后，中央红军有了坚强的领导者，中国革命也有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指导。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主席拥有最高决定权”[9]的决定。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提出要实行一元化领导，将统一领导认

为是党在抗战中实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党的七大正式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和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全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中再次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10]这一时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逐渐完善。一方面，以党的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完善，并逐步稳定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能够在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时代特色、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袖核心地位。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11]以邓小平同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维护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了党和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意义：“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2]此后，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维护党中央和领导核心的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正因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能够领导人民平稳有序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我国的经济社会水平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

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为科学指导，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够取得胜利。“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凝练概括。

三、“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现实基础：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源自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现实需要的科学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两个确立”的重要论断，正是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所提出的。

“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提出对于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将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最重要的是加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面领导。其次，新时代党要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此外，加强理论武装对全面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至关重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指导党科学执政、科学领导的科学理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需要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最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要求党中央、党的核心领袖、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权威性，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既是检验合格党员的标准，也是检验全面从严治党是否有成效的标准。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引领，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提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

要意义。一方面，“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是基于对新时代我国发展新特征的把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协调整个发展大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此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新时代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实际问题，依靠新思想武装全党，科学统筹、引领、协调国家发展全局，不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另一方面，“两个确立”重要论断是基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有魄力、有智慧、有作为的领导人带领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理论优势。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党能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做出科学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复兴伟业。

“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提出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对于我国应对来自国际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想要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实现自身发展，首先需要有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坚定拥护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全党就有定盘星，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有持久的安全稳定。同时，作为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的理论指南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谋划事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唯有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防范化解来自国际层面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更加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

四、结语

“两个确立”重要论断的提出有其理论渊源、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把握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论断。只有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两个确立”的依据和决定性意义

李志勇、郭佳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了“两个确立”，指明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两个确立”的历史依据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次次跨过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危机，主要是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确立党的核心、确立科学理论指导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没有自己的核心、没有自己的理论，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2]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严重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先后犯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导致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力量损失几乎百分之百。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有了自己的核心，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但是，全党真正认识到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先后遭遇了两次重大挑战。

一是与张国焘的斗争。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局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权欲膨胀，悍然南下，另立“中央”，公开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分裂危机。在革命形势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人沉着应对，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为保证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是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否定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他在武汉领导长江局期间，又屡屡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发表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和声明，公然挑战中央权威，极大地干扰了党在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种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行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针对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行为，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3]在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过程中，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进一步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经过延安整风，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1943年党中央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组织经验”，“把实践家同理论家集于一身”。[5]无产阶级领袖既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者，又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主席，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

指导思想。七大党章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历史实践表明，党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当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与世界差距逐渐拉大。“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政治风波后，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6]1990年12月，他再次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历史实践表明，党确立邓小平同志的核心地位，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由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所决定的，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

从历史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和现代化进程都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无论早期的欧洲还是后来的美国，直至一些后来居上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从现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我们面临的内外因素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就决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都更加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只有这样，党才能够统揽全局、一呼百应，形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完成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在实践中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都充分说明：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问题，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

“两个确立”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也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依据，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据，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依据，还包括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依据。

确立核心地位的理论依据，可从如下三个维度理解：

第一个，是唯物史观的维度。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同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同机器大工业相联系，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承担起改变社会的使命，就要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就离不开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政党领导。“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领袖来自政党，政党来自阶级，阶级来自群众，所以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领袖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在群众之中的，不是在群众之上的。不能离开了唯物史观理解确立核心地位。

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但也重视个人特别是领袖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也曾说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这样的事业离不开政治领袖来统揽全局，领航掌舵。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以没有领袖。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出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历史作用。一是领航定向作用。领袖首先要解决时代重大课题，提出思想理论，指引前进方向。二是凝聚群众作用。对一个政党而言，最重要的魅力资源是领袖的力量。三是组织领导作用。领袖需要组织政党，领导运动。四是力挽狂澜作用。关键时刻，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或重大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时，领导核心要承担一锤定音的责任。

第二个，是民主集中制的维度。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民主是为了正确决策，也便于决策贯彻执行；集中是为了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形成拳头。“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

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确立核心地位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同时强调：“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要做到正确集中，就必须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当然，核心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习近平同志说：“核心并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任性决策。对此，我始终是头脑清醒、态度如一的。实行主席负责制，不是说什么事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党的领导核心也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作用，遵守集体领导制度，遵守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

第三个，是文化传承的维度。历史文化对现实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是理解“两个维护”的一个重要维度。从秦统一中国，“大一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特征，“大一统”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基本前提。中国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中央政权有力量，什么时候国家就统一，百姓就安居乐业；什么时候中央政权软弱，什么时候就会外地侵入、内部分裂。纵观历史，对中央政权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地方坐大以及内生分裂，确立核心是遏制地方坐大和内生性分裂的最有力武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置于现实基础之上”。[20]“置于现实基础之上”而不是抽象的原则之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什么是“置于现实基础之上”？一是具备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即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包括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大规模发生，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二是要认识到这样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创立唯物史观；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资本

主义，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三是要从现实出发分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商品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但是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在列宁看来，“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1]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就要实现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三次飞跃，飞跃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三，有系统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既包括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立，也包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方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