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智囊团”系列№622 &nb。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通过广泛深入调研、集全省人民和省委集体智慧提出的一项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是推进浙江工作的总方略。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八八战略”所具有的巨大创造性张力。伴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八八战略”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取得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八八战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上，而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八八战略”尚属空白。正值“八八战略”提出二十周年之际，站在“两个先行”的关键时点上，从制度变迁视角回望“八八战略”，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从深层次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制度的变迁。社会结构失衡引起了制度变迁的需求，此时，一些理论型制度企业家和实践型制度企业家敏锐地觉察并把握制度变迁的机会，对制度变迁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他们在与普通民众的长期互动中终于成功实现了制度变迁。从实践中创新和选择出来的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并从中获得制度调适与自我强化的启示和力量，制度体系也就在此伟大创造性实践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如果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我们就会发现“八八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与广大干部群众对转型之中的浙江经济社会之内生制度变迁需求的主动回应，是浙江区域共同体制度变迁史上的一次伟大创造。从改革开放到2000年前后，浙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繁花似锦的成就背后已隐约透现出一些隐患与危机，社会遭遇到了许多“成长中的烦恼”，社会结构出现了危机性、转折性失衡，迈入了艰难痛苦的转型过程。
（一）实践探索先行与体制创新滞后之间的矛盾
先行者往往会率先碰到与现行体制机制的矛盾，对现行体制机制的弊端也会有更加深切的感知和认识。浙江是最早开办市场的地方，也是对市场之神奇作用体验最深刻的地方。但很长一段时间，浙江的市场建设局限于有形的专业性或综合性市场，市场秩序的扩展深受局限，从而影响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阔空间里的优化配置。在浙江，有一批戴“红帽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它们在“红帽子”的保护下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但也很快受到了“红帽子”的限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转而成为限制股份合作制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紧身衣”和“天花板”，亟待通过体制改革为企业发展打开更大的制度空间。随着产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流入与集聚和社会事务逐渐增多，一些经济强县或强镇体量迅猛扩大，达到了传统县、镇行政体制容量的极限，迫切需要给这些强县和强镇扩权赋能，以促进县域和镇域共同体更快发展。现实表明，实践探索先行已与体制创新滞后形成了较为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创新缓解和消除这些矛盾冲突，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二）经济相对长板与文化科技短板之间的矛盾
社会共同体可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相互之间存在制约关系，经济基础虽然从根本上起决定性作用，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亦有相当巨大的反作用，有时亦能影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人类经济史不乏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抑制或促进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事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发展中，产业经济是一个相对强项，而文化科技是一个相对弱项。经过连续多年发展，至2002年，浙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70亿元，
但与经济这块长板相对应，浙江的文化教育科技却显得相对较弱。浙江的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但体量不大、实力不强，文化教育在全国只排在第7位，高等教育只有浙江大学一校独大，“有高峰而没有高原”。2002年，全省
拥有县及县以上国有独立研究开发机构229个，高等院校主办的科研机构416个，工业企业和其他单位主办的科研机构近2000个，其中省级以上技术中心和高新技术研发中心172个。2002年，全省各类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近6万人，年末全省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6.1万人，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29.3万人，浙江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各省市中也只能屈居第7位。文化教育科技这块相对短板已经制约了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综合整体实力的提升。
（三）发展动能充盈与狭小空间局限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释放了浙江大地压抑已久的发展动能和活力，犹如高原上的堰塞湖，一旦打开缺口，就会奔腾向前。从1978年到2002年，浙江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24亿元猛增到8004亿元，年均增长13.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331元增长到16841元，年均增长12.1%；财政总收入从27亿元增长到1166亿元，年均增长17%。
2004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继广东、山东、江苏之后第四个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的经济大省。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浙江由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游的省份迅速崛起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并逐渐向经济强省迈进，由此可见浙江发展动能之充盈。
然而，强大的发展动能却面临着狭小发展空间的局限。浙江地域面积较小，陆域面积只有10.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1%，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4.63%，水面占5.05%，平地占20.32%，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浙江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有2878个，大于10平方公里的海岛有26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其中，面积502.65平方公里的舟山岛为中国第四大岛。另外，浙江也是一个资源较为贫乏的省份；既无普通资源优势，也无特色资源优势；虽然名为江南水乡，但水资源也并不丰沛，有的县市还严重缺水。因此，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资源空间，浙江发展都面临着狭小空间的局限。
如何克服这种空间局限，实现更大发展，是浙江人在21世纪之初面临的重大考验。
（四）块状经济布局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矛盾
浙江经济是由各个县市的基层政府和人民因地制宜、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发展起来的，一县一策、一县一业、一县一品，以知名企业为龙头，上下游拓展，形成产业链，相关产业以市场为纽带实现产业集聚，经济布局呈现块状
特点。“块状经济”或“区域特色经济”分布于全省各地，是浙江经济中最为突出的亮点。温州的低压电器、台州的机械制造、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永康的小五金和安全门业、嘉善的木材板材、海宁的皮革制品、绍兴的轻纺工业、舟山的造船和石化产业、濮院的羊毛衫产业、大唐的袜业、织里的童装产业，都具有鲜明的地域块状特点，在经济地理版图上形成块状明显、色彩斑斓的“经济马赛克”[1]。
现代市场经济强调区域协同发展，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合作空间也就越大，专业化分工就越深化。伴随着市场规模和合作空间扩大，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利用率、产出率和回报率都将随之提高。因此，市场经济发展内生地要求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在市场交易成本的约束下寻求市场合作的最远边界。浙江的块状经济布局却与区域协同发展存有内在逻辑矛盾，不解决这对矛盾，浙江经济就不能突破天花板、实现新飞跃。
上述四对矛盾是2002年前后浙江经济社会结构失衡的外在具体表现，浙江经济社会开始步入艰难痛苦的转型过程。发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主动寻求制度变迁，以求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平衡，从而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这是历史和时代摆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面前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集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智慧而制定的“八八战略”便是对经济社会结构失衡的主动回应。
社会呼唤改革，改革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恰当其时，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他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开展基层调研工作，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就跑遍了全省11个地市。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在2003年7月10日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基础上，全面系统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八八战略”。“八八战略”的前一个“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业已形成的一些既有竞争优势和潜在优势；后一个“八”，则是规划设计的面向未来发展的八个举措。这两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保持一个地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从而形成不断进取、永葆活力的大好局面[2]。“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一）“八八战略”与浙江市场经济制度变迁
“八八战略”的第一项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众所周知，浙江是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发展起来的，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在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而争论不休时，浙江一些地方已经抛开成见，在“填饱肚子”的动机驱动下率先突破体制困局实现发展。
当时，地处浙江东南部的温台地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冒着巨大风险，悄悄推进了一些非常务实的改革措施。温州颁发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且制定颁布了全国首部保护个私企业条例，台州地区基于当地“打硬股”的传统习惯，发展起了戴集体企业帽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义乌向来有“鸡毛换糖”的行商传统，当时县委县政府从实际出发，提出“兴商建县”
（后改为“兴商建市”）战略，政府出资建设小商品市场，吸引县内外商户进场摆摊开店，由此开启了义乌令人惊愕的华丽蝶变。习近平同志感叹：“义乌的发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4]519义乌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市场秩序在创造财富上的神奇魔力。浙江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国有和集体经济也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发展。浙江的国企和民企从来不是此长彼消、你进我退的关系，而是比翼齐飞、相生相伴、共生共荣的关系。国企和民企互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有所长、各有所重、互助互补、共同发展。民营企业虽然在比重上占四分之三，但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领域发挥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它们发挥自身优势，共同促进浙江经济繁荣发展。
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在“八八战略”里首先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浙江的改革和发展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浙江省委省政府紧紧抓住体制机制改革这个关键招数，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创新。在海宁成功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基础上，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断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发酵母和助燃剂，浙江民营企业的信贷和融资主要依靠民间金融，但民间金融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灰色地带，并由此产生一些负面现象。社会上一直有启动和推进民间金融改革的呼声。20世纪80年代，温州也进行过初步的民间金融改革；2000年以后，温州民间金融改革持续推进。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一度深陷民间金融风波的温州，通过化解民企
债务风险、规范管理民间融资、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制、畅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从金融风险先发到民间金融率先突围，实现民间金融业稳健发展。2019年，温州金融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当年8月，温州印发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的《温州市民营企业“融资畅通工程”实施方案》；10月，以服务民营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于同意深化温州金融改革服务民营经济实施方案》得到省政府批准；11月，国务院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首批试点城市又落户温州。这一系列扶企政策，为探索构建更契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体制机制搭好框架、绘好底色。
（二）“八八战略”与浙江区域协同发展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5年，浙江经济是依靠基层干部群众通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粗放经营发展起来的，以县市区域为发展空间的块状经济遍布全省，共同撑起了浙江经济的一片天空。然而，政论文公众号整理，经过25年发展，这种块状经济却面临着发展空间狭小的严重局限，浙江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打破块状经济带来的空间局限，实现跨区域协调发展。“八八战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要打破狭小空间局限，通过跨区域协同以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八八战略”的第二项是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同志要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认为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从国际经验看，跨区域投资在人均GDP2500美元左右时进入加速阶段。从浙江自身发展情况看，要缓解要素制约、推动产业升级，必须鼓励和支持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企业有序地走出去，腾出发展空间。从企业自身看，也需要在跨区域的要素组合中获取新优势，实现新扩张。从经济关联度看，在外企业与浙江经济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因此，习近平同志要求“以战略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务实的态度，鼓励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同时，积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来浙投资，吸引在外企业回来投资。”[5]125为此，他要求加强与上海、江苏的合作，推进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联系，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加大引进外资、台资的力度，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带动更高层次的发展。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依托“山海并利”的自然条件，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山区资源，不断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推动海岛、山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路子。自此以后，浙江就在此两方面着力，全省各地市积极与上海对接，整个浙江呈现全方位、全省域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态势[6]。全省各级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这些措施和努力，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又可以使自己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习近平同志形象地称之为“地瓜经济”。在省内，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004年，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
此外，浙江还着力推动实施“山海协作”，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互利双赢”的协作原则，即通过政府的鼓励、引导和推动，促使发达地区的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开展优势互补的经济合作，促使省直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从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山海协作工程的主要做法是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通过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合理转移、欠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从而激发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活力，推动经济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山海协作”工程充分体现了公平共富的政治逻辑和效率互惠的市场逻辑的有机统一。2019年，浙江实施“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区域协同发展格局。2021年，浙江着力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这是浙江区域协同发展制度变迁的最华美乐章。
（三）“八八战略”与浙江地方治理制度变迁
在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地方（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想当初，全国范围内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传统落后，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雇工和市场的看法都还比较负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和党员干部顶住压力为新经济现象提供各方面的保护。而当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后，基层政府和党员干部又及时介入并加强引导和规范，使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另外，在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提出了一些普遍性的公共服务诉求。此时，浙江的基层政府及时转变职能，为企业家和普通百姓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看，浙江各级政府扮演了“民间自发自主性创新的支持者”“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者”“企业和公众所需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四重角色[7]，有力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此，习近平同志有非常深刻地认识和体会。他说：“浙江的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手支持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业精神引导好、保护好，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为改革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浙江地方治理体系一直在进行调整与改革，处于转变和转型过程之中。在这方面，浙江既有之前积累的一些经验，更有源于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一些强烈要求。在密集的基层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在“八八战略”里，习近平同志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和环境优势，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着力构建服务型政府。2004年，中共浙江省委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决定》，把建设“平安浙江”视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具体举措和重要保证。随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法治浙江”的制度构想，并不断阐述和丰富其内涵。2006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通过了《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系统规划了浙江省域层面法治建设的基本架构，从而开启了浙江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历史新征程，对浙江的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繁荣和谐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06年，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将经济社会领域一些地市级政府享有的权力下放到县级市，义乌市成了全国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县级市。从2007年起，浙江又实行强镇扩权战略，选定141个省级中心镇，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习近平同志形象地比喻为“给成长得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2013年，浙江在之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础上进行政府权力清单的制度创新，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以转变职能、提升治理能力为核心，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行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治理体系。随后，
各级政府又着力编制政府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和财政专项资金清单，并全部上网公布，接受社会监督。2016年，中共浙江省委根据民众关于公共服务更加便捷的政治诉求，推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全省上下各级政府对政务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进行结构重塑和流程再造，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升。2021年，浙江强力推进数字化改革，着力打造以“高效协同、整体智治”为显著特征的数字政府。
（四）“八八战略”与浙江文教科技制度变迁
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8]317他还说：“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和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8]316因此，“八八战略”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的文教科技取得了长足进步。
全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省人民信念体系的核心内容。2014年，浙江颁布实施《浙江省道德模范待遇保障若干规定》，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道德提供保障。从2013年开始，全省各地行政村建成一大批集学教、礼仪、娱乐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农村文化大礼堂成为村庄共同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2015，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颁布《浙江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决定加快构建省市县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统筹全省文化资源，破除制约资源流动的体制屏障，实现文化设施的共建共享。在中共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上，中共浙江省委首次提出“文化浙江”的战略规划，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强化文化担当，建设文化浙江，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为了更好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我们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在教育体制上，我们打破了历史形成的行政垄断局面，引入民间力量兴办各类学校，并采取划拨土地、税收优惠、公派教师等措施扶持各类民办学校。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突出“简政放权”，分别向地方高校下放了一批教育管理权
限。通过取消、下放、合并等，将权力清单项目从230多项减少到40项，同时取消、停止了一批检查、评估、表彰、认定项目。2022年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的评价制度体系进行了结构性改造与重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了充分发挥科技对发展的促进作用，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技强省”，要求在2020年前后成为创新型省份。为了弥补浙江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短板，省科技厅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的建议，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2003年，浙江省和清华大学合作共建“长三角研究院”，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样板。2005年3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2006年3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浙江省科技强省建设与“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对科技强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为了加强对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浙江省委省政府于2012年成立浙江省科技体制改革的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针对“科技投入产出不匹配、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科技评价机制不合理、人才发展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科研院所改革，到创办中国网上技术市场、建立企业研究院、探索产业技术联盟……都是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产物。通过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让企业“动”起来，让技术市场“活”起来，让科技人员“转”起来，让高新区“强”起来，让新技术“用”起来，让科技成效与魅力“显”起来。2021年6月2日，浙江省科技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力图破解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互动联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浙江的科技体制改革由此走向纵深。
（五）“八八战略”与浙江生态文明制度变迁
生态是大自然对人类最为宝贵的馈赠，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自近代以来，生态的涵义已大为丰富，人类对生态的意义认识也更加深刻。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温暖、雨量丰沛、生态环境优良，自古就是宜居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生态优势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起到巨大作用。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优良生态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中的价值越来越凸现，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在“八八战略”中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经济学原理，全面推进十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构建五大体系，努力把浙江建设成具有比较发达的生态经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生态家园、繁荣的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省份。
2003年6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10月，湖州长兴县率先实行河长制，探索形成了以河长制为核心的治水长效机制和责任体系。2004年，浙江全面启动“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对全省八大水系和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实行全面污染整治。2005年，浙江在全省农村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农村生态环境和村居环境的一场革命性变革。随后，浙江在总结“美丽乡村”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了“美丽浙江”建设部署。2013年，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启动“五水共治”，以治水为抓手，进一步深化全省生态整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浙江要求建立生态环境空间管制制度，编制全省环境功能区规划，划定生态红线；要求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实施新型环境准入制度，实行环评的属地审批、备案和豁免管理；要求推进环评服务体系和环境监测市场化改革；要求形成环保行政执法与公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环境监管体系。2017年，浙江省人大审议通过《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把河长制从基层探索上升为正式制度安排。2018年，《浙江省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计划》正式实施，浙江又开启了建设美丽中国示范区的新征程。在“环境保护也是政绩”的新政绩观引导下，浙江一些地方在全国率先取消GDP考核，逐步建立了领导干部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区域政府差异化政绩考核制度，将生态纳入法治化治理的轨道。在中共浙江省委的直接推动下，浙江省人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规章，如《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制度变迁理论是当代社会科学一个非常重要且非常有影响的学术理论，东西方学者都曾为此作出过贡献，科斯、阿尔钦、诺斯、德姆塞茨、张五常和林毅夫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社会制度安排因应环境变化而自发或强制性发生的改进与调整，是人们（普通大众、精英人物和政治家）对社会结构失衡作出的主动回应。制度变迁受制于技术、成本、价值偏好等多种因素，它首先发生于结构失衡相对最严重、变迁收益大于变迁
成本、变迁收益分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地方。合理合法的制度变迁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开一个全新的可能性空间，并且激发出更强劲的动能和活力，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为我们认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立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该制度变迁理论具有一些内在缺陷。比如，以技术或要素相对价格等单一因素解释制度变迁动因，单纯从成本效益的比较来解释制度选择行为，把制度变迁解释成为理性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规则博弈过程，反对制度的整体性变迁，认为这是理性的自负，是乌托邦式的理性建构主义，而主张“零打碎敲式”的渐进改革或改良。因此，西方的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决制度变迁中的外部性、搭便车以及大集团受小集团剥削等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集全省人民和省委集体智慧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处于世纪之交的浙江如何更好发展的总体思考和科学谋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八八战略”是对浙江之前制度变迁之经验的系统回顾总结和之后制度变迁之方向、路径和战略的科学顶层设计，它为制度变迁理论作出了许多创新性贡献。
（一）突破制度变迁之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对立，实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
传统制度变迁理论突出强调社会内部一些因素变化，如技术改进、人口增加或减少引起的社会结构失衡而导致的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是对社会结构失衡的主动或被动回应，以期在新的程度上重新恢复社会结构平衡。此种制度变迁是由致动因引起的因应型制度变迁，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在各自生活界面上对所遇到问题的试错性回应，是整个社会对众多自主自发的个体性试错回应的集体选择，其选择机制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比较。然而，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制度变迁并非均由致动因引发的，也有一部分制度变迁是由目的因引导的，也就是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更良善制度安排的追求和憧憬也激发了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真实的制度变迁乃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综合成就的制度演化过程，因为问题总是最先出现，而人们对“世界应如此”的认定和追求激起人们改变现行制度安排的努力。
在“八八战略”里，习近平同志既强调制度变迁的问题导向，也重视制度变迁的目标导向。他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浙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规
模的日益扩大，浙江在发展中遇到许多困难，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成长的烦恼”，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减弱，新的矛盾又在产生[8]111。“八八战略”中的许多政策设想和制度创新，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针对“低、小、散、弱”的产业结构特点，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针对发展空间狭小的局限，提出“腾笼换鸟”“山海协作”和“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等战略构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目标的引领和导向，以此保证制度变迁不走偏路、不迷方向。他指出，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在于率先建立了较好的体制机制，目前，一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存在突显了体制机制进一步改革的必要，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离不开处理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心目中，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加有为的政府作用始终是引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浙江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是在现实问题的驱动和理想目标的导向之综合作用中走向前进。
（二）突破制度变迁之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对立，实现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统一
浙江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基层探索而走上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各地干部群众本着“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精神，在“填饱肚子”的原始冲动下，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大量的实践和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应浙江实际情况的内源性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凭借民间力量的推动，激发和依赖企业的自生能力，由此创造了灵活有效的经济体制、适应企业发展的机制和制度，推动了农民进城和城镇化的发展。”[8]82到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之时，浙江在制度变迁的基层探索上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但制度变迁的基层探索也有一些由其自身特点决定的内在局限，比如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好的制度不能有效扩散，点上的“盆景”不能普遍化为面上的“风景”，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体制改革中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仅依靠基层探索很难攻克，而必须依靠更权威的力量。于是，共同体中领导集团的顶层设计作为制度变迁的突破方式，就为现实生活所必要。习近平同志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对中共浙江省委的期待和中共浙江省委班子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将政治注意力聚焦到制度变迁的“顶层设计”上。“八八战略”就是中共浙江省委班子基于对浙江省情、现有基础和发展趋势正确认识和把握而制定的浙江整体发展
战略，“是新形势下浙江加快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措施”[8]75，它体现了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有效统一。
（三）突破制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对立，实现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统一
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诱制性变迁是指社会实践主体在机会和利益诱导下寻求行为方式改进的制度变革努力，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动因是制度矩阵中问题的存在与发现，那些相对最早发现这些问题和潜在机会的人成了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第一批探索者，他们以其锲而不舍的努力推动制度安排发生渐进性变化。制度强制性变迁通常是指国家为解决某一紧迫问题、实现某个特定目标通过立法和行政强制性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并作出全新制度安排的过程。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上述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的先例。但诱致性变迁由于无法有效克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仅靠诱致性变迁将无法达到制度供给上的最优量。因此，“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9]373，即由国家运用强制手段通过立法和行政改变原有制度并作出新的更具效率的制度安排。
强制性变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制度创新中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能够节约制度扩散的费用成本，但由于其是一项集体行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个体行动不会有的问题，如久议不决、权力腐败、游说寻租、政治压迫等，由于政府和社会有较大距离，政府一般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对民众诉求的觉识相对滞后且有偏差，因此，强制性变迁对政府的主观条件如知识理性、品质德性、使命感、责任感要求很高，任何一个方面欠缺，有效的强制性变迁都很难实现。
传统制度变迁理论一直受困于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对立而无所适从。“八八战略”通过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突破制度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对立，实现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统一。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接受
《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说：“八八战略”是在调查研究和大家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思广益的结果。而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八八战略”从酝酿到正式提出，习近平同志起到巨大作用，“没有他（指习近平）的主导，就没有‘八八战略’。”[3]71“八八战略”在内容上吸收了先前制度诱致性变迁的许多成功经验，然后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由省委进行概括、总结、提炼和设计，最后将总体思路和谋划设想系统化结构化为
一个规范的制度变革战略。因此，“八八战略”既有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因素，又有制度强制性变迁的样态，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相统一的典范。
（四）突破制度阶段性变迁和持续性变迁的对立，实现阶段性变迁和持续性变迁的统一
制度变迁是由社会结构失衡、原有制度安排失效引起的，目的是通过制度变迁来消除结构失衡、激励发展动能、促进竞争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因此，制度变迁总具有阶段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所遭遇之问题和危机的一种能动反应。制度变迁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便进入日常运行状态，人们对新制度安排所应给予的是理解、认同、敬畏和遵守，所有人在制度面前都采取合作策略，如此，制度的社会效益将趋于最大化。但是社会平衡总是相对的，社会在总体平衡中又总会出现新的不平衡，于是又会出现制度变迁的新诉求。因此，制度变迁既呈现阶段性，又呈现持续性。但传统制度变迁理论缺乏辩证思维训练，往往倾向于静态地把握制度变迁，它只能想象不变条件下的变化而无法想象变化条件下的变化，结果错误地认为制度变迁可以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然而，现实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一次制度变革的努力往往只能促进制度体系微小的变化，我们为此应以“蚂蚁啃骨”的韧劲作出持续努力，如此才能使制度体系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实现制度体系的结构转型。
“八八战略”在制度变迁上实现了阶段性变迁和持续性变迁的统一，它立足当前、着力长远，把当下可以做到的和未来打算去做的很好地衔接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省委作出的这些决策和部署，既力求体现工作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又力求体现工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8]74“八八战略”中的这些决策和部署，“有的已经全面展开，初见成效；有的已经作出规划，正在落实；有的还需要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8]74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进浙江制度变迁，这也充分体现了“八八战略”在制度变迁上的持续性。制度变迁之阶段性和持续性的统一在“法治浙江”建设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建设法治浙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长远目标和阶段性工作结合起来，既不超越我省的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超越全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既不无所作为、又不好高骛远，既不
安于现状、又不急于求成，而要遵循客观规律，随着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发展，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浙江建设。”[8]362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卓越的治国艺术。
（五）突破制度局部性变迁与整体性变迁的对立，实现局部性变迁和整体性变迁的统一
从近代以来，人类思想界对制度变迁就持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可称之为理性建构主义，认为凭借着人类的理性能够对社会制度进行总体性设计与建构，就犹如工程师设计蓝图并据此进行施工一样。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渐进改良主义，它认为理性是人类宝贵的财产，理性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有限。社会系统是如此复杂、如此紧密关联，以至于任何组织和个人借助任何先进科学技术都无法全面把握社会整体，他们对社会只能有局部的认知，对社会生活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也只能进行零打碎敲式的局部调适，犹如大海中航行的船舶，人们可以逐步地更换任何一块板，但就是不能同时进行整体性置换。这两种观点相互对峙、互不承认；理性建构主义认为渐进改良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缺乏雄伟抱负和审美价值；渐进改良主义则认为，理性建构主义是乌托邦，体现了理性的致命自负，而且，往往会导致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10]67。而其实，制度局部性变迁和整体性变迁绝非截然对立，毋宁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因为，整体是由众多局部组成的，是若干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结，局部也是整体中的局部，其有机地深嵌于整体之中，受整体及其他局部的影响和制约。
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既取决于制度安排本身，也取决于制度体系的结构，它是制度体系及其环境因素的函数。“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9]385人类的理性不是不能把握整体，关键是理性站位的高度。而且，我们只有恰当地理解和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才能做好制度的局部性变迁，并进而推动制度的整体性变迁。在这方面，“八八战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八八战略”明确了浙江既有或潜在的“八个方面优势”，也列出了促进今后发展的“八个方面举措”，“这些决策和部署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8]74我们回顾“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实践历程，就会发现我们的制度变迁有许多分战场，它们相互呼应、互为奥援，共同组成一个总战场。浙江这个区域共同体的制度体系就是在制度局部性变迁中实现了制度的整体性变
迁。
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力量，那些成功实现制度变迁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好发展前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集全省人民和中共浙江省委集体智慧制定的“八八战略”是浙江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的经典范例，其对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理论均有卓越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从省域层面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这其中，最具有统领性、领航式的理论成果是引领浙江新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①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八八战略”的提出与实施的全过程，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就要真正领会和把握其哲学意蕴与思想方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各国共产党赴华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致贺信：“在人类思想史上，就*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专项课题“‘八八战略’的哲学意蕴与思想方法”的最终成果。
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①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科学真理。
“八八战略”深得马克思主义的滋养，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光辉与真理智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一书，开篇的题目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③；“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④；“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⑤；“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⑥；“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论，运用辩证法”⑦；“要始终坚持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⑧，等等。《之江新语》的精辟论断都是“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的灵活运用，诸如：“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⑨；“用联系的观点抓稳定”“用发展的观点抓稳定”“用辩证的观点抓稳定”；⑩“统筹兼顾的辩证法”
（一）“八八战略”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和“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进入新世纪不久的浙江，处在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拐点上，如何应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作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身体力行，深入基层，问计于干部群众，商讨于企业家经营者之中，走访在田头车间，思考在奔波旅途，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几年下来，我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并在实践中逐渐跑透了浙江的省情市情县情”
（二）“八八战略”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与“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思想方法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他在《要学会十指弹琴》一文中指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孤立地、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省委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②在他看来，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努力建设“法治浙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四者之间也是“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八八战略”实质上就是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2005年12月，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实施‘八八战略’，就是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发展环境，在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发展，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生活。”④发展就是硬道理，“八八战略”的哲学属性就是“发展哲学”。
（三）“八八战略”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对立统一”原则和“两点论”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同志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对立统一”原则和“两点论”的思想方法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他经常教育浙江各级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讲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他说：“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⑤“八八战略”中“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涉及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城市与乡村，“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所涉及的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立足浙江发展浙江”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都是对“两点论”的灵活运用。
坚持“两点论”，就是坚持辩证法。《之江新语》一书中也是信手拈来。如：《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一文要求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⑥《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一文说的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两只手”的关系。⑦《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一文指出，建设生态省就
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⑧。《要“平安”，不要“平庸”》一文指出，我们要的是“和谐稳定发展的‘平安’，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平庸’”
⑨。《处理好三对时间关系》一文要求妥善处理好的三对关系是“部署与落实”“坚持与深化”“当前与长远”。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一文对两种“文明”的辩证关系予以阐释。②《虚功一定要实做》一文要求运用虚、实两种“功”。③《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讲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的道理。④《从“两种人”看“三农”问题》一文论述了如何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处理好居民、农民这“两种人”的关系。⑤《要“干事”更要“干净”》一文巧妙地通过“干事”“干净”中的两个“干”字，突出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⑥此外“，平安浙江”建设中的“经济成绩单”“平安成绩单”的“两张表”，⑦“法治浙江”建设中“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⑧，都充分体现了辩证法中的“两点论”。
（四）“八八战略”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关系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思想方法
“八八战略”不仅是引领浙江新发展的总纲，也是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它引领着浙江前进的方向，统筹着浙江发展的布局，指导着工作的方法，所以说，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必须立足浙江实际，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性和现实性”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五）“八八战略”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⑩。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产丰富的江河湖海，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培育生态文化。他指出：“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所在。”①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之江新语》栏目也刊发文章——《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②10多年来，历届浙江省委坚决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取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再次来到余村考察调研时特别强调：“希望乡亲们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③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萌发的一个重要成果，深化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对物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传统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践新发展理念的根本遵循。
（六）“八八战略”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与“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④“八八战略”中的“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原理的坚持与遵循。2003年3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经济日报》上刊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再创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新优势》一文，这是结合浙江经济发展实际，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全面论述与具体实践。
“八八战略”作为一种浙江省域层面实施的“上层建筑”，也是源于21世纪初浙江为破除经济发展困境而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浙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浙江在发展中遇到许多困难，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成长的烦恼”，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减弱，新的矛盾又在产生。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正是基于解决制约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先天的不足”和“成长的烦恼”，统领浙江新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酝酿而出。比如：“八八战略”中“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中的“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着力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⑥就是上层建筑的主动调适，进而为完善浙江省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七）“八八战略”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思想方法
“八八战略”中的“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突出反映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浙学”的文化软实力以及“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等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哲学，对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能动反作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状态是工作与前进的动力所在。2004年3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一文中说：“良好的精神状态，能极大地激发人的智慧和潜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从而克难制胜，成就事业。”①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专门阐述了弘扬“红船精神”与实施“八八战略”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2006年5月，习近平同志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所作的总序中说：“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源远流长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政策并无特殊、陆域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范生”，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浙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依靠精神的力量，特别是“浙江精神”的激励。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强调，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④。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浙江干部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人民新的嘱托与期待，是浙江人民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与精神状态，也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再创浙江辉煌的新使命与新要求。
（八）“八八战略”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⑤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高度重视推动共同富裕，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的鲜明特色，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八八战略”，亲自部署实施山海协作、百亿帮扶、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重大工程，为浙江省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经验。2003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指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①“八八战略”提出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提出过“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美丽浙江、美好生活”“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从“两创”“两富”“两美”“两高”到“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再到“坚定不移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既有继承性，又含发展性。进而言之，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合乎浙江发展历史逻辑的渐进式发展过程，是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形态。
总体论、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也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总体观”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他自豪地把总体的方法称为“我的方法”。②系统哲学作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全面地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系统运动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联系。总体论、系统论启示我们，统筹兼顾是一个科学方法论。200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嘉兴市委常委会的民主生活会上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统筹兼顾。毛主席的‘弹钢琴’论有统筹兼顾，‘十大关系’也处处体现着统筹兼顾的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一文中，对“统筹兼顾的辩证法”予以解读：“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
④在《要学会十指弹琴》一文中说：“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在认识论上要有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要学会统筹兼顾，在具体工作中要学会‘十指弹琴’”，“省委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⑤“八八战略”蕴含的总体论与系统论，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因为“八八战略”不仅深刻阐释了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再创环境新优势等重大问题；也深刻阐释了全面推进经济建设、建设法治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推进生态省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挥全省各地特色和优势、提高领导艺术等重大问题，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辩证统一、开放发展的科学体系。
200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党校2004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以“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为方法论，对如何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予以破题。他指出：“整体包含局部，局部构成整体。就全国而言，浙江是局部，浙江必须服从全国这个整体；就浙江而言，各市县、各部门又是局部，各市县、各部门必须服从全省这个整体。坚持局部和全局相结合，要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④通过大量实地调查研究而提出的“八八战略”所蕴含的实践观，要求一切发展必须从浙江的实际出发。
在落实、实践“八八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狠抓落实”的思想方法。2004年是浙江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扎实推进浙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狠抓落实年。1月29日，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分享了春节期间撰写的春联：“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⑤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专栏撰文《抓而不实，等于白抓》：“能否做到狠抓落实，是否善于狠抓落实，这是衡量领导干部作风、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浙江而言落实‘八八战略’是加快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我省今年（指2004年——引者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全省上下必须思想高度重视，必须摆上重要位置，必须结合实际贯彻，必须狠抓工作落实。对‘八八战略’作出的总体规划和提出的各项任务，要一步一步地展开，一项一项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实，一年一年地见效。”⑥2006年12月4日，他在《不兴伪事兴务实》一文中，对“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落实的认识上，要讲求一个‘深’字。落实要深入，认识先深化。”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八八战略”一经提出，真抓实干、干在实处的浙江各级领导干部始终如一地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一抓到底。正如《落实才能出成绩》一文所说：“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战术来落实和执行，落实才能出成绩，执行才能见成效。做任何一项工作，我们不能浅尝辄止、虎头蛇尾，而要真抓实干，善作善成。抓而不成，不如不抓。在抓落实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突
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明确主攻方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求真务实的浙江人民更是秉持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持续深入地落实“八八战略”确定的各项目标，一步步地展开，一项项地分解，一件件地落实，一年年地见效。实践充分证明，“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与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
在提出“八八战略”时，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八八战略’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结合”，“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④。“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平安浙江’等决策部署，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千万不能浅尝辄止、朝三暮四。不断深化既定的有效部署，做到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更好地坚持，咬定目标，坚定信念，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效。”⑤这就是“八八战略”的开放包容性与“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
“八八战略”要管长远，它必然要开放包容，必然要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八八战略”自提出以来，历届浙江省委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动摇、不停步，不懈怠、不折腾，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一以贯之、一贯到底，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团结带领全省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奋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有效落实与生动实践。
八种本领”的要求。2005年7月，浙江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部署。2006年4月，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⑥“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生态省”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力推动了“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在省域层面初步探索了“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布局。
2007年6月，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从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高度，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不断发展和深化“八八战略”⑦。2009年3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浙江全体代表时说：“‘八八战略’是浙江省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决策，对浙江今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地都面临换届，希望新班上任后，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要城头变幻大王旗，也不要搞所谓的形象工程，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要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
201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动员全省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而奋斗”。
2017年6月，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先后17次出现“八八战略”，确立了“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的主题主线。③2018年7月10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提出“八八战略”决策部署15周年的日子。浙江省委召开“‘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座谈会”，政论文公众号整理，指出，“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与实践的集中体现。
2022年6月，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先后21次出现“八八战略”。大会的主题中有“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明确表述：“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
⑤2022年12月，浙江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中11次出现“八八战略”，明确要求全省上下：“一以贯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坚决扛起中国式现代化浙江使命。”⑥2023年7月，浙江省委十五届三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中23次出现“八八战略”，要求浙江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⑦“八八战略”实施20年给浙江大地带来了全方位、系统性、根本性的精彩蝶变。从“八八战略”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从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到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从建设“六个浙江”、实现“两个高水平”到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再到“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具体实践，且一以贯之，一贯到底。
“八八战略”，就是对战略思维方法的活学活用。战略思维是从全局视角
和长远眼光客观辩证地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一种战略整体观、全局观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性，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八八战略”这一重要思想本身蕴含有理论原创性和战略前瞻性。
200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一文中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谋划当前浙江，切实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全省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具有理论前瞻性、创新性的“八八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省域层面的生动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之所以说“八八战略”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原创性，是因为“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在精神上是契合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我在浙江工作时，省委就提出了‘八八战略’。
这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聚焦如
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这两个关键问题。不要口号化，口号化最终就是泡沫化。要抓实实在在的、有针对性的工作。”②他还指出：“‘八八战略’和‘四个全面’在精神上是契合的。”③“八八战略”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关系，就是浙江省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理念的关系，两者联系紧密、逻辑贯通、精神一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指向“创新”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指向“协调”发展；发挥区位优势，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指向“开放”发展；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指向“绿色”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指向“共享”发展。④“八八战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这就前瞻性地包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方面内容，具有精神传承性和战略延续性。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与传承，成为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把“金钥匙”。此外，“八八战略”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也具有内在关联性与精神一致性。
总之，“八八战略”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的脉络与实践。从体制机制创新到全面深化改革、从长三角一体化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从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战略、从生态省（绿色浙江）到美丽中国、从创新强省到创新强国、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国、从健康浙江到健康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浙江精神到中国精神、从红船精神到伟大建党精神、从数字浙江到数字中国，等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战略布局、重大改革发展举措及创新实践经验，是今天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的源头活水。“在这片土地上，跨越时空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光芒万丈。”①这足以说明“八八战略”的前瞻性、原创性及其蕴含的“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思想方法。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②。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追求，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民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指出：“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终极目标。”“在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著名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理论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前提。根据这一理论，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④“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以往哲学关于人的思想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2004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富阳市调研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浙江人民创造的，历届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来自于基层和群众的生动实践。”⑥2004年6月21日，他在《办法就在群众中》一文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省委作出的实施‘八八战略’和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部署，都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议并主持建立了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04年初，他亲自主持开展省委、省政府领导重点调研课题“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研究。5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努力形成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6月，习近平同志到湖州开展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调研。10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在2005年2月召开的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省政府报告首次提出要“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实事”。自此，浙江每年为民办“十个方面实事”的温暖程正式开启。①如今，浙江已经建立完善了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十件实事”成了温暖全省各地百姓心田的高频热词，更变成浙江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强大支撑。
实施“八八战略”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其萌发可溯源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以及他的著作《之江新语》中一系列“以民为本”“为民办实事”理念的精辟论述，诸如：“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心无百姓莫为‘官’”“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②等等。“民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八八战略”蕴含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就是坚持人民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浙江，对浙江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为新时代浙江赋予光荣使命、擘画宏伟蓝图。“八八战略”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一大要事。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以后，全部县市区走遍了，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③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我在浙江工作时，省委就提出了‘八八战略’。这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这两个关键问题。”④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委关于“八八战略”实施15年情况报告上作出重要指示：“‘八八战略’来自于大量的调查研究，体现出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的结合，见效于浙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我欣慰地看到，在‘八八战略’指引下，15年来，浙江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⑤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浙江考察时要求浙江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⑥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支持浙江创造性贯彻“八八战略”，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
2023年6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省委关于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20周年情况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这一批示“内涵丰富、立意高远、重若千钧，深刻揭示了‘八八战略’的形成历程和全局意义，充分肯定了浙江20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明确了浙江在新征程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使命任务、战略路径和目标要求，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之江大地和浙江人民的深情大爱，对浙江发展的鼓励和期盼，为浙江推动‘八八战略’认识再提升、实践再深化提供了根本遵循。”①同年7月10日，通过的浙江省委十五届三次全会决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的重要批示，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进一步标定了浙江的历史新方位、奋斗新坐标、实践新路径，为浙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与之前赋予浙江的一系列战略使命一以贯之、传承递进、集成升华，把浙江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②。引领浙江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新境界，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浙江探索和浙江经验，并不断彰显出真理力量和实践价值，也为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作为引领浙江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21世纪初浙江经济社会新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以省域治理现代化为聚焦的一种系统哲学、发展哲学、政治哲学和实践哲学，其哲学品格主要体现为科学真理性、总体系统性、落地实践性、开放开放性、前瞻原创性和人民主体性。进而言之，“八八战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决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浙江省情、市情、县情等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落实中央的要求和发挥浙江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省域层面具体地回答了“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建设党”“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等重大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的新境界，并将继续引领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总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八八战略”的哲学意蕴与思想方法。而深刻理解“八八战略”的哲学意蕴与思想方法，则要坚持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着力关注并审视作为理论整体的
“八八战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这对于溯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改革开放后，浙江人民凭借勇于创业创新的文化基因，率先取得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先发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是，进入千禧之年，浙江发展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民营企业规模小、产业层次低、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等问题，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就深入基层，展开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到浙江任职仅两个多月，就走遍了全省11个地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03年7月1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系统部署“八八战略”，要求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开创了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八八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浙江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一方面，“八八战略”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于浙江过去的基础、立足于发挥既有优势和发掘潜在优势。正如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特别说到的，“八八战略”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①另一方面，“八八战略”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八八战略”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成就，直面新时代的新目标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引领浙江走上新发展道路的总纲领，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萌发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两者在精神要旨上是相通的，具有直接的传承和发展关系。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从坚持内源发展为主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腾笼换鸟、
凤凰涅
工作大局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从为民办实事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方面，都体现了两者从传承到丰富、从发展到跃升的递进关系，也深刻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萌发的内在逻辑。
更没有研究，只能站在时代前沿，科学判断形势，“在迎接挑战中把握机遇，在克难攻坚中脱胎换骨，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实现凤凰涅
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③。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准确认识和把握浙江新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现实基础和战略目标，提出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由此，“八八战略”成为推进浙江“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战略方向
改革开放后，浙江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产业优势集中于轻型加工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薄弱。为此，“八八战略”明确要求，紧紧抓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举措的具体政策措施有6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数字浙江”建设、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2004年12月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调整为“有选择地发展临港重化工业”。这一调整进一步彰显了习近平同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坚定决心。
“八八战略”十分强调信息化在工业化中的作用，要求加快建设“数字浙江”。2002年，习近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一定要重复传统工业化每一个必经的阶段，而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
进信息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互相结合，互相促进”④。2003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国家信息化专家论坛”上，他向与会来宾表示，建设“数字浙江”和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将是浙江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举措。2003年9月，浙江省政府印发的《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数字浙江”的根本目的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使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有机结合，加速实现现代化。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工业化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我国因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时至今日，经济发展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巨大差距。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在工业，难点也在工业。一方面，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工程、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技术发展快速，大国围绕先进制造技术的博弈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工业软件、高性能芯片存在卡脖子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推进新型工业化已成为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选择和题中之义。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二）坚持内源发展为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战略预演
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主要靠内源发展。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块状经济是浙江内源发展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后，当浙江人民勇于创业创新的文化基因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时，浙江经济迅速积累起人力资本、民间资本和专业化分工优势，迸发出巨大的发展能量。习近平同志十分肯定浙江不过度依赖外资，以本土经济为主的发展路子。他认为，内源发展为主是浙江的优势，是浙江在发展中较好地实现强省和富民目标有机统一的重要原因；今后浙江经济要再上新台阶，“还是要坚持内源发展，充分发挥浙江人创业热情高、创业能力强的优势”①。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内源发展不是封闭发展，需要在国际竞争中、在与外资企业互动融合中、在走出去过程中提升本土经济。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
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可以也必须内部可循环，必须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形成对全球要素的吸引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思想，这与“立足浙江发展浙江”的内源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又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一致的。因而，坚持走内源发展为主的路子，实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省域层面的一次战略预演。
（三）提出“两只鸟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规划了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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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论断表明，“两只鸟论”从省域层面的发展战略上升为全国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吉林、山东等地考察时，多次强调各地要坚持腾笼换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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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引，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抓发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①。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③“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非常具有前瞻性。在“八八战略”里面，习近平同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体现出来了。
（一）制度创新、自主创新和文化创新，体现了创新发展的理念
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动的创新史。“八八战略”的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结束时，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要着眼于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运用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他认为，“浙江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走制度创新之路，因此，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将是浙江迈向新发展阶段的根本动力。为此，2003年12月，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作出进一步完善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之后，2004年2月，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着力推进“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2004年6月，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又确定了以三年基本完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省属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浙江块状经济优势明显，但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为提升浙江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发
展规律的创新体制和机制，形成以政府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型创新体系，努力做好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篇大文章。⑤为此，他亲自谋划推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载体落地浙江。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确定了科技强省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2006年3月，全省自主创新大会又明确了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通过这些举措，浙江的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浙江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ＧＤＰ比重由2002年的0．68％增至2007年的1．5％，全国排名从第15位跃升至第6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亲自总结提炼了“红船精神”“浙江精神”。2005年7月，浙江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实施文化建设“八大工程”，增强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能力、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竞争能力。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的指导委员会主任，勉励广大社科工作者，“真情实意”地搞好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二）“千万工程”和“山海协作”，体现了协调发展的理念
坚持协调发展，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八八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习近平同志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03年6月，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和主持实施了重点“三农”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2004年7月召开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现场会上，他强调，“千万工程”是牵住城乡一体化建设牛鼻子的“龙头工程”、是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促进农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工程”、是推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建立的“民心工程”。在2005年8月的嘉兴现场会上，他又进一步要求，深入实施“千万工程”要建立“建设扩容、科学规划、投资建设、制度创新、工作推进”五大机制，以农村新社区建设为重点，以村庄整理和整治建设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城乡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科学规划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社区建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既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成功案例，也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教材。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由杭州临安清凉峰镇和温州苍南大渔港镇连接而成的“清大线”成为浙江大地“山海之分”的分界线。线的西南侧是欠发达的山区，线的东北侧大多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平原地区。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八八战略”提出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实施“山海协作工程”。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就主持召开“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推动发达县和欠发达县开展结对帮扶。“山海协作”实行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着力把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把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地区。合作方式具有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等特点。2004年，“山海协作”进一步升级，合作领域从经济扩大到科技、教育、卫生、劳务、信息等各个方面，合作方式从项目合作为主扩大到来料加工等，合作范围从结对帮扶扩大到自由对接。截至2006年底，全省累计签订山海协作项目3230个，协议总投资1309．38亿元，欠发达地区有组织输出劳务24万余人，有力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两山”理论和生态省建设，体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
如果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③“两山”理论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一方面，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金山银山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搞好生态环境保护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06年5月，在浙江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他还要求把“两山”理论与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将农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大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八八战略”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不久，就亲自谋划生态省建设。2002年12月，在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2003年7月，全省生态省建设动
员大会确定了浙江生态省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强调“建设生态省是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和不断增强综合实力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担任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倡导树立绿色ＧＤＰ观念，谋划和指导实施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循环经济“911”工程和节约型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九大又在党章中增加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内容。可以说，浙江生态省建设实践和“两山”理论的提出，为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直接理论准备。
（四）“地瓜理论”和“两条腿走路”，体现了开放发展的理念
21世纪初，浙江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导致民营资本向省外溢出。对于浙江资本的“走出去”，一些领导视之为资本“外逃”并极力阻止。对此，习近平同志认为，浙江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既需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②他解释道，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是为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粗壮硕大。为此，“八八战略”要求，“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2003年3月，刚刚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带领浙江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考察学习，签订了推进浙沪、浙苏全面合作的友好协议。之后，浙江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推动了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合作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浙江还把对内开放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战略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多次亲率代表团考察中西部，推动省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2004年3月召开的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对推进浙江开放型经济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全省在对外开放工作中树立“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竞争意识。
对外开放和向外拓展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能够为浙江提供更大发展舞台、空间和市场，能够为浙江带来资金、人才和技术。引进外资意味着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引进市场销售网络，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与沪粤苏等省市相比，浙江引进外资相对“短腿”。为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充分认识利用外资的作用，不能
将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分割开，民营经济和利用外资“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好”③。他进一步强调，浙江要从根本上扭转民营经济和利用外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必须把扩大对外开放放到全局的战略高度，突出选商引资和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大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着重引进世界500强等大企业和高技术产业项目。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能发展。“地瓜理论”和“两条腿走路”深刻阐明，要发展壮大，必须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
（五）“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体现了共享发展的理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欠发达地区。在2003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一个人都不能掉队”①。“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成为浙江扶贫工作的根本遵循。2003年3月，“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正式启动，在“山海协作工程”和“百亿帮扶致富工程”的协同下，多管齐下地实施了下山脱贫、教育脱贫、劳务输出、特色产业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扶持政策。在加强帮扶的同时，习近平同志把欠发达乡镇的发展情况作为考核乡镇党政领导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求欠发达地区的干部群众发挥“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拼搏精神，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经过5年攻坚，浙江361个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4500元，80％以上的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工程任务目标如期完成。2008年，浙江接续开展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2022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3．76万元，连续3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10年缩小。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探索形成党总揽全局之下，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国家治理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两只手”之间的关系，强调“把政府职能切实转换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③。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关键在于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化、法治化治理方式提升经济治理能力，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统揽经济工作大局，提升经济治理效能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2004年12月，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要求，地方各级党委要统揽经济工作大局，掌握工作主动权，在实践中切实履行好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等六个方面的职责；党委常委会要坚持和完善经济形势分析会制度，确定年度经济工作思路，决定经济工作重大事项。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要求：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法治化水平和专业化能力，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缺乏维护市场秩序的法治保障，市场行为就会失当，市场信息就会失真，公平竞争就会失序。为此，“八八战略”明确要求，“加强立法和法律监督工作，营造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法治环境”。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地方立法工作的主攻方向是为发展创造一个必备的法制环境，必须以经济立法为重点，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努力为加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④习近平同志在经济治理方面始终心怀前走在前列的政治责任感，他明确指出，“浙江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走在前列，首先要在法治建设上走在前列，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调节经济、实施监管”。
党政机关是我们党执政和政府行政的主要机构。机关是不是负责任的、高效廉洁的机关，直接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及党的执政意图的实现程度。因此，“八八战略”要求切实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在2004年2月召开的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举措”。随后，浙江发布了《关于开展机关效能建设的决定》，要求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工作包括：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推进政务公开以及全面推行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ＡＢ岗工作制等制度。
（二）改善软硬环境，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还特别对什么是软硬环境进行了说明。“硬环境”指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软环境”主要包括政策、服务、金融、社会信用和法治建设等。区域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发展环境的竞争。他强调，“软硬环境改善了，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来参与和支持浙江的发展”。从理论内涵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的“改善软硬环境，构建全国一流发展环境”，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两者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为改善“硬环境”，“八八战略”提出“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五大百亿”工程聚焦水利电力交通、信息化、科教文卫体、生态环境、帮扶致富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领域，既是改善“硬环境”的重要抓手，也为加快发展、繁荣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强大动能。
“软环境”方面，“八八战略”不仅要求加强法治和机关效能建设，还要求建设“信用浙江”和“平安浙江”。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可靠保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信用浙江”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要求，进一步强化政府信用，提升企业信用，建立社会信用；进一步健全信用制度，强化信用监管，倡导信用文化，营造信用环境；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政府”。②2005年，浙江组建了全省性的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信用数据覆盖全省所有的工商注册企业，并实现个人征集系统在全国范围的联网覆盖。2007年10月，浙江正式出台实施《企业信用管理标准》和《信用服务行业标准》，在全国率先建立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标志着浙江的信用环境和建设水平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2004年5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全面部署了建设“平安浙江”的各项工作。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中明确指出，“建设‘平安浙江’，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题中之义”。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围绕“五个更加”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明确并分解细化“六个确保”的具体目标，扎实做好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
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各项工作。在“平安浙江”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同志要求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他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访群众，开创了“省级领导下访接访”的先河，形成“浦江经验”。近年来，浙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平安浙江道路砥砺前行，风险闭环管控大平安机制不断完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三）为民办实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00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调研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思想，从群众最关心的具体事项入手，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2004年10月，浙江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建立民情反映、民主决策、责任落实、投入保障、督查考评五大工作机制，围绕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十大重点领域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
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习近平同志指出，为民办实事对象是“民”，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①为民办实事需要领导干部树立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按照“认认真真察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的要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扩大和疏通民情反映渠道，增强解决民生问题的针对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先要想办事，还要能办事、办成事。要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确保为民办实事的实效性；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要形成良好的氛围，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广大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群众真正成为选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有的事还要成为行动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要大力发展生活型服务业，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实事项目建设，形成人人参与办事、人人得到实惠的良好局面。
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终要落实在一件一件
的实事之中。做好为民办实事工作，关键在于用好的作风来办好事，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把求真务实的精神贯彻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工作之中，把抓落实的过程贯穿于践职履责的始终；用实在的项目来办实事，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多搞造福于民的“满意工程”“民心工程”，要根据群众需要的变化，不断拓展为民办实事的领域；办实事还要见实效，最大的实效就是真正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让群众来评判为民办实事工作的实际成效。
“八八战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支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新征程上，浙江续写好“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开放这个必由之路，推动创新、改革、开放实现更大突破，努力开辟发展新境界；必须全面贯彻省委“新春第一会”的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一体推进三个“一号工程”，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必须强化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的制度性、政策性、协同性、集成性，不断创造新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生动实践。
纵观浙江二十年精彩蝶变，从践行“八八战略”到打造“重要窗口”，再到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每到浙江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书记都亲自提出明确要求、指引前进方向”[1]。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实现了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对内对外开放向深度融入全球、从总体小康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跃迁。因此，‘八八战略’是总书记留给浙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是浙江不断进步发展壮大的制胜法宝。”[2]二十年来，宁波市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在加快建设“名城名都”、持续深化“六争攻坚”、创新实施“争先进位”中，承担起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强市的历史重任，写就了“八八战略”的宁波篇章。
理论是实践的先声。“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八八战略’是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思考谋划后，为浙江量身制定的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指引浙江率先开启了省域现代化先行探索。”[1]作为管全局、管长远的、管未来的“八八战略”，其内涵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宁波市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行动指南。宁波为了率先破解“成长的烦恼”，坚持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腾笼换鸟”，为宁波发展拓展出新的空间。
（一）大力发展港口经济，推进宁波港与舟山港一体化发展
宁波、舟山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地处我国海岸线中部，与上海合成犄角。通过长江，可向内陆纵深腹地发展；通过海洋，近则贯通全国南北，中则覆盖日韩、东南亚和澳洲，远则可赴世界各地。2002年12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宁波调研时指出：“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4]485宁波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全国著名的港口城市。发展港口经济、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不仅是宁波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关系到全省发展大局。然而，在2002年之前，宁波港和舟山港虽然共处同一海域，使用同一航道，但港口的规划、建设、营运、管理相互分割，未能优化配置优越的岸线资源。同时，北仑港这一深水良
港也存在开发利用率低下、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彼时，宁波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不足200万标箱，只排全国第九；舟山港由于陆域腹地小，即使岸线资源多也只能孤悬海外，黄金岸线利用严重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港口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作用。针对宁波的海洋经济发展状况，从港口定位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创新、行业综合布局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他指出：“以北仑港为重点的港口开发建设事关全省发展大局，既是宁波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也是全省和全国的一个战略重点。要加快北仑港深水港资源的综合开发，进一步完善功能，扩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4]485—486，“组织力量，深入研究宁波、舟山深水港的功能和布局，运用市场机制，加强与舟山的联合，逐步推进宁波、舟山港的一体化发展。要围绕港口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口岸服务水平，不断拓展港口腹地”[4]486。同时，依托港口发展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宁波发展临港工业的思路非常正确，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大力发展石化、能源等临港工业，抓好一批大项目的建设。要依托港口，大力发展运输、仓储、配送一体化的综合物流业，打好建设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物流中心的基础，带动全省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提高产业发展层次，提高经济增长质量。”[4]486“切实抓好集装箱码头、深水泊位等一批重点工程，开通宁波港至内地有关省市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积极培育航运市场，发展现代物流，建设大通关，延伸‘无水港’，努力完善港口服务功能和揽货体系。要进一步加快集疏运网络建设，抓好杭州湾跨海大桥、甬金和沿海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努力形成以港口为中心，铁、公、空、水四路并进的现代化大交通格局，进一步拓展港口腹地。”
推进宁波港与舟山港一体化发展，实现港城与腹地城市的联动，以港口建设为突破口重点发展临港工业，都是进一步发挥宁波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思想创新，为推动宁波—舟山港建成港口资源高度一体化、运作模式高度集团化、要素组合高度国际化、服务业态高度集约化的世界级港口集群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
（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全面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是体现宁波经济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支撑宁波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基石。2002年以来，宁波以“八八战略”为统领，继续做好实业基础，大力培育新产业、发展新技术、抓好新基建、扩
大新消费，加快推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壮大发展，培育新动能，扩充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但在宁波制造业迅猛发展的背后，也一直存在核心竞争力不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产业空间布局不集中等问题。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如何革故鼎新、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宁波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难题。
习近平同志审视浙江制造业发展难题，指明宁波是加强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中坚力量。他指出：“杭州湾地区是我省加快对外开放，培育新兴产业的主要阵地。要把环杭州湾大产业带建设作为加快我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重中之重。”[4]122宁波具备各种条件，现有基础也不错，发展趋势更是看好。宁波要发挥制造业先发优势、抓住转型升级机遇期，就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紧紧抓住国际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格局调整的机遇，继续依托港口优势，推进沿海、沿湾、沿路三大产业带建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4]483。同时，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临港工业发展在宁波制造业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临港工业是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宁波实施产业立市的重中之重。”“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必须注重整体规划，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等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重化工业合理布局；必须克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外延式的扩张，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技术水平；必须高度重视处理好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关系，努力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双赢。”
习近平同志关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理论创新为宁波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作了重要战略思想储备。总的来看，宁波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既依托原有港口优势发展重化工业建立临港工业基地，又重视集群效应对产业的推动作用，重点建设国家级开发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系统构成了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宁波路径。
（三）大力发展开放经济，北接上海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在相对稳定的区域范围内，市场竞争作用下会自发形成各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就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律来看，“区域整体竞争力归根到底在于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产业区域特色优势的形成”[5]。这种比较优势下的产业格局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互补需求，使得区域内行政主体、企业、
社会团体在分享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行为成为必要。从这一层面看，“八八战略”要求发挥区位优势，将县市域地区发展放到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大局中进行系统谋划，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思维谋划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建设，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极高的战略眼光。
习近平同志对宁波发挥好港口资源优势、推动开放经济发展一直寄予厚望。他指出：“全省对外开放做得好不好，外贸出口的增长能不能持续，吸引外资做得好不好，‘走出去’战略实施得好不好，首先看宁波。”[4]487同时，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宁波融入长三角发展的进程，提出要主动接轨长三角。他强调：“要抓住国际产业加快向中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的机遇，进一步发挥我省的区位优势、体制优势和特色经济优势，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更加积极地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4]487习近平同志为宁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宁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性经济提供了三条现实路径。
从习近平同志关于宁波发展开放经济的重要思想可以看出，对外开放必须要由原先被动适应国际经济贸易潮流和国际经贸体制向主动求新求变、引领全球化发展潮流转变。“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年来，宁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整合区域优势资源、打通地区优势互补通道，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迈入更高阶段，不断接轨世界，使宁波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四）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不断提升宁波民营经济活力
进入21世纪，由于资源型、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宁波生态环境的破坏、低端制造业发展规模扩大但附加值低、创新能力缺乏使小规模企业陷入转型困境、分散的小型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国际竞争能力差导致抗风险能力不足等原因，宁波的民营经济提前陷入“成长的烦恼”。同时，如何理解和对待民营经济，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理论难题，也是实际工作中反复遇到的实践难题。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归纳总结，创新地提出了“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即“民营经济支柱论”观点。
民营经济不仅是宁波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看到了浙江长期以来形成的“老天爷经济”“老百姓经济”，作出了要高度重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决断。他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浙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业者群体，成为一个创业者社会，这为构建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的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4]85从历史发展来看，宁波靠民营经济、乡镇企业、靠内生机制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逐渐实现群众富裕、城乡一体、社会现代化。同时，肯定民营经济在地区发展经济大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营经济的地位。“不是说民营经济发展，国有经济就要衰落，或者陷国有企业于绝境，绝不是这样。在我们这里反映出来的是相得益彰，反而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2003年，宁波举办发展民营经济万人大会，并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高的政策意见》，由以前的“承认默许”转向主动扶持，改革服务理念、创新政策实践，大胆消除了各类偏见和政策歧视，使得宁波民营经济进一步蓬勃发展。在习近平同志擘画的“八八战略”蓝图下，宁波着力发挥市域优势，以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扶持上规模上水平发展、支持外向型经济科技创新、改善金融服务水平、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等手段，创新解决用地难、用工难、融资难以及经营成本高等问题，切实推动宁波民营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7]28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八
八战略’是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来源，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但在具体实践中又是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总路径。”[8]因此，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宁波围绕强化创新驱动、厚植产业优势、优化空间布局、做大海洋经济、推进非公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战略地位等关键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着力发挥市域特有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扬长项，为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而不懈奋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一）顺利实现宁波港、舟山港的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
2005年，宁波—舟山港管委会设立，开启了浙江港口大整合的序幕。2006年，宁波、舟山两港战略合并，正式启用“宁波—舟山港”名称。宁波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宁波港口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高度重视港口开发建设，一以贯之实施“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主导战略，充分利用好港口这个最大资源。一个以宁波—舟山港为主体、以浙东南沿海温台两港和浙北环杭州湾嘉兴港等为两翼、联动发展义乌陆港和其他内河港口的“一体两翼多联”的港口发展新格局跃然于中国东海之滨，其崛起速度和发展气势，在世界同行中也极为罕见。
“八八战略”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对宁波—舟山港而言，区位优势既包括港口天然拥有的地理优势，也包括长江三角洲腹地产业优势。宁波—舟山港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港，一年四季不淤不冻，拥有舟山群岛避风的天然屏障。除却地理环境优势外，宁波—舟山港还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包括港口建设维护的成本优势和船舶超大型化的规模优势，还包括宁波乃至长三角地区等腹地的产业结构对港口经济发展的拱卫作用。宁波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区位，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国内大批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寻求在长三角安家落户，新老企业争优争先实现产业升级和拓展发展空间，形成了一批相当规模的优势产业。同时，规模经济发展对能源、大宗原材料的运输和对外贸易量的需求增加，成为刺激宁波—舟山港口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此背景下，宁波—舟山港口通过资源整合，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结合和总体布局，逐步实现港口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同时，宁波不断深化对“八八战略”提出的“发挥区位优势”的认识，在把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前谋划，不断完善大宗物资和集装箱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功能，积极打造成为“海进江、江出海”的运输枢纽，拓宽包括台州、绍兴、金华等直接
腹地区域与成都、西安、兰州等间接经济腹地带，开启陆海港合作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在“八八战略”中提出“进一步发挥环境优势”，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为宁波—舟山港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注入思想动力。目前，货物集散、贸易加工、市场交易三大核心功能已经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的主要特征。全球航运市场供求关系正在由“港方市场”向“货方市场”转变，不同港口群之间的竞争全面升级、异常激烈。竞争模式正从单纯的吞吐量的竞争，转为口岸效率、服务质量、业务模式、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竞争。建设全球一流的现代化枢纽港，也必须有配套齐全、功能强大的港口服务体系的支撑。宁波自2010年获批全国首批37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以来，加快推进金融生态示范区和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体制机制均取得明显改革成效。健全政策扶持体制机制，相继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宁波航运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推进宁波—舟山港服务功能不断发展完善。
（二）宁波蝉联“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二十年来，宁波市不断加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通过培育新动能、重构新模式、激发新活力、腾出新空间，走出了一条破茧成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宁波制造业更是以产业价值链高端、制造工艺精和技术水平尖著称的“高精尖”而盛名海外，以数量相当可观的“单项冠军”引领全国制造业发展。所谓“单项冠军”，即“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三名的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代表着全球细分行业最高的发展水平、最强的市场实力，是全球制造企业的第一方阵，是“中国制造”的排头兵和中坚力量，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2018年，宁波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8家，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领域主要聚集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等。到2022年，宁波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达83家，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宁波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283家，位居全国第四。自国务院签批《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以来，宁波获批国内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成为中国的高端制造龙头城市，开启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宁波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业，专注于自主科技研发，不断提升产业高科技含量，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创新驱动、产业集群发展，驶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八八战略”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块状产业优势”。所谓的“产业优势”不仅包括现有的“基础优势”，也包括在改革发展中做大制造业带来的“发展新优势”。从总体趋势来看，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化往往是依托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工业集聚区，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持续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宁波拥有的众多向高端制造转型的企业，天然构成了建设“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雄厚基础。围绕建设“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宁波将产业提质扩量与关键核心技术零部件攻关“两条战线”一体推进。在产业提质扩量方面，主动顺应产业变革潮流、国际分工趋势，在保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加快做大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规模总量，全面提升宁波制造业发展能级。在关键核心技术零部件攻关方面，建立政产学研金协同创新体系，集中优势兵力攻克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了一批替代进口甚至领先全球的零部件集群，在全球制造业细分领域抢占重要席位。
同时，宁波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优势论思想，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努力挖掘产业发展潜在优势，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技术改造促进智能制造已成为宁波市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招。宁波发布实施了工业转型升级相关政策文件，全面推进工业“两创”倍增计划，实施“四换三名三创”工程，并以数字宁波建设规划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改革发展，以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以扭住创新这一牛鼻子初步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高校院所为支撑、产学研紧密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
（三）宁波外贸屡创新高，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宁波积极利用外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东引台资”等重要思想，为宁波更好落实“八八战略”、明确外资引进方式、利用手段提供了思想指南。宁波经济发展一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如何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持续提升本土经济是发展外贸的关键，也是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环节。
随着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国内所有地区性的、省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都必须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主线，来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由此建立起开放型经济的新体系、新体制和新优势”[9]。从这一点来看，“一带一路”与宁波发挥“八八战略”体制机制优势不谋而合。作为全国首个“一
（四）宁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丰硕
民营经济是宁波的城市“金名片”，也是宁波经济的显著特征和突出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宁波人民大力弘扬敢闯天下路、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的“宁波帮”精神，顽强拼搏、不懈进取，推动宁波民营经济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变化。民营经济成为宁波经济的重要力量，也造就了宁波今天的综合实力和城市地位。
“八八战略”提出在“八大优势”基础上实现“八个方面”新发展，要求地区发挥主观能动性，着力推进创新协调发展。民营经济的转型发展，只有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才能更好地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保持优势地位。目前，宁波大部分上规模民企已构建起成熟的研发团队与合作网络，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输出能力。民营经济是驱动科技创新的主引擎。宁波市95%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90%的研发经费来自民营企业，95%的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设在民营企业，82%的发明专利由民营企业申报和拥有。民营经济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动力源，全市63%的进出口额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境外并购重组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发起的。宁波民营资本以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境外分支机构等外向嵌入形式为主体，以跨国技术转移、跨区域创业、科技合资企业等内向嵌入形式为辅助，积极嵌入国际创新网络，进而提升国际产业价值链，抢占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及制高点。可以说，宁波的对外开放史，很大篇幅是由民营企业铸就的。
“八八战略”中提出“进一步发挥环境优势”，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
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明确了正确处理政商关系的要求。推动宁波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构建亲情政商关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建立连贯有效的政策体系。为了解决一些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宁波市聚焦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个重大命题，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通过积极探索构建“1+3+1”亲清政商关系，不断探索完善日常监督、集中监督、专项检查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制度，做强做优“亲清家园”等阵地建设，推进清廉民企建设，积极为企业纾难解困，给企业更多获得感，推动亲商、安商、富商政策措施落地，全力打造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新型政商关系，推动宁波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宁波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之一，20年来沿着“八八战略”这条主线和总纲，贯彻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总要求，先后作出“六大联动”“六大提升”“六大加快”“六化协同”“六争攻坚”“六大变革”等决策部署，以“窗口意识”在港口建设、高端制造业发展、所有制改革和建设双枢纽城市等方面持续发力，奋力展现经济“硬核力量”。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宁波作出了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的重大决定。“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是宁波使命所系、责任所在、发展所向、民心所盼，是服务‘国之大者’、争先创优进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创造美好生活、充分展示中国之治的必然要求。”
（一）高度重视港口“硬核力量”，为建设高水平国际港口名城、打造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提供了依据
向海则兴，背海则衰。航运，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习近平同志曾深刻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强国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贸易，而贸易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就是航运。2020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宁波—舟山港时指出，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他强调宁波—舟山港要坚持一流标准，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对宁波—舟山港的重要指示，为宁波在新发展格局中坚持“以港兴市、以市促港”，加快向都市经济、国际大都市迭代升级
提供了方向指引。2021年宁波首次提出将“锻造硬核力量、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作为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港口作为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对外交流的纽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支点，更是做长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因此，形成港口与周边腹地的强互动是做大做强航运的关键。自2012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宁波积极建设宁波—舟山港，发展多方航线，打造港口“朋友圈”，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港口这一“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联动世界，书写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篇章。同时，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宁波—舟山港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宁波始终坚持准确把握港口迭代升级规律，顺应国际港口发展趋势，按照“四个一流”标准，深化“四港”联动发展，推动资源整合、协同布局、集约建设、智慧管理、绿色发展，以高质量建设为要求，严格建设标准，重点强化港口综合枢纽作用，积极促进港口间互动联合、港产城深度融合，为建设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港口型物流枢纽提供了宁波样板。
（二）为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制造业，为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和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于宁波以及浙江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关注。面对浙江工业发展遇到的“成长的烦恼”，提出必须要打造先进的制造业基地，
要走先进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凤凰涅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发展制造业的思想理论，完成了由制造强省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着重强调科技创新、产业优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性，为宁波在新发展阶段沿着“八八战略”的宏伟蓝图，全方位探索争做中国制造2025排头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年来，宁波始终将实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在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方面狠下功夫，鼓励更多企业走专、精、优、特、新之路，初步构建起“大优强、绿新高”现代产业体系。预期到2025年底，联系微信rcjubi9，宁波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将达到1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600家，初步建成“三城三高地”，即先进制造业集群之城、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工业互联网领军城市
和国际智能制造新高地、全域产业治理新高地、产业生态融合发展新高地。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治理现代化，建成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制造业强市。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实施的“八八战略”，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强调发展制造业要讲究集聚优势，讲究功能定位。总书记更是对宁波制造业发展寄予厚望，要求宁波“依托港口优势，推进沿海、沿湾、沿路三大产业带建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4]483。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心在于供给侧改革，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和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是提振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直接点明了“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11]30的路径。可以说，宁波在制造业发展上的成就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留给宁波和浙江的宝贵思想财富，为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先行探索，指明了发展方向。
（三）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两个毫不动摇”政策的提出积累了先行探索经验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中的首条就是要发挥浙江体制机制优势，特别是要发挥非公有制在全省经济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在民营企业改革方面，习近平同志提出民营经济要通过“五个转变”实现“五个提高”，直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创新性思路。
从宁波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来看，宁波是靠民营经济、乡镇企业，靠内生机制发展起来的。实行“八八战略”二十年来，宁波始终坚持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不断推动宁波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过释放政策红利、优化营商环境，在降成本、助融资、破壁垒、促转型、拓市场等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同时，宁波还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带动资本布局全面调整。在宁波市委、市政府部署下，全市工业国企陆续开展以产权制度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两项制度改革”。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企业改制上市等方式，加快国企产权多元化步伐，形成一定规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资产效益总体较好。通过多年努力，宁波加紧形成了以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导向，以高端化、多元化、资本化为目标，以先进制造业为“一体”、创意地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2]。这一重要论断首次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意义、地位和作用，为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指明了方向。沿着“八八战略”的宏伟蓝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宁波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充分利用好民营经济，不断放大政策示范效应，使民营经济更好贡献于宁波的现代化建设，创新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在现实实践中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为全国实现高水平现代化建设作市域探索。
（四）为加快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城市积累了经验
从市域发展来看，得益于外贸的蓬勃兴起，宁波相对领先全国更早形成了出口导向带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因而也相对于全国更早面对“出口导向战略存在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经济安全风险系数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大等问题”[13]。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大型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然会逐渐转向挖掘内需市场的潜力。从现实发展来看，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购买力，必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更加可靠的保障与更加有力的引擎。
率先觉察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演变趋势，宁波依靠改革开放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产业基础、文化基础，发挥世界一流大港的“硬核”力量，依靠长三角市场、辐射长江经济带的区位优势，以及链接全球200多个经济体、遍布线上线下的经贸网络，在大胆推行国家和省里赋予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试点中，率先走出了一条内外贸“齐步走”发展道路。在“十四五”时期，宁波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加快形成全链条、多要素、高效率的双循环，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支点，建设链接全球的港航物流枢纽、贯通内外的贸易枢纽、战略资源的配置枢纽和制度型开放高地。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在建党百年取得重大成就的经验总结中，更是“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14]。浙江省委也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构建新发展格局，基本建成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可以说，宁波提前由一个绝对的外贸强市转向内需发展的成功实践，为全国打造双循环枢纽城市提供了重要经验。
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宁波作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承担着为全国全省现代化建设率先探路的重大使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时期，宁波始终坚持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开启新征程，当好模范生，以“两个先行”引领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贡献宁波智慧与宁波方案，以服务“国之大者”的担当示范续写“八八战略”的宁波现代化新篇章。
2003年7月，政论文公众号整理，在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即“八八战略”）。发挥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虽然只是“八八战略”中的一个方面，但其实其它几个方面都跟城乡协调发展密切相关。
（一）体制机制方面
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征地、户籍、就业、社保等城乡配套改革，消除影响‘三农’发展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2005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浙江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新阶段，这也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通过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城乡体制障碍，妥善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任务十分紧迫。”同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工作动员会上进一步强调，“打破‘二元结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关键是改变二元体制结构，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和失土农民生计问题。”
（二）特色产业方面
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是产业。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2003年，他在余杭调研春耕备耕工作时强调“如果从GDP来看，农业所占的比重肯定是逐年下降的。但民以食为天，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影响农业的重要地位。农业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200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充分发挥浙江的比较优势，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效益农业的主攻方向。”在2005年1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浙江要把高效生态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高效生态农业战略的提出与落实，不仅强调要通过集约经营提高产量和效益、富裕农民，更考虑到了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开启了浙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发展农村经济不能就农业谈农业，而要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方式发展农业，并推进一、二、三产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引入现代工业的理念来指导现代农业的发展，把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举措，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着力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努力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在他的推动下，浙江以高效生态农业为主攻方向，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农业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了贸工农一条龙格局。
（三）生态人文方面
21世纪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虽已位居全国前列，但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还比较落后，环境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习近平同志指出，“将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生活在城里，关键是农村的生活质量不差于城市，所有人都能共享现代文明”“不仅在生产上要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在生活上也要不断为农民群众创造良好的条件”。他要求，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公共资源的投入由城市为主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把传统的村落改造为让农民也能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农村新社区。
2003年6月，习近平同志作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重大部署。2004年
7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龙头工程”，牵住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牛鼻子。
2005年8月，他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嘉兴现场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先锋工程、文明村、民主法制村建设以及农村康庄、万里清水河道、千万农民饮水、万里绿色通道、生态富民家园计划、万村文化阵地、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等工程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四）区域协调方面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提出并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促进了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领先的省份。本世纪初的浙江，在消除贫困县的基础上，2000-2002年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乡镇如期实现了脱贫目标，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区。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就到丽水、衢州等地进
行专题调研，部署把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作为推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不能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2006年，习近平同志强调，“进一步加大‘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和‘百亿帮扶致富’等工程的实施力度，着力形成区域间互动发展、实现共赢的格局”。2007年1月，他又强调，“把扶贫这件事扎扎实实做好。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比例是小的，人口是少的，好像无关浙江省大局，错了，一个也不能少”。
（五）软硬环境方面
习近平同志指出，浙江经济虽然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生活有较大改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乡居民收人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质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在扩大。”2002年12月，习近平在金华调研时，就特别强调“建设小城镇和新农村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落后的状况，首先要大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2003年5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省委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农村交通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必备条件，浙江要走在前列。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把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2006年3月23日，在省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学习会上，他要求“要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力度，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的供水、供电、环保、交通、通讯、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等公共服务的基础条件，继续大力实施城乡教育均衡工程、农民健康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工程、小康健身工程，全面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建立健全多层次、普惠性的农村社保体系，不断提高农村社保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将城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筹划，整体推进城乡配套体制改革、城乡政策体系、城乡产业、新型城镇化、“千万工程”升级、农民素质提升等工作，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牵引，建立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率先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激活等经验做法，
绍兴成为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试点。义乌首创首提、先行先试的宅基地“三权分置”被写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实施“两进两回”行动，推动科技进乡、资金进乡，青年回乡、乡贤回乡。2019年，嘉湖片区被列为全国城乡融合建设试验区。持续完善统筹城乡的政策体系。强化政策引领，制定实施了一批统筹城乡的专项政策，包括城乡社保政策、民政事业城乡一体化政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政策等，推进了城乡公共服务、资源要素一体化。持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坚持“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定位，2010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农业“两区”建设，2014年开始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省建设，2017年建设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2021年启动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双强”行动，浙江农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持续发挥城镇化在城乡一体化中的牵引作用。坚持统筹城乡的思路，2010年底在全国率先开启小城市培育试点；2014年提出以人为核心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
2017年在全省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补齐小城镇发展短板；2019年四大都市区建设开局，开启以都市区为核心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试点城市。持续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0年印发《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年印发《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7年提出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2021年开启以未来乡村引领美丽乡村迭代升级的新征程。持续提升农民素质。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培养高素质农民、培育乡村绿领人才。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定规律，这一规律跟国际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一）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多数年份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城乡收入倍差总体较小。1981年、198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29%、20.4%，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仅分别增长5.4%、-0.6%，这两年城乡收入倍差分别为1.83、1.53，1984年，城乡收入倍差由2.02降至1.5，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低。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快速增长，由1984年的669元增至1991年的2143元，名义增长2.2倍，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6元增至1132元，名义增长1.5倍，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扩大，1991年城乡收入倍差为1.77，仍小于2。
（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浙江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国企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如1992年至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11.9%、14.0%、12.0%，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8.8%、10.2%、4.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分别由1992年的2619元和1359元增至2000年的9279元和4254元，城乡收入倍差由1992年的1.93扩大至2000年的2.18。
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WTO，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浙江开始实施“八八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道路，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如2001年至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13.3%、13.4%、11.9%，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
2013-2022年，浙江人均GDP年均增长6.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3%，其中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6.8%和7.9%，城乡收入倍差连续10年缩小，至2020年降至1.96，为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2021年、2022年进一步降至1.94、1.90。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历史跟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演变的历史相似。如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普遍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的增加而缩少，基本上处于倒U形曲线的右半边。从整体上看，经济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较小，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便某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一个较小的状态，也存在再次变大的可能；不同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程度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速度慢、幅度小，有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速度快、幅度大。浙江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总体上将呈现缩小的趋势，但不排除个别年份或若干年份出现反复、有所拉大的情况。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历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浙江省委书记。这段历程，在习近平同志的地方领导实践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作为省委书记全面领导了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工作，更在于他提出并落实了作为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和总方略的“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为浙江转型发展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准备。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作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这就是被称作“八八战略”的浙江省域发展总体方略。20年过去了“，八八战略”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引领浙江一路前行。
曾与习近平同志搭班子的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表示，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八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与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吻合的。在“八八战略”里面，习近平同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体现出来。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造性提出了与后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精神高度契合的“八八战略”，引领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各方面走在前列。
吕祖善回忆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一开始就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到2003年春节前把11个市跑了一遍。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考。2003年7月10日，在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就是“八八战略”。
在当年，“八八战略”是为了浙江实现全面小康而提出的。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小康”目标，提出了“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人才强省”等一系列的发展要求，从中也反映了小康建设的全面性。在发展理念上，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和协调。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在部署和推进“八八战略”中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无论是谋划重大战略还是抓具体工作，都要有“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的态度，抓实抓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使为民办实事成为一种自觉、一种风尚、一种传统。
“八八战略”着眼于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将强省与富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着眼于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让城乡居民共享美好生活；着眼于创建打造“生态省”“绿色浙江”建设入手，确保百姓共
享宜居的生态环境；着眼于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探求浙江经济的新增长点，着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着眼于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着眼于构建为民办实事机制体制，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尊重民意、科学决策，实事实办、注重实效，保证为民办实事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习近平同理念，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新定位新使命，赋予的道路奋勇前进。
“八八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总纲领”。“八八战略”就解决新形势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命题进行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探索，深刻回答了怎样在省域层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怎样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等时代课题，为浙江谋志以“八八战略”为主抓手，创新实干、“八八战略”新内涵新任务新要求，更划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清晰路径，是管攻坚克难，解决了一大批涉及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等民生实际问题，展示了浙江进一步改善民生、实现省域内共享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彰显了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发展脉络。
20年来，浙江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出“最多跑一次”便民利民服务变革，推进“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完善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弘扬践行“浦江经验”，打造“浙有善育”“浙里优学”“浙派工匠”“浙里健康”“浙里长寿”“浙里安居”“浙有众扶”七张“金名片”，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加坚定了我们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的意志和决心。
今年7月，浙江省委举行“一以贯之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以‘两个先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打造‘重要窗口’”新闻发布会。易炼红表示，“八八战略”是全面系统开放的理论体系，打开了浙江高质量发展之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新境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与实践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讲：
“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八八战略”开出的是从长远和根本上破解浙江高质量发展难题的良方，率先开启了浙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征程，全方位提升了浙江的发展阶段、发展层面和发展水平。浙江每到改革发展的重大关口，只要用好“八八战略”这个制胜法宝，就能打开发展思路、找到突围出路、拓宽前进道路。对于浙江来说，不管形势怎么变、任务怎么变，都必须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长远管全局管根本的。
“八八战略”是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大宝库”。“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精神要旨上高度契合、战略指向上高度一致、实践要求上高度一贯。一方面“，八八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八八战略”。
“可以说，在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就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八战略’深刻改变了浙江、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世界，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程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易炼红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①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指导浙江工作时指出，他在浙江工作时省委就提出了“八八战略”，“八八战略”和“四个全面”在精神上是契合的。“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浙江量身定制的总纲领总遵循，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精彩蝶变
②，奠定了浙江经验的基本形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和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③。从“八八战略”引领下的浙江经验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国家治理，不仅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而且处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二者逻辑上贯通、精神上契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开创并不断续写的大文章，承载着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凝聚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奋斗和创造。“八八战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中的华丽篇章，二者虽然形成时间有先后、布局范围有大小，但共同贯穿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主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体现着党领导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一脉相承，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实践推进强国事业、民族复兴。
省”“生态省建设”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为基本内容的“八八战略”科学理论体系，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不断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引领力和时代精神，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浙江的创新和发展。同时，“八八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弘扬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形成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成为浙江省委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行动指南，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精神动力，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知行合一的理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着眼于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战略思考、战略谋划和理论建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管党治党等重大问题上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等地的地方实践进行提炼升华，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形成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有力回击，成为进一步引领“八八战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旗帜。可见，“八八战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一脉相承，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
等收入陷阱”，形成承接历史、引领未来的“八八战略”，努力从中国社会发展逻辑中把握浙江发展的历史方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继承与创新。由此，“八八战略”不仅是对浙江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历史总结，同时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先行征程，引领浙江从经济大省走向经济强省、从对内对外开放走向深度融入全球、从总体小康走向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整体跃升，推动浙江在改革创新、小康社会建设、依法治国、共同富裕和从严治党等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逻辑主题出发，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大逻辑中，从中华民族5000年社会发展的历史大逻辑中，从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大逻辑中，科学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和历史脉络，清醒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历史方向，深刻总结包括“八八战略”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创造，把地方实践和基层经验逻辑地、历史地提升为全国布局，从“全面”的历史新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引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走向未来。历史表明，“八八战略”奠定了“四个全面”战略的逻辑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八八战略”基础上作出的新的历史创造，两者之间充分体现了时间上的继起性、空间上的延展性和历史上的传承性。
“八八战略”提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创新发
展理念的浙江探索和实践；“八八战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是协调发展理念的浙江探索和实践；“八八战略”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和交流，这是开放发展理念的浙江探索和实践；“八八战略”强调发挥浙江生态优势，打造“绿色浙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浙江探索和实践。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谋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仍然高度关注“八八战略”的浙江实践。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考察时，反复谈到“八八战略”，勉励浙江干部要“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②，指导和推动“八八战略”的新实践、新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体现出从区域到全局的实践特征和实践逻辑。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浙江区域发展的“八八战略”为实践起点，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比较、研究、总结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发展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布局。2014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思想。一个月后，他在江苏调研考察时又将“三个全面”提升为“四个全面”，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央精神与地方创新相统一、时代要求与群众愿望相统一、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相统一，指引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进入新的实践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八八战略”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区域实践，蕴含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二者在实践逻辑上相贯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总纲的“八八战略”与作为国家战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重要成果，二者既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贯通，又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的精神契合。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八八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不仅是党领导制定并努力付诸实践的发展战略，同时是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战略，二者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人民大众的价值目标和诉求愿望具体化、时代化。“八八战略”形成过程中，习近平先后深入浙江全省40多村、社区、市县和省直单位专题调研，强调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各级领导干部为“官”一任，就要尽到造福一方的责任，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自己做“官”，要跟着群众跳火坑，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从而使“八八战略”成为亲民、爱民、为民、惠民的民心工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在部署和推进落实“八八战略”过程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自觉把党的群众工作体现在为群众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行动中，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利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样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强调人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也是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强调，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情感，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着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全会多次强调，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反腐败斗争必定胜利；“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让群众更多地感受到正风反腐的实际成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是“四个全面”战略与“八八战略”的共同价值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八八战略”的共同价值旨归。
是我们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工作方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和强大武器。“八八战略”的形成、实施和发展，靠的是实事求是，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力倡导求“四真”、务“四实”，正确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要注重做大量铺垫的工作，不要只想拿军功章、立凯旋柱。由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成为“八八战略”的核心和关键，并贯穿始终、善作善成。“八八战略”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这两个关键问题，就是跑遍基层、跑深民意、跑透省情的结果，就是对浙江省情、民情的实事求是把握，就是直面问题、破解难题的求是求真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八八战略”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研提出来的发展战略。同时，他还强调推进“八八战略”不要口号化，口号化最终就是泡沫化；要抓实实在在的、有针对性的工作。①“四个全面”战略的形成和推进，同样靠的是实事求是，同样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植根基层、来自基层的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派”的鲜明品格，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四个自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同时，强调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直面妨碍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啃“硬骨头”“涉险滩”，冲破旧有思想观念桎梏，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从区域经验到大国治理，从“八八战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髓和灵魂，处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做决策办事情的实事求是本质和要义。
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上的“正统性”和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八八战略”作为浙江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其蕴含的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的总体性特征，注重发展的全面性、总体性和协调性的方法论原则，不仅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体性特征相契合，而且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相契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是统筹兼顾、总体性推进战略思维和方法论的经典之作。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思路、发展方法不断转化为各级党委政府谋大局、抓大事的工作布局，不断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不断转化为全国各地推进区域战略深化细化具体化的工作举措。“八八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蕴含的方法论，直接耦合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和总体性原则，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和总体性原则。如果说“八八战略”的制定、实践和发展，是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运用于中国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它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集中体现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八八战略”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省域实践和成功范例，“八八战略”蕴含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从“八八战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逻辑贯通、精神契合，而且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篇章。
“重要窗口”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的先行坐标，“两个先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层面的积极探索和率先实践。①“八八战略”及其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创新“浙江现象”，丰富“浙江经验”，塑造“浙江精神”，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浙江素材”和实践依据。“四个全面”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
新的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政治保证四者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每个方面都强调“全面”，并注入新的内涵，提出新的要求，明确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总框架，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进党的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发展，也为“八八战略”深入实践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目标、新遵循、新动能。
②“八八战略”的新实践新发展，大大丰富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勾画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路线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更为明确，发展布局更为科学，战略举措更为有效。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方略，成为指引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大战略纲领，为人类社会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对推动世界治理思想的变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八八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省域层面的具体实践和系统工程，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浙江落地生根。20年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的示范引领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形成了“经济倒逼转型、主动引导，政治基层民主、有效政府，文化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社会城乡一体、平安和谐，生态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党建巩固基础、发挥优势”的浙江样本，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也为浙江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了独特优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站在时代前沿对国家治理体系“四梁八柱”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而且是立足“两个大局”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战略举措要紧紧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战略目标，从而整体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延以统领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不断转变执政理念、执政理论、执政方式，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浙江以“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为新起点，全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探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走前列谋新篇，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8-19报告从六个方面做出概括，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发展总纲领，对浙江发展做出的战略性思考和总体设计，其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六个必须坚持”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发的重要理论基石。习近平同志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和省情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八八战略”，即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成为浙江改革发展的总纲领。“八八战略”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其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普遍规律性和科学真理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时代、把握全局、引领发展。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多次强调，“心无百姓莫为官”“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2]26。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通过广泛调研，深入田间地头、港口码头、工厂车间了解民情民意，这样才能掌握民众的期许和冷暖安危，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问题着手，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
抓落实。“全省各级各部门都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重大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加以体现，在工作部署中加以落实。”[3]75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系统是若干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八八战略”作为浙江省发展的顶层设计，内涵十分丰富，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都有机联系起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关注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八个方面的优势和举措不是单向度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协调的统一整体，凸显了对浙江改革发展的系统重塑和整体设计，尤其注重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2004年3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平安浙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内涵相当丰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抓住重点，又要把握全局，做到重点突破，整体推进。”[3]239“八八战略”实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生动实践，统筹推进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科教强省和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生态浙江的综合建设，同时统筹协调山海资源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花大力气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通过推进“山海协作工程”“百亿帮扶工程”，加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纵横合作，浙江率先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正确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浙江在富民强省的道路上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和深层次矛盾问题，如何破解“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习近平同志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面对稳定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协调发展、社会治安等与群众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的突出问题。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而且从时代和大局的高度认真对待，仔细研究，科学分析问题的成因，并寻求对策破解问题，做到出实招，见实效。实际上，针对“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的“八个方面的举措”都是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的，比如推进城乡一体化，主要还是针对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等问题。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潜在的优势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优势，原有的劣势才能转化为新的优势。“干在实处”还必须“干在难处”，时代进步总是在解决时代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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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智囊团”系列№622（40篇）2023年“八八战略”素材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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